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心理美学是一门对音乐进行哲学式思考的学问，是从音乐心理学角度上研究音乐审美的交叉学科。它的特点在于音乐学与心理学和美学的结合，从心理学的方向来研究音乐审美。

对我国音乐作品中的心理学要素进行梳理，不可避免从历时性的角度来挖掘古代音乐作品的思想根源。

中外哲人都曾阐明音乐与哲学间的互利关系，亚里士多德说：“诗是比历史更哲学的，那么音乐则比诗更哲学，”世界上许多民族和地区的神话故事都伴随着音乐的搭配，音乐为古老的人类文明编织神话形成的集体记忆，唤起人们对家乡的向往与思念。作为现代视角下的音乐学研究者、欣赏音乐的认识活动不能囿于宗教信仰的神学笼罩，也不能停留在音律节奏的表象，而是关注“有关音乐本质属性、存在方式、展开状态的哲理运思”。

音乐作为一种高于自然的精神结构，其内涵于今日，则更加明晰深刻且具体；“天地万物都同音乐一样，是动态的、不可逆的、变化着的发展过程和蕴含着二元对立矛盾思想的有机整体。”正如米盖尔海夫纳所说，音乐，乃是“通向哲学的一条特殊道路”。

在中国人长达千年的对于“美”的描绘与求索历程中，素有以音乐之美及音乐审美规律为中心议题的价值论探讨——“乐道”，即用哲理运思的方法管窥音乐艺术的本质属性、存在方式和边缘延展。欣赏乐曲、参悟乐道，实则就是将音乐的结构规律与天地的运行法则相关联，古人常推崇“天人合一”，音乐自然而然地被当作沟通天、人之间的桥梁。明清之际伟大的哲学家王夫之认为，只有“志之所之、言之所发”，才符合“乐道”的规律，也唯有此，才能真正诱发创作者和欣赏者内心的深思与灵感，虚静与狂逸。

在古人看来，“德音”才能称之为“乐”。音乐对行为与性格的作用效能集中体现在人们对“乐教”的追求中，因此成为我国古代先哲最早认识并不断加以论证的音乐心理美学命题之一。

儒家诸贤已然意识到了音乐在性格塑造中的成人之用。孔子认为，音乐才是超越诗教、礼教的限制，形成君子人格的最后阶段，能够在心理上塑造、规劝人的行为，陶铸为完美人格并使其由衷地认同这种秩序和情感，形成习惯性自律。孟子强调了蕴含仁爱思想的音乐——仁声在感化人心方面的优越性。可见乐教所具有的能够浸造人的心脾、对人的性格形成如沐春风般塑造功用的举证在儒家诸贤的思想中不乏其例。

《乐记•乐本》有关于“乐”通过声音产生、表达情绪的记载，认为“乐”是人内心的情绪抒发。音乐是人的情绪到达某一特定程度后有感而发的，也便因此拥有记录情绪的功能，能够引起听者某种情绪的共鸣。英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音乐哲学家贝里尼通过测量人的情绪体验，正式提出了诱发理论。在现阶段有关音乐诱发情绪研究成果中，有七种机制被证实具有解释音乐如何引起听众情绪的作用和能力。认知神经科学的引入为音乐情绪方向的心理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为音乐诱发情绪理论在中国古代音乐的分析与探索中打开了一条道路。

（摘编自李海燕《中国古代音乐的心理美学研究》）

屈原的人格美

林庚

一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诗人，在此之前我们只有《诗经》一类的民谣，而且都不知道谁是作者。作者的人格既少表现，所以作者不为人所重视，也不会使人发生兴趣。屈原是第一个改变了这种趋势的人，他使得诗坛上从此有了诗人，他在诗之外争取了人的地位；人不仅是诗的材料，而且人本身就是诗——这就是屈原首次带到诗坛的事件。

屈原伟大崇高的人格，无疑表现在他的作品上；然而我们今日提起《楚辞》，或提起屈原，这诗人所唤起的印象要比那些作品更集中、更明快。历史上无数的诗人正是为这个追求而努力，陶渊明、李太白、杜子美，都因此产生更大的影响。我们从那些作品里认识了诗人之后，诗人便成为一首无言的诗；我们因此感觉到一个人格的存在，一个更明快、更无尽的力量。这人格是一切诗人共同的向往，诗坛才成为一个人生的修炼所。

二

屈原伟大的人格，正生在一个热情求真的时代，先秦诸子思想的光芒，使人生从此成为一个崇高的醒觉；在这些光芒当中，屈原所受的影响，与其说是思想的，毋宁说更是感情的。有人以为屈原是儒家。然而孔子所最崇拜的周公，屈原却一次也没有提到过；孔子所最提倡的中庸之德，屈原更是背道而驰。屈原与孔子性格完全相反，然而屈原却与儒家的另一个思想家性格相投，那便是孟子。

孟子的思想形态是“浩然之气”。而屈原所谓的“中正”，便是孟子的“浩然之气”；屈原的“与天地兮比寿”，便是孟子的“塞于天地之间”。而屈原与孟子因此又都同样地具有一种感情上的诚意。孔子是生于先秦思想刚开始的时期，孟子则生于先秦思想最澎湃的时期。前者多少还有一点保守的色彩，至于孟子的时代则完全是进取的。这所谓进取，也就是对于真理的彻底的追求。这些真理的追求者，在理智上虽不见得相同，在感情上却正是一致的，那便是勇于求真的信心。庄子、孟子、韩非子，无一不是把全副的诚意放在真理的认识上，这就是屈原所受到的感染。屈原不是一个思想家，然而在历史上他却比思想家更重要。秦汉以来，中国文化曾受三种力量的支配，一是儒家而近于法家的荀子，一是道家的庄子，一是“楚辞”。荀子支配了汉代，庄子支配了魏晋，《楚辞》则自建安以至盛唐莫不受它的支配。前二者只是固定的思想，而后者带来的却是一个真实思想的精神。只有唐代能于先秦之后，独成一个灿烂的文化时期，那正是《楚辞》的力量，在说明着屈原人格的启示。

屈原的一生都在奋斗之中，他斗争的对象，就是当时楚国的贵族政治。他虽生活于宫廷之中，却厌恶反对那宫廷里的一群人，这就是屈原所以永远显得如此寂寞的缘故。宫廷里的那班人都不能真正了解屈原、支持屈原。在那贵族势力掌控的宫廷中，屈原就是一个先知先觉者，所以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在贵族制度行将崩溃的前夕，那些人还在醉生梦死、昏天黑地地过日子，屈原却在那里痛骂自己所属的这一阶级。我们这样了解他的独清独醒，屈原才是一个真正的醒觉者。因此他与宫廷之外的人民正是站在同一个方向的，这就是伟大的屈原，当他感到孤寂的时候，其实正是他最有力量的时候。

三

屈原生于战国纷纭之际，一般的人生观大都趋向于随机应变的巧捷机智。在那纵横离合的漩涡中，谁都只顾到当前的利害问题，谁也不肯再放眼于更远大的方面去。这便是当时思想界普遍的苦闷。孟子力竭声嘶地喊着“舍利取义”，那便是对这同一苦闷的反映与反抗。他们在这共有的苦闷上必然要统一成一种共同的力量；这力量乃是一种任何伟大思想家必具的坚定的人格美。屈原就在这人类共同的品行上表现出一种更为典型的集中的卓越的感情。屈原厌恶巧捷机智的情绪，这在作品里时时表现着。屈原因此对于这个时代寄予一种同情的怜悯。时俗虽然失去了自主的力量，但是那醒觉的认识仍然是人生高贵的品行。屈原的伟大，便在于带来那坚定清醒的情操，而诉之于一种可喜的力量。他不是一种哲理而是一种哲理的感情，他在《橘颂》里说：“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这可喜的便是那坚定清醒的情操。这情操在《离骚》里随处可见。如“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因此为那苦闷的时代，带来希望的感情，这便是那时代的苦闷对于屈原的磨炼。我们在这里乃获得生活上更长远的热力。在人生的旅程上我们本都是真理的向往者，我们都应当是一个醒觉的追求者。屈原正以这种力量唤醒了一代人的耳目。屈原用了无数华贵的诗句、纯洁的比喻，这些都流为后人辞藻的装饰。然而在屈原却不是装饰，他只是一种自然的呼唤，一种生命走向真理、走向永恒去的光明与美丽。那正是真与力的合一，美与善的交织，他因此感动了无数的人们。这伟大的人格，就这样，永远成为一首解释不完的最美的诗章。

（摘编自《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

（摘编自陈望衡《艺术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