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材料   辛亥革命后，公民概念和公民权利的法律规定才开始在中国产生。1912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一次以法律形式对公民权利作出规定。近代公民教育思想发展的早期尚未明确提出公民教育的思想，而主要体现为以培养公民道德为核心的中西融合的德育观。商务印书馆和《中华教育界》等民间社会机构发表西方公民教育著作文章，顺应时代要求，自觉承担推动公民教育的重任。朱元善于1916年提出，"教育之方针自当以新国家之本质为主眼，而置重于共和立宪国民之养成”，“非实施公民教育不可”。随着西方公民教育思想不断传入中国，不少教育界人士开始明确提出实施公民教育的主张，早期以公民道德为核心的教育思想演变成为以“公民资格”为主题的公民教育思想。人们提倡将民主共和精神的培养作为公民教育目标模式构建的基础，使公民教育范围扩展到社会公共生活领域。

——摘编自朱小蔓、冯秀军《中国公民教育发展观脉络探析》

材料一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与知识日益广泛地进入中国。1858年，王韬就已经认识到“中法不如西法之密”。官方层面的条约签订、外交往来等等，需要以西洋历法作为重要参照，都在一定层面上扩展了西洋历法的使用范围。时人逐渐了解到西洋历法之精髓，此前对西洋历法鄙弃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方维规所说：“由于时人不仅认识到西方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的中心，也感受到西方在许多方面确实胜于中国，便逐渐对西洋事物怀有一种崇敬之情。”在这种情况下，西洋历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肯定。

——摘编自朱文哲《西历·国历·公历：近代中国的历法“正名”》

材料二   1918年，北京政府教育部下辖的中央观象台依据国际标准时区制度，将全国规划为中原时区（后改南京时间）、陇蜀时区（全面抗战后改重庆时间）、回藏时区（后改新藏时间）、长白时区、昆仑时区等五个时区，标志近代中国自动、自主地加入全球标准时区制度的行列。但是日本在全面侵华战争时改中原时间为东京时间，五时区制的实施效果颇为有限。……标准时间在近代中国的产生和变化，尽管与西方列强的扩张关系密切，也是近代中国社会生产结构的变化及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更加密切后，产生了对精确、统一的社会公共时间的需要。近代民众在社会生活与国际交往中真切地体验到标准时间带来的实惠与便利。

——摘编自封磊《从海关时到北京时：近代中国的“时区政治”及其嬗替》

材料一 19世纪后期，英国掀起了怀乡风尚。人们视乡村为“古代安宁常在之地”，是英国最宝贵的财富，视乡村生活为民族道德特点的保留地。商人成了受蔑视和道义谴责的对象，而工业则主要被指责是乡村美景的破坏者。发财致富的商人模仿乡绅的生活方式，渴望获取一份乡村地产，成为绅士或与地方绅士联姻。学校教育轻视专业和实践学习，偏重塑造有闲的地主绅士，很少有实业家出身名校，而出身名校的实业家多数变得“文雅”起来，即不再一门心思追求生产和利润。最终，英国绅士的价值观在政治思想和行动中“驯化”了工业主义。

——摘编自马丁威纳《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

材料二 20世纪初，中国城乡文化发展渐呈分离之势。与传统做官的读书人多半要还乡不同，新学制下的大学（早期也包括中学）毕业生基本在城市定居，不再落叶归根。学生与城市的联系愈来愈紧密，他们轻视农民，与乡村日益疏远。农村学校和入学儿童数量都呈下降趋势。乡村中人的读书愿望不高，平均识字率逐渐降低。本已为数日少的乡村读书人也向城市流动。农村中剩余乡绅的文化水平大不如前，对自己的道义约束也日渐松懈。

——摘编自罗志田《变动时代的文化履迹》

材料一   西餐是西方国家膳食的统称，中国人初称之为“番菜”，亦称“大菜”。鸦片战争以前，西餐就由外国传教士献艺款客和使节进贡的方式传入中国，像“西洋饼”、“葡萄酒”等西洋名品在宫廷、王府和权贵之家的宴席上可以见到，但对中下层社会来说，这些西方食品只是他们私下聊天的趣闻。鸦片战争以后，西餐开始在一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清末各大中城市都出现了一些以营利为目的的“番菜馆”、“面包房”和“咖啡店”。不少中国食店也开始增营西餐或“日本料理”。北京在光、宣之际，即有醉琼林、裕珍园、得利面包房等30余家西式食品店，天津、上海、广州、汉口等城也有类似的情况。辛亥之后，在一些大中城市，吃西餐成为一种时见，这种风气由城市而农村、由沿海而内地，以至一些边远县城也开始流行西餐。

——摘编自乔志强《中国近代社会史》

材料二   从“食”的变化中，可以反映出一个社会的贫富盛衰，可以体味社会历史的变迁。……改革开放前，食物匮乏单调、票证盛行，人们营养不足，有些农村没有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物质生活已经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于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仅要“吃好”，还要吃得健康，科学卫生观念深入人心。人们讲究营养均衡，粗细搭配，口味清淡等。食，已经不单单是生活的温饱品，渐渐变成了一门艺术，一门文化。

——摘编自陈光《从衣食住行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等

材料一       中国近代以来，中医学在传承中寻求变革，但传统中医观念及诊疗方法依然流行。传统中医认为药食同源，注重个人的养生与保健，以阴阳五行学说解释人体的生理现象和病理变化，采用望、闻、问、切四诊法诊断，针灸治疗使用广泛。中国近代，无论是清政府还是中华民国政府，医疗制度侧重于服务达官贵人，对百姓影响甚少。而先进知识分子认为，国民健康不仅是个人的私事，更是国家的公事。国家必须尽到责任，维护国民健康，培养国民民族气魄与健全体格。个人必须配合政策，尽好国民的责任。

——摘编自皮国立《碰撞与汇通：近代中医的变革之路》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起省、市、县、乡镇、社区的医疗网络，方便患者就医。在传染病防治方面，我国推行计划免疫，有效控制了很多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疫病，如百日咳、白喉、脊髓灰质炎、肺结核等，并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医疗机构为患者服务的意识日趋强化，各级医疗机构明确了为人民健康服务的意识。推行医疗保险制度和救助制度，确保全民病有所医。注重公共卫生建设，强化全民卫生意识。

——摘编自张栋《新中国以来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轨迹》

材料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崇尚节俭和力戒奢侈是一以贯之的信条，也是社会各阶层共同推崇的道德风尚和消费观念。但明清时期，以徽商为代表的商人在消费方面却放弃节俭而趋于奢侈化。追求奢华的物质享受，同时还耗费巨资结交官府。到近代，开始有社会舆论公开反对一味提倡节俭，并且主张鼓励消费，这较诸过去无疑是一种重要的变化。此时的社会舆论已开始从富民与富国的高度，对奢侈消费的作用与影响给予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新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消费观念的改变。

一一朱英《中国近代史十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