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英国文官制度改革前，大选中获胜的政党会任命利益相关者担任一些官职，进行所谓的政治“分赃”， 而两党交替执政的局面也使当时政府人员不断更替， 随之而来的便是工作效率下降、 决策迟疑以及政策连续性不足等一系列问题。 英国政府迫切需要进行一场改革。1853 年， 查理·屈威廉和斯坦福·诺斯科特作了一份被称之为“纲领性文件”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英国现代文官制度的几条重要原则：文官分为两级，高级文官负责政策执行，低级文官处理日常事务；文官筛选录取的方式为公开考试， 高级文官的考试内容以“牛津和剑桥大学的课程为主”，因此低级文官晋升成为高级文官可谓少之又少； 文官的晋升与提拔依靠其政绩与勤奋程度；文官没有政治偏见。文官制度改革跨越数十年，最终以1870年英国再次颁布法令，规定多数重要文官职位必须通过公开竞争考试择优录用，文官制度才得以确立。
——摘编自王康旭《浅议十九世纪英国文官制度改革》
(1)根据材料，概括英国文官制度改革的内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英国文官制度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英国文官制度改革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我国古代社会有许多救助、济贫的思想，以国家的“民本”“仁政”和“大同”思想最为有名。《礼记》曰：“以保息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先秦时期对“老弱群体”实施救助的始源，奠定了中华民族救济的实践基础，如齐桓公时期采用的“赈孤寡，收贫病”。汉朝为穷人设立了专门的收容机关。唐宋时期，出现专门救助贫穷老人、病人、残疾人及孤儿机构。元明清时期对“老弱群体”实施救济的措施得以完备，出现了“问责”条文，民间救助得以发展。元明两代以养济院为主，另外还设安乐堂、栖流所、惠民药局等救助机构。
——摘编自诸葛至辉等《浅议我国古代的社会救助制度》
材料二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为世界上首个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我国贫困人口累计减少了7亿多，贫困发生率下降为5.7%，实现了“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快速度的大规模减贫”。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截至2015年年底，减少到了5575万人。中国扶贫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贫困标准逐年提高，贫困地区内部差距扩大，“绝对贫困”问题减少了，“相对贫困”问题却日益显著。在新常态下，传统的工作手段和方法已不适应中国新时期的扶贫要求，要打破禁锢思维，寻找新的突破口，就需要建立新的扶贫工作体系，而精准的贫困人口“进入-退出”制度则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摘编自国务院新闻办《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济贫实践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时期我国农村扶贫工作取得成就的原因。
材料一 明太祖初一海内，仍元制，设中书省，综理机务。行之一纪，革中书省，归其政于六部，遂设四辅官。又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而其官不备，其人亦无所表见。燮理无闻，何关政本，视前代宰执，迥乎异矣。成祖简翰林官直文渊阁，参预机务，有历升至大学士者。其时章疏直达御前，多出宸断。儒臣入直，备顾问而已。
——摘编自张廷玉《明史》卷一〇九
材料二 阁臣至仁宣，以部院职、兼公狐衔地位骤显。也以票拟之预政形式，在明最高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之裁决权、执行权间构成一个中介程序。仁宣以来，阁臣多进士资格，翰林起身，识达大体，谙熟政令。且综理庶务，少搀杂各部门本位之偏狭，平章政事，更能拿出较为公允贴切之意见，其缓冲君主个人意志与国家机构职能之对立，调整国家机器合理运行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摘编自姜德成《明代内阁制浅议》
(1)据材料一，指出明朝前期对传统中央官制创新的主要史实。与材料一相比，材料二中阁臣权力有何变化？
(2)据材料二，指出明中期阁臣对政治建设的积极作用；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在我国古代并没有“协商民主”的概念，但也存在着许多蕴含或体现协商元素的实践。朝堂议事机制就是我国古代王朝统治者们所实施的一种听政议政机制，具体而言就是各个王朝统治者们为解.决事关国家或民族重大问题，以及其他统治事宜而开展商讨的一种决策机制。虽然这种机制涉及的仅仅是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少数人，是一种内输式的、精英阶层的协商，但仍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除了这种发生在统治阶级内部的传统协商机制之外，还有诸多发生在官府和百姓之间的协商机制，主要包括官府与百姓之间对话的官民对话机制、民间人士评议治国事宜的庶民议政机制、谋士说客建言献策的游说论证机制。这些机制发生与存续的政治环境多数是专制统治制度，其根本目的也是为了维系统治者的专制统治，但是这些机制的运行也确实为广大百姓谋得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合法合理的利益。
——摘编自杨守涛《我国古代协商传统研究》
材料二 近代中国“协商政治”是从追求“议会协商”开始的。《辛丑条约》签订后，晚清政府对其政治体制进行了一次革新，试图通过立宪改革来挽救其败亡的命运。谘议局与资政院就是立宪改革的重要举措，它们是清政府试行议会、开放政权的第一步。谘议局和资政院的设立，满足了新式士绅阶层参与政治的愿望，为“制度化容纳民意”提供了参考和实验平台。清政府被推翻后，承担向议会政治过渡职责的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终止了自身的历史使命。中华民国成立后，乱象丛生。社会对以武力为手段的革命空前崇拜，认为革命是“救亡图存、解决内忧外患的根本手段”，而勃兴于晚清后期的“协商政治”精神在“革命与反革命”的语境中被湮没，之后又在早年国民党的一党训政体制中彻底沦为边缘角色。
——摘编自周巧生《近代中国“协商政治”的制度渊源探究》
材料三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时就注意发挥协商民主的作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将协商融入政治生活中，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通过有效协商开展合作基本消灭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协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1945年抗战胜利，重庆谈判达成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共识，从此“政治协商”承载了国人对战后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状况下和平建国的美好愿望。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协商会议虽未落地生根，但这种集众家之长、和平协议国是的传统却被中共和民主党派继承下来，并在1949年召开的新政协发扬光大，直至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摘编自张晓《浅议中国的协商民主制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协商机制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近代协商政治发展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共产党实行协商民主的意义。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
材料一：清政府将代表内地经制州县基层组织的保甲、汛塘等移植至改流后的地区，并且设立国家军队，施行儒家教化，责令习读《圣谕广训》等儒家经典书籍，逐步培养他们的忠君观念和君臣尊卑思想，以实现王朝国家权力所不及地区与内地早日实现一体化。随着改土归流的推进并派驻内地流官对基层深入治理，加之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与内地治理模式差异较大，或因地方势力过于强大，清政府通常做法是“土流参治”，虽以流官治理为主，但也充分尊重少数民族长久以来生产生活所延续下来的行为方式，甚至会吸纳当地曾经的土司头人协同治理。
——摘编自聂迅《清代土司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体系重构：以改土归流地区为中心》
材料二：英国有着深厚的地方自治传统，被誉为“地方自治之母”。都铎王朝时期，地方自治……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地方自治权限得到很大发展……1835年市政法案规定由领取薪水的行政人员来执行地方政府的工作，并对郡治安法官进行分权；1888年，英国下院通过了《地方政府法》，规定郡议会每年集会四次，居民成为自治主体……随着各种机构的不断设置……中央政府加大对地方的行政监督。
——摘编自孙宏伟《英国地方自治的发展及其理论渊源》
材料三：近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是在延续“皇权不下县”的治理方式之下，民众面对的是乡绅，而不是代表国家权力的县一级政府。基层社会的乡绅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实际主体，充当了政府官员和当地百姓之间的中介人。政府“治理”角色的缺位，基层乡绅“治理”角色的出现，成为近代中国“自治”观念传入的社会背景。当士绅这一群体离开庙堂回归基层社会的时候，就成为基层社会中集民望、学识、威望和能力于一身的领导者，成为道义上和实际上的基层社会的治理主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乡绅逐渐在农村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家族组织，政府给予乡绅及其家族组织充分的尊重与信任，并利用这些基层组织获取资源、履行维持秩序和劝课农桑等重要职责。
——摘编自刘凤雪《近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与“自治”观念的中国化》
材料四：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采取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完成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年，政务院颁布《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确立乡和行政村为乡村的行政区域，乡人民政府和行政村不设置内设机构，只设置专职或兼职的工作人员。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明确乡镇为基层政权。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进，1956年和1958年是农村党员发展的两个高峰期，探索出“支部建在村庄”、“支部建在生产单位”等经验，组织农民参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现代国家建设。
——摘编自董帅兵《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历程、基本经验与实践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政府加强“改土归流”地区管理所采取的措施。(2)根据材料二，指出英国地方自治制度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乡绅在农村基层治理中充当重要角色的原因。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总结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探索乡村治理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材料 明代万历年间瘟疫流行。旱灾经常与瘟疫相伴随，使瘟疫迅速蔓延，加重瘟疫的危害性。旱灾有时还伴随蝗灾，旱灾导致禾稼尽，饥荒不断，粮价飞涨，人相食。“民饥多疫”是万历年间瘟疫发生的典型特征。除了旱蝗灾外，受地理环境影响，一些地区受到其他灾害的影响也比较大，这些灾害同样与瘟疫相伴随。像一些地区经常受到水灾影响，如上海嘉定县万历三年乙亥，大水疫。万历年间的瘟疫除了与其他灾害相伴随的特点外，还有种类复杂多样、患者症状不一、传播速度快、死亡率高的流行特点。万历年间瘟疫流行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造成人口大量死亡，还造成社会秩序混乱。朝廷停止大型工程，诏免灾区夏粮秋税，留以充赈并督促地方官员维护好社会秩序。《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记载了万历年间一些应对瘟疫医术高明、积极作出贡献的医生，如浙江周行县蔡系施药，救活数万人。
——摘编自王金鹏《明代万历年间瘟疫的流行与防治》
(1)根据材料，分析明代万历年间瘟疫的流行特点。(2)根据材料，概括明朝防治瘟疫的措施。
材料一 “经济全球化”指世界经济活动形成全球范围内相互依存、联系的有机经济整体。经济全球化是国际变量连续变化而导致的一国市场和国际市场的融合。其发展过程为：新航路开辟后，加紧了世界各地区间相互联系，全球化趋势初露端倪；两次工业革命完成后，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市场，但由于两次世界战争的出现，使得全球化进程陷入困境；二战以后，在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技术革命推动之下，世界各国之间经济活动密切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苏联解体，中美关系缓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制度进行改革推行市场经济制度等，加强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经济联系，全球化趋势得以迅猛发展，并影响到政治、文化等领域。
——摘编自高晶侯雪璟《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冲击与挑战》
材料二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今天要解决的问题是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从国际角度看，既需要建立健全有效治理机制，也需要树立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从各国内部角度看，需要出台更具包容、普惠、平衡性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尤其是完善社会保障政策，以更好融入经济全球化。习近平主席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刻反映时代潮流，代表人类文明进步方向，有利于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
——摘编自蔡昉《经济全球化潮流不可阻挡》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特点和影响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主要因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说如何应对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材料一 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历程，原始社会时期已经有对阴阳、生命的认知；殷商统治者用以龟卜等手段窥测天意。周人提出“天命靡常”的新观念，强调统治者要“以德配天”，汉武帝时代，董仲舒形成“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天人感应”思想。宋代，理学家对天人合一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掘，提出了“天地万物一体”的天人合性论。至明代，心学，发展了天人合一的观念，强调人心就是天理。
天人合一思想不仅培养了国民仁爱温良和善的品性，更赋予了中国传统法律特有的文化内涵。如秋冬行刑、秋审制度、主张刑罚适中、施行德教的制度与原则。将天人合一思想落实到国家治理的政治法律现实生活中，就是实现以和为贵的社会环境与氛围，这是中华法律文化中经世致用元素的重要体现，也是圣君贤臣希望能够达到的治国理政的最好境界。
——摘编自何勤华、张顺《从“天人合一”到“以和为贵”——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法理创新与实践》
材料二 宗教与法律作为调控社会的两种基本手段，具有某种共同属性并且紧密联系。法律在文化上的独立性，可以说是宗教文化长期培养的结果。法律最初的绝大多数禁条几乎都反映着宗教伦理方面的禁忌；最初的执法活动几乎全部被祭司所垄断，而法律观念则纯粹是一种宗教意识形态。“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被广泛传播，后来影响法律制度，产生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公元9世纪开始，大洋彼岸基督教的势力迅速扩张，以《圣经》为法律总源的教会法不仅牢牢掌控着整个宗教世界，同时也伸向了世俗社会。《圣经》对西方自然法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而《圣经》中诚实、公正的观念对形成西方衡平法‘诚实信用’原则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的”。自由、人权的理念，社会契约和自然法的一些基本原则也与宗教的新潮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宗教方面的共识深刻地影响着近代法律的面貌，甚至法律的通用语言、惯常程式，以及汇集而成的传统都是在宗教文化的氛围中发育成长的。
——摘编自王景斌、周伟科《从关联性视角看宗教与法律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形成的特点与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宗教对近代西方法律的作用。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法律与教化关系的认识。
材料一 古希腊古罗马的城市是成也贸易败也贸易。由于岛国城邦的更迭，地理位置和体制，早期形态的城市是防御为主；但是城市本身跟随贸易和工商业自发生长，城市或者城邦的存亡更选并不影响人民的富足安定。不同于欧洲地缘城邦和自由贸易的社会模式，中国由于喜马拉雅山脉的隔绝，相对安宁的延续了几千年的血缘宗亲和封建帝制统治，城市布局一直遵循天圆地方、阴阳五行、尊卑有序的文化指导思想，反映在城市平面形态上就是主座居中，左右对称的轴线布局手法。在实际的复杂的地理环境中，如山地、水乡，虽有一些变异，但也尽量遵循这一主导思想。
——摘编自张延生《中西古典理想城市的形态比较》
材料二 关于通商口岸城市形成中的传承与创新，费正清着重强调了西方文化的冲击，另一批学者则认为中国城市发展源于中国传统城市内部结构。建筑风格呈现中西合壁的特色，布局呈现中国传统建筑空间与近代化街道空间的结合。通商口岸城市选址时倾向于远离老城区之处，以环城道路代替封闭性城墙。从全国口岸城市来看，西北城市依山布局，江南城市临水设街，平原城市平缓开阔，沿海城市随海就势。城市出现工业区、工业居住区、物流区、集体住宅、商业区、行政区、娱乐区等新的功能分区，并不断向城市郊区或外围乡村扩展。
——摘编自《中国通商口岸城市平面形态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影响古代希腊罗马和古代中国城市布局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中国近代通商口岸城市的布局特点。
材料一 当生产力发展到个体小家庭能够独立完成再生产全过程时，以大家庭为单位的集体劳动容易挫伤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孝公三年（前359年）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通过加倍征收赋税来强制推行以一夫一妻及其未成年子女构成的小家庭。孝公十二年（前350年）颁布的《分户令》更为严厉：“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通过析分民户，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成为秦国社会最小的组成单位，这样就形成了大批的个体小农。在地广人稀的秦国，二男以上分立门户，各自可授田百亩，大家庭里的劳动力被挖掘出来，成为国家的佃农，国家控制的人丁大幅增加；这些人丁自立门户，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粮食产量也相应增加。
——摘编自高士荣《秦国商鞅变法中〈分户令〉的重大意义》
材料二 古罗马的不断扩张使“住在意大利而以务农为业的罗马公民和意大利公民的人数大为减少了，这不仅由于战时的死亡，还由于不断地向外迁徙，首先是迁移到东方去，而后来也向西方迁移。因此没有农民来屯垦荒地。而另一方面，又有着大群的奴隶，同时还有一批愿意使用奴隶来耕种土地的人”。于是，农业生产者的构成发生了明显变化，来自南意、北非和东方等地的具有高度文化技术的奴隶取代了原来的公民农民，罗马人在海外征服的胜利创造了农业劳动力的新源泉。农业生产中使用大量奴隶劳动的大庄园蜂拥而起。
——摘编自左芙蓉《人口社会构成的变化与早期罗马帝国的经济繁荣》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秦国农业经营模式的变化，并说明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古罗马“大庄园蜂拥而起”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