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灭义渠后在西北地区设陇西等三郡；开岭南，在南越之地设置南海等郡。汉王朝亦然，在匈奴故地陆续设立敦煌郡等，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西域都护是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其职责主要是维护当地秩序，保障丝绸之路西域南北道的安全和畅通。秦从匈奴手中夺得河套地区后，就以“益田一顷，益宅九亩”的“拜爵”方法，将数以万计的中原汉族军民，“戍以充之和迁去开垦土地”。有汉一代，更是大规模实行屯田戍守、徙民实边的政策。自汉代起，“汉人”作为华夏民族的称谓已为境内外普遍接受。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的融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内地居民迁入边地，对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

——摘编自徐杰舜《秦汉民族政策特点初论》

材料二   “李唐起自西陲，历事周隋，不唯政制多袭前代之旧，一切文物亦复不间华夷，兼收并蓄。”北朝的胡人君主，都有大单于和中国皇帝的双重身份。唐太宗继承了同样的传统，一身兼中国大皇帝和草原上天可汗。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有特辟的交通路线引向长安，号称“参天可汗道”。唐朝周边的许多地区实际上仍由原来地方族群的领袖管理，他们有“大都督”“大都护”这一类的名称，甚至还加上唐室中央政府的官衔。

——改编自向达《唐朝与西域文明》

材料三   习近平主席指出：“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高举各民族大团结旗帜，引导各族群众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与此同时，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也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民族关系与世界关系上展现出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

——改编自陈积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时代背景》

材料一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及时吸取教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适时地把革命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相继开辟了井冈山、湘鄂赣、闽浙赣、鄂豫皖等农村革命根据地。在领导各根据地苏维埃政权建设的过程中，工作人员的合理任用日益成为一个关系苏维埃政权稳固的关键问题。早期的《苏维埃组织法》就对区、乡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委员的产生作了明确规定，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突出民意，扩大工作人员的群众基础。但由于当时的战争环境，很多措施并没有得到实施。1931年10月，第三次反“围剿”斗争胜利以后，根据地度过了一年多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党领导苏维埃开展了大规模的政权建设，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苏区实际斗争的需要，在1931年11月成立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为苏区工作人员的任用提供了强固的政权载体。随后，中央执委会相继发布了《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细则》等法律文件，使苏区政府的人员任用真正进入一个制度化、程序化阶段。

——摘编自步海洋、朱小理《论苏区干部任用制度的特点及其启示》

材料二   1721年，英国议会首次对行政高官进行质询。1783年，下院议长宣布，任何议员都有权向大臣或官员提出问题，被质询者可以答复，也可以拒绝答复。1835年，质询首次出现在英国议会下院的议事程序单上，并公布于众，被质询者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做出答复。从此，质询成为英国议会对内阁进行监督和问责的一项固定制度。进入20世纪后，质询时间固定为星期一到星期四每天下午1个小时。对于普通质询，被质询人可在7天内答复；对于紧急质询，被质询人必须在3天内答复。70年代后，下院设立了与政府工作相对应的多个专门委员会，各委员会可以分别就政府的内政和外交问题向有关政府官员提出质询，发现政府工作中的问题，督促有关部门加以改善。

——埃弗尔·詹宁斯《英国议会》

材料三   中国公务员必须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挥卫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公务员制度是党的干部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公务员的管理上，强调要坚持党的组织领导，保持党对政府重要领导人送的推荐权。我国公务员制度没有“政务官”与“事务官”的划分，这是由于我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不搞多党轮流执政，所以不存在政务官与事务官的截然分野，而西方文官制度则实行“两官分途”。做人民公仆，为人民办事，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这是中国公务员最根本的行为准则。

——摘编自俞悦《从英美文官制度看中国“公务员”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