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后之圣王而欲天下安富，其必废金银乎?古之征贵征贱，以粟帛为俯仰。其时之金银，与珠玉无异，为馈问，器饰之用而已。三代以下，用者粟帛而衡之以钱，故钱与粟帛相为轻重……故至今日而赋税市易，银乃单行，以为天下之大害……二百余年，天下金银，纲运至于燕京，如水赴壑。承平之时，犹有商贾官吏返其十分之二三，多故以来，在燕京者既尽泄之边外，而富商、大贾、达官、猾吏，自北而南，又能以其资力尽敛天下之金银而去。此其理尚有往而复返者平?夫银力已竭，而赋税如故也，市易如故也。皇皇求银，将于何所。渴田土之价，不当异时之什一，岂其壤瘠与?曰;否。不能为赋税也。百货之价，亦不当异时之什一，岂其物阜与?曰∶否。市易无资也。当今之世，宛转汤火之民，即时和年丰无益也，即劝农沛泽无益也，吾以为非废金银不可。诚废金银，使货物之衡尽归于钱。

—摘编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一   民族国家的出现在其发生时段上大多与现代化的过程密切相关。如果仅就现代化与民族和国家的关系而言,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恐怕都与现代化难脱干系,这首先是因为以工业化、现代化以及由此而来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领土吞并、非自愿移民、自由外移的移民以及民族主义等历史力量使得世界民族分布的状况发生了巨大改观,迫使过去出于彼此分离状态的各个民族交往密切,族际政治行为因国家的出现而部分地演进为国家间的政治行为；其次是因为现代化催生了英、法、德等资本主义民族国家,而且是因为这些民族国家凭借现代化的发生优势，通过殖民地人民在被殖民的过程中、通过对现代国家理念和民族理论的接触和本地化，经由非殖民化努力建立了独立的民族国家。如果此言不谬,那么就必须承认民族国家的出现应当被看做现代化的结果之一：“民族国家的创立如果不是必然地，也是经常地作为一个社会的其他发展的结果而出现的。

——摘编自杨晓丹《近代民族国家的特点及其未来》

材料二   中华民族的“自觉”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尤其是1895年甲午战争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而逐渐形成的。辛亥革命的爆发及其胜利，孙中山提出“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的“五族共和”思想，使得各族人民实现了平等意义上的联合，中华民国的建立，国人对“中华”一词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的认同感增强，增强了汉族和各民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意识，从而有力地激发出人们追求国家独立与富强的意识，有力地激发出人们追求国家独立与富强的意识。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尤其是华北事变和“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全面侵华开始，他们在屠杀、烧抢中国人民时，并没有什么汉族、满族、蒙古族等民族的区分，这在客观上教育了中国各族人民，增强了他们不分你我的“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另外，为实现抗日战争的胜利，国共两党建立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对于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姜娜《“中华民族”的历史叙述和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

材料一柏拉图所反对的是政治权力分配领域中的平等，也就是人人可以平等地成为统治者，这正与要求智慧者对非智慧者的统治的国家正义相违背。依据国家正义标准，哲学王统治是最好的政制，因为哲学家富有高度智慧，最适合担任统治者。在柏拉图看来，民主制正好是哲学王统治的反面。如果说哲学王统治最能体现国家正义的要求，民主制则是对国家正义的严重偏离。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批评的自由不是共同体的政治自由，而是在共同体政治自由的前提下个人行为的自由。在柏拉图看来，国家正义要求公民各司其职，但民主制却赋予个人无限的行为自由，使他们不把自己的职责当回事。

——摘编自申林《论柏拉图对民主制的批评》

材料二进入近代，洛克提出了议会至上原则和人民委托权力的思想；潘恩把民主制和代议制明确结合起来；密尔进一步完善了代议制民主理论，使之成为一种成熟的理论体系。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小型的城邦国家变成大型的民族国家，其领土广阔、人口众多、居住分散，这给大众直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带来了极大的障碍，城邦时期的直接民主无法再实行。因此他们必须选举出代表来行使他们的最高权力，正如潘恩所说的，把代议制和民主制结合起来，就可以获得一种能够容纳和联合一切不同利益和不同大小领土与人口数量的政府体制。资产阶级革命彻底摧毁了封建等级制度，导致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化，社会从等级制发展到代表制，议会成为市民社会在政治国家中的全权代表。同时，代议制从历史角度来看是在国王与议会的长期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出现了“王权、市民、诸侯”的三角均势，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最终使代议制正式形成。

——摘编自张华《论代议制民主的产生与发展》

材料一   中国闭关自守五千年的古老大门，从此被英国的军舰打开，再不能复合。这是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从没有过的巨变，中国所面临的差不多全是中国一向自负的传统文化中没有的东西，不但军舰从来没有，连随着军舰大炮带进来的新思想、新观念也从来没有。中国固有的生活方式和固有的意识形态，开始受到强有力的冲击，在阵痛中，中国人选择扬弃、选择勇敢地面对……

——摘编自柏杨《中国人史纲》

材料二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载《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最早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指代汉族。1905年，他又在该报第65﹣66号发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以汉族之义7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成为自觉书写“中华民族”之史的先驱。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华民族观念得以真正传播。孙中山明确倡导应以“大熔炉”为特色的美利坚民族为榜样，积极建设“一大中华民族”。1938年，爱国藏族人士青攘呼图克赶赴重庆慰劳前线抗日将士，在《康藏民众代表慰劳前线将士书》中认同并支持“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中华民族”一词的概念，在舆论的引导之下，因能简洁鲜明地体现与侵略者对立的国人之整体性、命运的共同性、生存发展的神圣感、团结合作的庄严性及对国内党派政治的互争局限之超越，最终成为不言而喻、广泛认同甚至难以动摇的神圣信念。

——摘编自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

材料一   孔子认为，夏朝以来，国家进入了“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尤其是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和周公旦，这六位君子恪守礼制，并依此彰明道义，成就信用，明察过失，倡导仁爱，讲究谦让，使政治清明、人民生活安逸，实践了小康社会的发展方向。与大同社会比，小康社会包含以下特征：“天下为家”的专制制度、“大人世及以为礼”的阶级礼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家庭赡养制度、“礼义以为纪”的社会制度。小康社会中，人们的生活不再那么安定宁和，但仍不失为一个美好的社会。人们可以用礼法来维持社会秩序，去除祸乱，保障君臣有序、父子有情、兄弟和睦、夫妇好和，构建了一个差别有等、上下有序的社会。

——摘编自满新英《“大同思想”与“小康社会”》

材料二   王夫之不拘泥于任何门户之见，他曾将老子哲学中“极则反”的循环论改造成“天地之化日新”的发展观，将佛教的“能”“所”范畴改造成一种唯物主义认识论范畴。在政治上，他既反对法家的严刑苛法，又看到儒家单纯强调人治和德治的弊端，因而提出“任人”与“任法”二者不可偏废的观点。除此之外，在与外来文化的交融中，王夫之也表现出极为开放的态度：“夫唯通市以无所隐，而视敌国之民犹吾民也；敌国之财皆吾财也。既得其欢心，抑济吾之匮乏……本固邦仁，洞然以虚实示人，而奸究之径亦塞，利于国，惠于民，择术之智，仁亦存焉。善谋国者，何惮而不为也。”

——摘编自周秋光、黄召凤《王夫之思想与习近平传统文化观》

材料一   在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传统制度逐渐解体，儒学走向衰落，中国面临亡国、亡种、亡教的危机。面对这种危机和挑战，康有为积极求“变”，对儒学进行改造和重构。康有为模仿基督教，创立并倡导孔教，以宗教的形式重建儒学，为儒学的发展及其作用的发挥寻求合适的形式。他利用今文经学诠释经典的方法，将西方进化论、民主政治和人道主义思想等融入儒学的思想体系。此外，康有为还尝试将科学研究方法引入儒学研究，但他对科学并不盲崇，而是认为科学与道德各有其作用和边界。

——摘编自邓林华《守常与应变——康有为与儒学现代转型》

材料二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五四前期的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全部反传统，他们强烈反对的只是儒家文化中的许多糟粕。但知识分子的行为方式毫无疑问是猛烈的，对儒家糟粕的攻击是激烈的。儒家传统文化是一个结构性的框架，它是一个整体，文化中的各个部分是统一的，即使是它的糟粕，也与儒家文化的精华乃至整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是，当它的一部分，尤其是一个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的部分受到猛烈攻击时，它的整体框架便动摇了，人们甚至会怀疑它的全部都是错误的。就这样，儒家文化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开始动摇了。

——摘编自薛超良、刘思悦《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文化的影响》

材料   清代，上自官方下至民间，对医籍的校释整理形成了一个风潮，这一现象呼应了朴学传统（考据学）。清代医书的校诂，修正了不少前人的错误。举例而言，如《灵枢·营气》中“营气之道……上行注足阳明，下行至跗上，注大指间，与太阴合，上行抵髀，从脾注心中”一段，《甲乙经》作“营气之道……上行抵脾，从脾注心中”，《内经》注家多随文衍义，如明代医家马莳注为“上行抵髀，即阴陵泉、血海、箕门等穴，俱在髀之内廉，属脾经穴”。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解“脾”“髀”为：“古文以脾为髀字”，依段氏注，此处所存之惑则迎刃而解。传统的天人相应的自然观与身体观是中国哲学与医学的观念。朴学运动中重塑的中国医学，其人文主义的表现有着自身的特点。

近代以来，伴随西学东渐，中医学的知识结构、理论体系、诊疗制度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中医学与西方近代医学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中医学没有像有些传统学科一样完全被西学所俘虏，直至今日还保有着独立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方法，而且有着越来越受到认同的趋势。

-—摘编自张树剑《复古与开新：清代医学的朴学化及其精神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