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几年，我一边造房子一边教书，我对弟子们常说的有三句话：“在作为一个建筑师之前，我首先是一个文人。”“不要先想什么是重要的事情，而是先想什么是有情趣的事情，并身体力行地去做。”“造房子，就是造一个小世界。”

造园，一向是传统中国文人的事。关于造园，近两年我常从元代画家倪瓒的《容膝斋图》讲起，那是一张典型山水画，上段远山，一片寒林，中段池水，倪氏总是留白的，近处几棵老树，树下有亭，极简的四根柱子，很细，几乎没有什么重量，顶为茅草。这也是典型的中国园林格局，若视画的边界为围墙，近处亭榭，居中为池，池前似石似树。但我谈的不是这个，我谈态度。《容膝斋图》的意思，就是如果人可以生活在如画界内的场景中，画家宁可让房子小到只能放下自己的膝盖。如果说，造房子，就是造一个小世界，那么我以为，这张画边界内的全部东西，就是园林这种建筑学的全部内容，而不是像西人的观点那样，造了房子，再配以所谓景观。换句话，建造一个世界，首先取决于人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在那幅画中，人居的房子上的比倒是不大的，在中国传统文人的建筑学里，有比造房子更重要的事情。

面对世界的态度比掌握知识的多少更重要。这让我又想起童寯先生，我最记得住的是先生的一段话：今天的建筑师不堪胜任园林这一诗意的建造，因为与情趣相比，建造技术要次要得多。

“情趣”，如此轻飘的一个词，却能造就真正的文化差别。对中国文人而言，“情趣”因师法自然而起，“自然”显现着比人间社会更高的价值。人要以各种方式努力修习才可能接近“自然”的要求，并因程度差别而分出“人格”。园林作为文人直接参与建造的生活世界，以某种哲学标准体现着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而文人在这里起的作用，不仅是参与，更在于批判。在我看来，文征明为拙政园做的那一组图，至今仍镇刻在园内长麻墙上，与拙政园的壮大宽阔，屋宇错杂精致相比，文征明笔下的拙政园只是些朴野的竹篱，茅舍，就是对拙政园文雅的批判。事实上，在中国园林的兴造史上，这种文士的批判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正是这种批判，延续着这个传统的健康生命。

造园代表了一种和我们今天所热习的建筑学完全不同的一种建筑学，是特别本土，也是特别精神性的一种建筑活动。在这个文化方向逃失的年代，不确定的东西最难把握。造园的艰难之处就在于它是活的。童寯先生 1937年写道，他去访风，所绘平面图，并非精确测量，不过约略尺寸，盖园林排挡，不拘法式，全重主观。而富有生机弹性，非必衡以绳墨。造园所代表的这种不拘泥绳墨的活的文化，是要靠人，靠学养，实验和识悟来传的。某种意义上，人在园在，人亡园废。园在我心里，不只是指文人园，更是指今日中国人的家园景象。主张讨论造园，就是在寻找返回家园之路，重建文化自信与本土的价值判断，以我们这代人的学养，多少有点勉力为之，但这种安静而需坚持不懈的事，一定要有人去做，人会因造园而被重新打造的。

（摘编自王澍《造园与造人》，有删改）

材料二：

清末顾云于同治八年（1869年）所著《盋山志》说，江宁随园是“天下所称名园者也”。随园乃清初袁枚所经营。袁枚，字子才，号简斋。袁枚在江宁县任内，购得南京隋织造园，加以改建。他在所著《随园记》中，说“康熙时，织造隋公，当小仓山之北巅构堂皇，缭垣牖，……号曰隋园，因其姓也。后三十年，余宰江宁，园倾且颓弛，其室为酒肆……问其值，曰三百金。购以月俸……随其高为置江楼，随其下为置溪亭，……或扶而起之，或挤而止之，皆随其丰杀繁瘠，就势取景而莫之天阏者，故仍名曰随园，同其音，异其义”。随园由乾隆十四年（1749年）开始经营。园居第四年，子才在《随园后记》中说，锄除恶草，修剪枝条，顺乎我的心意去做，不会有人妨碍我，哪像我往时仰上级衙门鼻息，等待大官作决定啊？子才绝意仕进，聚书论文，就从此开始。

园中四时皆花，益以虫鸟之音、雨雪之景，因之游人不断，盛时年游人量达十余万，以致户限为穿，每年更易一二次。从来私人园墅，或扃钥为常，或闭门不纳，似子才之与人共之，是极少数开明园主的可取作风。随园土木建筑工程主要出自梓人龙武台之手。龙死无家，葬于园侧。

随园本子才终年所寓，园宅兼具，生产菜蔬，又有水田，鱼米足以自给，合田园庐墓为一整体，总面积达百亩左右。由于不屑仰承上官鼻息，看破宦场虚伪谄媚，毅然隐退，诗酒宾客中，园居50年，广收女弟子多至30余人，破除封建束缚，开风气之先，甘冒流俗非议，可谓为一富有反抗精神的人物。

子才自命达观，临终语二子说“身后随园得保三十年，于愿已足”。《随园诗话》作者伍舒坤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访随园，时距子才殁后22年，园已沦为茶肆。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履园丛话》著者钱泳访游随园，园已荒圮。咸丰三年（1853年），当清军围攻天京时，随园无人照管，日就倾圮，距子才殁后56年，即建园后104年，殆非子才始料所及。

（摘编自童寯《随园考》，有删改）

沙堆里的城隍

梁衡

2021年9月，我到陕北采风，听说靖边县正在出土一座城隍庙，便立马赶到现场。

全世界闻名的万里长城在榆林一带被当地人轻松地叫作“边墙”，听起来就像两户人家之间的一堵短墙。沿长城的县都被冠以“边”字：靖边、安边、定边。远在天边有人家，墙里墙外胡汉两大家。边墙战时为军事工程，平时为通商口岸，类似现在的海关。亦军亦民，忽战忽和，千百年来恩恩怨怨，可谓一道奇异的风景。

为适应这种状况，明代沿榆林一线的边墙修了36个堡子，既是藏兵御敌的工事，又是开关互市的场子。慢慢地，堡子里聚集了人口，变成了一个小城镇，于是要请一尊神来主事，最实用的神就是城隍。现在正挖掘的这个堡子名“清平堡”，始建于明成化年间，周长不到两公里，里面也设了个城隍。随着历史的变迁，整个堡子渐为风沙所埋，现沙面上已固化为耕地、草坡、灌木林，间有大树，城隍爷就埋在下面。

一般古墓、古城的挖掘是平地挖坑，考古人员要十分小心地沿台阶层层下探。遇有重要处，为防踏毁文物，还要搭吊板俯身悬空作业。这次只需将沙堆层层剥开，就渐渐露出了庙墙、院落、廊房、殿宇，就像意大利从火山灰中挖出了一个庞贝古城。我们从容地迈步进院，穿堂入室。

最可看的是北边的正殿，城隍爷端坐高台之上，文人而一身戎装，双耳垂肩，白脸红唇，身威而面慈。他宽袍大袖，右手握拳支膝，左手微张成接物状，目视前方。廊下的武士则高鼻深目，昂然挺身，一看就是个胡人，作狰狞状以驱恶鬼。这些塑像，或坐或立，并没有全部露出沙外，考古人员只是大概地清扫出他们的轮廓，为防风化正准备以塑料蒙面处理。我们正赶上将蒙未蒙之时，难得一见的佛光乍现的这一刻。

凡神都是人造的，因此习惯上总要拿一个现实的人来做躯壳，就像写小说要有个原型。比如关公被推举来作财神，秦琼、尉迟恭被选来作门神。至于城隍的替身，并无统一规定，由当地百姓自己选举产生，一般都是品学兼优、政绩卓著、可以信赖的人物。比如杭州城隍就是宋代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其天地正气足以保民永远平安。那么，这座长城脚下的明代小城堡，该选谁来任城隍呢？这一线史上最出名的人物要数范仲淹。

北宋与长城外的西夏长年对峙，屡遭败绩，守边武将已畏敌如虎，皇帝就把文臣范仲淹派去带兵。范保家卫国真是赤子忠心，他带着自己16岁的长子，亲自上阵，一夜之间筑起了一座土城。又大刀阔斧地改革兵役制度，重用本土将领，连打了几个胜仗，终于使边防巩固，人民安居。宋仁宗说，有范仲淹在前线，我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范长年在这里风餐露宿，枕戈待旦，有他那首著名的《渔家傲》为证：“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他彻底实践了自己“先忧后乐”的思想，至今还坐在这个小庙里。我仔细端详眼前的这尊城隍，他方脸圆腮，一个冬瓜式的面型，还真像史上留下的范公画像。

我仔细研读出土的碑文，“设官，以治于治之所及；设神，以治于治之所不及。上天为民虑者深且切也！”“治之所及”是什么呢？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现实的方方面面。“治之所不及”是什么呢？就是各人心中所想，他们的世界观。这才是一片无边的天地，一股巨大的潜在力量。一念之善，春风化雨：一念之恶，翻江倒海。所以康德说有两种东西总是让人敬畏，那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而在古代中国，遍布于城乡的城隍，就是这种道德普及的最后一公里。你不能不说这是古人的伟大发明，且能寓教于美，托人塑形，以艺术的方式呈现于民，流传于后。你看那些泥塑人物多么生动，600年仍衣带如水，神清目明。城隍不只是劝人行善，还导人审美，亦是一尊美神。

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个周长两公里的堡子只是小小的一个点，但它是长城、塞外、沙漠的交集，代表着一种地貌，一种气候，一段自然生态的轮回。你只要看看脚下被深埋着的这一座城、一座庙、一个神，就知道这里曾经是怎样的沙尘肆虐。当地传统说书中有一个代表作《刮大风》：“风婆娘娘放出一股风，刮得天昏地暗怕死个人。刮得那个大山没顶顶，刮得那个小山平又平。千年的大树连根拔，万年的顽石乱翻滚。刮得碾盘掼烧饼，刮得那个碾轱辘滚流星，哎呀呀好大的风。”远的不说，40年前我在这一带工作时，一夜醒来，风刮沙壅都推不开门。下乡采访，起风时一片昏暗要开车灯。可是现在呢？高处一望，绿满天涯，蓝天如镜。新华社2020年发文，宣布横跨长城内外的毛乌素沙漠已经消失。来前，我曾拜访已70多岁的治沙英雄牛玉琴。她一嫁到这沙窝深处，便在家门口一棵棵地栽树，直到栽出一片绿洲，因此被请去联合国作报告。当地人戏称她“种树种到联合国”。这样的治沙人，一代一代数不清有多少。

600年啊，城隍在深深的沙土下做了好长一个梦，直到有一天考古队员把他轻轻推醒，他朦胧中看星汉摇落，旭日东升，浩浩乎绿海无垠。

（2022年1月14日《光明日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