材料一   纵观中国古代文官选拔制度的发展趋势，其选拔范围在不断地走向扩大和开放，逐渐由统治阶级内部选拔发展到向全社会开放。隋唐时期，中国再度实现了大一统，创立科举制，把平等竞争机制引入选官制度，向社会各阶层人士敞开了入仕的大门，使封建政府可以从社会各阶层吸纳大量优秀人才进入各个管理部门。

——摘编自张国安《中国古代文官选拔制度及其现代借鉴》

材料二   18世纪以前，欧美各国文职官员的选用，或实行个人赡徇制，或实行政党分肥制。这些文官任用方式不可避免地导致任用私人，带来结构性的贪污腐败，使各种无能之辈充斥于政府之中。……到19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完成，处于上升发展阶段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官员选用方面也日益要求向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在西方社会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时期，科举制体现出的“机会均等”原则曾使许多人大为惊叹。1850—1870年间，许多杂志介绍中国科举制的选官程序和方法。1855年，英国开始实行文官考试制度，确立考试竞争和择优录用原则。1870年，英国完成了文官制度的改革，实现了从直接任命官职到公开竞争、考试录用的重大转变。

——摘编自刘海峰《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

材料三   在1979年颁布的《关于实行干部考核制度的意见》中，把考核的对象划分为技术类和党政类，考核时各有侧重，体现了分类管理的思想。技术类干部侧重能，如专业技能、业务熟练程度、科研成果等。党政干部侧重德，考核的内容大多都是关于政治思想方面。考核干部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把平时考察和定期考核结合起来；同时，把考核结果同干部的奖惩和晋升链接起来。“对于未能达到考核标准的干部，要在实践中加强锻炼，限期达到考核标准。经过两次考核达不到标准的，要调离现职，分配其他工作，有的要降职使用。”

——摘编自张东川《我国公务员考核制度研究》

博物馆和近代民族国家

18世纪末的欧洲，博物馆向大众开放的呼声日益高涨。1830年落成的柏林第一座公众博物馆——“皇家博物馆”，藏品及建筑物的主人是帝王。博物馆位于皇家花园乐趣园之北，与普鲁士皇宫遥遥相望，东有象征神权的普鲁士宫廷教堂，西有昭示军威的军械库。它立于高台之上，屋顶安置着象征普鲁士文化影响的鹰和狄俄斯库里（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孪生神灵）雕像。

因收藏猛增，“皇博”难以胜任，威廉四世下令将“皇博”之北的地段专门用于新建博物馆、学术机构及大学，并称之为“艺术和科学的自由之地”。新博物馆采用了蒸汽压桩机、蒸汽动力升降机等工具，并用火车将建筑材料直接运入工地，内部还大量使用预制铸铁构件。1855年该馆完工，成为当时舆论的焦点。1867年，出于政治需要，用于收藏当代德语艺术家作品的“国家画廊”工程动土，1876年对外开放。

材料一   科举始于隋唐时期，是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士子自幼习诵儒学经典，皆以科考为目标。到了清代，科举考试内容仍以四书五经为主。19世纪中后期，工矿企业大量出现，铁路、轮船等新式交通事业逐步发展。20世纪初，清政府增设外务部、商部、学部、度支部、法部、邮传部等新机构。1905年，清政府颁布谕令，规定自次年起停止科举取士制度。1915年，民国政府公布了《文官高等考试令》等法令。

材料二   19世纪，英国政府除了国防、财政、税收、社会治安等传统事务外，还要管理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新事务。当时国王、贵族仍主导着文官的任用，政府部门工作效率低下。曾任驻华领事馆翻译的密迪乐提出，英国应该采用中国科举制公开竞争的原则，面向全体国民，实行考试录用官员的制度。1850—1870年间，许多杂志介绍中国科举制的选官程序和方法。1855年，英国开始实行文官考试制度，确立考试竞争和择优录用原则。1870年，英国完成了文官制度的改革，实现了从直接任命官职到公开竞争、考试录用的重大转变。

材料 “修昔底德陷阱”几乎已经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修昔底德陷阱”这一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说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如雅典与斯巴达之间使得成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

材料一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崇尚节俭和力戒奢侈是一以贯之的信条，也是社会各阶层共同推崇的道德风尚和消费观念，被视为国之大脉、家之根基。

明代中期以前，豪富之家不乏骄奢之实例，但就整个社会而言，还未形成挥财斗侈的风气，社会仍以淳朴为本色。晚明社会奢靡之风大起，从名公巨卿到富商大贾皆穷奢极欲，以财自豪，乃至整个社会都竞相仿效，崇尚侈丽。此风“犹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

材料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重商之风日益兴盛，人们的消费观念开始发生转变。

——摘编自赵德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

1931年，鄂豫皖苏区正式实行“红军公田制度”，先后颁布了若干文件，具体规定如下：“每乡留一石至五石为红军公田，分给红军中由白色区来的贫苦农民和俘虏哗变加入红军的士兵。”分配土地时应“首先把红军的田分好”，红军公田“不要山地，顶好路边的好田”；公田的耕种“由乡苏维埃负责召集当地群众举行会议讨论代耕办法，顶好由代耕人公举一二人经常负看管责任”；收获的产品“代耕人得十分之三，红军得十分之七”等。

1931~1932 年鄂豫皖苏区人口总数及红军战士人数表

材料一   1895年，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提出，“欲强国必须强民，欲强民必须强体”、“惟其以尚武之精神”，加强军队将士身体锻炼。1902年，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遵循“仿洋改制”，“德、智、体”三育并重，主张清政府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体育，将体育普及于全体国民、服务于全体国民，积极倡导妇女不缠足运动，加强女子体育从而实现中国“人种”的改良。

——摘编自《康有为体育思想考析》

材料二   苏区到处都在进行体育比赛，发展红色体育运动……陕甘宁边区通过实行三三制、精兵简政、土地改革、大生产运动和经济文化建设进行根据地建设……延安军民自力更生办体育，一方面结合军事训练开展射击、制杀、投掷、越障碍、跑步等活动，另一方面开展各种球类、体操等体育项目，把适当的生产运动体育化，把大众习作的东两体育化。1942年李富春在《新华日报》上指出：每个人都要有能锻炼身体的一种运动，要经常的进行……120师“战斗队”、抗大总校、“八办”等曾多次与国民党军队共同开展体育活动。

——摘编自《延安体育之研究》

材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生存与发展，首先必须扫除战略思维上的障碍。在信息化、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的角逐有什么变化？政治战：当今强权国家已将政治战作为攻击其他国家的一种重要手段，其残酷性仅次于军事手段。经济战：经济不仅是一切军事、政治斗争的原动力，而且已经成为兵不血刃地攫取战略利益的直接手段。文化战：自经济全球化以来，西方强势文化传播主要以价值观征服、战略传媒欺骗、战略文化渗透、战略舆论攻击、战略心理攻击为手段，影响甚至部分改变其他国家的文化体系。外交战：在国际斗争中，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仅取决于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综合力量，还取决于该国运用外交战略。高明的外交手段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一国实力的不足。当今研究外交并制定对外政策，需要知己知彼；必须立足于对世界大势和各国国情的深刻认识，才能在复杂的国际关系格局和博弈中，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摘编自孟宪生《审视全球化时代国家角逐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