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美国经济史学家让德弗里斯认为，工业革命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有很多缺陷，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要用“勤劳革命”这一个新概念来取代“工业革命”。因为1500~1800年出现的产量扩大主要是因为使用更多的劳动力，而不是出于任何生产力的突破。“勤劳革命”是一个以家庭为基础的资源重新配置过程，它会增加商品和劳动力的供给，又会增加对市场销售商品的需求，它由商业刺激（相对价格的变化、交易成本的减少）和口味变化来共同促成。

——摘编自舒小畇《工业革命定义之争

材料   1949—1951年是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初始阶段。在这个阶段，高等牧育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改造旧式教育和恢复学校秩序。1949年底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规定；建设新技育“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的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1950年6月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颁布的政策规定：第一，在招生考试方面，“对具有相当工作历史的革命干部、工农青年予以特殊照顾”；第二，在课程设置方面，“废除政治上的反动课程，开设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政治课程”；第三，在管理体制方面，“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对全国高等学校均负有领导的责任”。《人民教育》发文评价道：“新学制是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政策在新中国现阶段教育制度上的一种体现，它总结了二十余年来各革命根据地的教育经验。”

——摘编自际磊粟洪武《也论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高等教育改革》

材料   陆皓东（1868-1895），生于广东香山的一个商人家庭。他明辨事理、刚强不屈，自幼与孙中山交好。1883年，孙中山自檀香山回国，两人交往更加密切，陆皓东接受了许多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1890年，陆皓东自上海南下，往返于香港、广州，探求革命救国途径。1893年，他与孙中山等人在广州筹划创设革命组织，决定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1895年，兴中会总部在香港成立，开始策划武装起义，计划袭取广州为革命根据地。陆皓东亲自绘制了起义所用的军旗，并在广州协助指挥调度。后起义计划泄密，陆皓东为销毁革命党人名册而未能及时撤离，在指挥机关被捕。面对清朝官吏的严刑审讯；他坚贞不屈，慷慨陈词：“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遂英勇就义。

——摘编自李新等主编《中华民国史·人物传》

材料对于唐宋之际诸多社会变革的评价,国内学界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认为“其变化之巨并不亚于春秋战国之际的转变”;二则认为“对比唐宋时代,从阶级状况到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文化等,列举出不少变化的史实。然而若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则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小变革期”。对于唐宋变革的社会性质,日本学者认为唐是中古之末,宋是近世之始。宋元社会发展进入“与文艺复兴时的欧洲、伊斯兰教期的西亚平行的中国的近世社会形成期”。而国内学者在相当长时间内以为“这场变革的性质无疑属于封建社会内部的变革。

——摘自李华瑞《“唐宋变革”论与唐宋之际的变革》

材料一　　法国“1875年宪法”充分地反映了共和派和保皇派的相互斗争、相互妥协而达到的力量平衡。法国各政治派别对它的理解各不相同，令它随着各种政治势力的变化而被赋予不同的内涵。1876年3月，在新的众议院中共和派占多数，但参议院还掌握在保皇派手中。1878年1月，共和派趁参议院三分之一议员改选之机，赢得了参议院的多数。后来，共和派格列维当选为总统。至此，参众两院、内阁、总统职位已尽数被共和派掌握，共和派全面胜利的格局已然形成。

——摘编自吕一民《法国通史》

材料二　　关于临时政府的组织形式问题，《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有很大的不同，即改美国式的总统制为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孙中山本来是坚决主张总统制而反对内阁制的，他之所以赞同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改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显然有限制袁世凯专权以保障民主共和而维护民国的目的。在北洋政府的整个统治时期，除了短暂的两次流产的帝制外，名义上一直挂着“民主共和”的招牌，而实际上这个政权是官僚军阀的独裁政权。

——摘编自杨天宏《论<临时约法〉对民国政体的设计规划》

材料 杨时（1053~1135年），字中立，号龟山，福建将乐人。杨时师从程颢、程颐兄弟，一生精研理学。他继承并发展了“二程”的思想体系，后人称其学说为“程氏正宗”；又吸收了张载“气”的思想，使理学更加系统化。相传杨时从程门辞别南归，程颍送别时说“吾道南矣”。据《宋史》、明弘治版《将乐县志》等记载，一次，杨时与好友游酢赴洛阳拜见程顾，“颐偶暝坐，时与游酢侍立不云。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留下了“程门立雪”的佳话。杨时的弟子有罗从彦等人，罗从彦传弟子李何，李何传弟子朱惠。朱惠称颂杨时为“孔颜道脉，程子箴规，先生之德，百世所师。”杨时“倡道东南”，对闽中理学的兴起居功至伟，被后人尊为“闽学鼻祖”。杨时的著作有《二程粹言》《龟山集》等近十部，将乐至今仍存留杨时故里、杨时墓、龟山公祠等遗迹。

——据常乃惠《中国思想小史》等

材料   1898年5月，张之洞在奏章中提出“尚武救国”的改革倾向。他指出西方国家以尚武为荣，中国的富强之路或可通过“寓科举于行伍”而实现。1904年1月13日，张之洞等人制定“癸卯学制”，更加重视“尚武教育”，规定各学堂一体练习兵式体操以肄武事，并于文高等学堂中讲授军制、战史、战术等要义。1906年《学部奏请宣誓教育宗旨折》把“尚武”与“忠君”、“尊孔”、“尚公”、“尚实”等结合起来。一时间尚武教育思想得到了社会舆论的赞同。如《大公报》即撰文评论说“既可舒畅筋骨，又可熟悉步伐，由此进业，大可鼓气尚武之精神也”。

梁启超“欲先新吾国，当先新我民”的思想也是近代尚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1902年，他提出要想提高国民素质就必须要以“尚武”为培养“新民”的途径。他说“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立国者苟无尚武之国民、铁血之主义，则虽有文明，虽有智识，虽有众民，虽有广土，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

——摘编自谢忠强《近代中国尚武思潮论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