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朱平兆

老师还住老地方，我打听过了。文涛新村已经不新，三十几岁的住宅，看上去垂垂老矣。

老师家在二楼，我到了楼下，脑海里一遍遍闪现出上一次看望老师的情景。那时我开始工作不久，老师退休了，碰巧我得到一对茅台酒，珍贵礼物献恩师，就拎着酒去看望老师。老师家并不奢华，我自信地将酒放在茶几上，向老师展示我的孝心和成功。

师娘瞥了一眼茅台酒，转身去泡茶。老师从师娘手中夺过玻璃杯，亲自给我倒了白开水，坐下问我工作上的事，给我讲为人成事之道，好像又登上讲坛。我感觉老师老了，有点迂腐，敷衍了一会儿，起身告辞。你将茅台带回去，几个苹果我可以收下，这么重的礼我不能收。老师跨过师娘惊奇的目光，提上茅台酒追出来。

送出去的礼物哪有带回的道理，我站在门口挡住老师的路。人生的路很长，不是什么礼都可以收。老师叫我听话。学生给老师两瓶酒怎么了？我不接，转身要走。老师拉住我，硬往我怀里塞。岂有此理，我挣脱老师的拉扯，转身下楼，只听见身后“砰”的一声，两瓶茅台酒炸开了。

浓郁的酒香弥漫开来，遮盖了老师的唠叨。可惜了，我叹息一声，决定以后有了好酒独自享受。

有段时间我确实喝了很多好酒，可后来只配喝白开水。很多年过去了，我越来越想弄清楚当年的茅台酒怎么碎的，就在老师家楼下不停地徘徊着。

一个锻炼回家的女人进了小区，偷偷地瞟我好几眼，目光多疑如藏在鞘中的剑。我不能再徘徊了，一鼓作气登上楼，敲响老师家的门。

室内静悄悄的，我想起老师的岁数，又加大力度敲了三响。谁呀？屋里响起老师沙哑的喊声。我，于佑德。我挺了挺身体，把自己站恭敬了。

吱呀，门打开了，屋里站着一个矮小萎靡的老人，并且不戴眼镜。是老师吗？我望着老人干瘪布满皱纹的脸愣住了。在我的记忆中，老师戴近视眼镜，清秀儒雅。你是谁呀？老人拄着拐，头向前平移一下，细小的眼缝里露出浑浊的光。是老师，看人时头前移是老师近视养成的习惯，无情的岁月在老师身上做了太多的雕刻。我也历经风霜，早已没了当年模样，老师肯定认不出，就放慢节奏介绍自己。我是于佑德，您的学生。谁？年龄大了耳朵不中用，你大声点儿。老师喊着，侧过头，将一只黑皱的耳朵对准我的方向。

于佑德，您的学生，我对着老师的耳朵喊。学生，好，谢谢学生来看我。老师似乎只听清“学生”两字，但他觉得已经够了，懒得再费劲儿问，请我进屋坐。

老师家陈旧落伍了，物品摆放还算整齐。我寻找师娘娇小的身影，发现角柜上师娘的遗像。时间过得真快，我感慨了一下，将带来的礼物放在当年放茅台的茶几上。

老师在角柜上摸索，好像要给我泡茶。老师，不用了，我刚喝过，一点儿也不渴。我感觉老师的眼睛也不行了，小跑两步，把老师搀扶到沙发上，问老师，您眼睛怎么了？

我早就看不见了，视网膜脱落造成的。老师讲话快一点儿就喘，断断续续地给我讲述。老师原本教高中英语，退休后有人找上门请老师搞家教，老师反对有偿家教，只给熟人的子女义务做辅导。人家不好意思长时间麻烦老师，就去付钱的课外培训机构。老师闲了就读书，喜欢读英文原著。读着读着，老师想搞翻译了，准备出几本书，给自己的人生添点色彩。老师天天伏在案头，读原著查词典，第一本书还没有翻译完，高度近视的眼睛不行了，视网膜脱落。治疗后养了几年，感觉好些，又想把那本未翻译完的书翻译完，可视网膜又脱落，再怎么治也看不见了。

您一个人住着，怎么生活呢？我扫视了一遍老师的家，对老师的生活充满忧虑。我的女儿住得不远，她每天会来一次的，给我收拾收拾，再弄两个菜。

我哦了一声，觉得应该回报老师了。我没有什么资源和特长，但经过近十年的劳动锻炼，有一些力气。就大声跟老师说，老师，以后我会经常过来看您的。您有什么体力活，让您女儿打我电话。我从柜子里找来纸和笔，写下我的姓名和手机号。我将带来的东西向老师面前推了推，感觉带少了，羞愧地对老师说，我只给您带来几个苹果，祝老师平平安安，健康快乐！

老师仔细地摸了摸苹果盒，突然抓住我的手，睁大眼睛说，你是于佑德，肯定是，这箱苹果我收下了。你的事我听说过，人生可以重来，你能从低谷走出来，老师我很高兴。

老师的眼睛和耳朵都不行了，但心依然雪亮。我心中的疑虑解开了，拉住老师的手，坦陈我的人生和心灵感悟。

（选自《安徽文学》2022年第6期）

当代思想市场里存在着许多价值观，人们会选择一些自己的特殊价值观，比如属于某个特殊群体的价值观。同时，人总要与他人合作，所以还需要普世价值观。

当一种价值观落实为事实后，如果它能使人们的共同利益最大化，对任何人的伤害又是最小化的话，那么，它就可能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就能够成为普世价值。以汶川震灾为例，汶川救灾的事实证明了患难与共的大家庭精神这一中国价值就是一种普世价值。理由很明显：人人都有可能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人人都需要他人的救助。有人把汶川救灾的成就说成是显示了西方的普世价值，这种说法是典型的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可以想象，救灾英雄们恐怕很少读过奥古斯丁、康德、哈耶克等人的理论，恐怕也很少读过《圣经》、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之类的书，英雄们胸腔中跳动的是中国心，而不是西方心。

目前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体系不过是一个单调的价值体系，它仅仅体现了“权利为本”的西方现代价值。这个体系是非常片面的，它缺乏全面应对复杂生活问题的能力，而且过分突出了“个人”——个人无条件地优先于他人。这种价值观在理论上意味着没有一个他人是能够完全信任的，没有一个他人是绝对可以指望的，这会形成一种可怕的孤独。

个人权利绝对优先于责任、美德和情感的现代西方价值观对人类生活与心灵是一种误导。这种“权利为本”的价值观聚焦于捍卫个人自由。毫无疑问，捍卫个人权利是正当的，但是夸大个人权利的“为本”地位，就会导致漠视他人。这不仅导致他人的痛苦，更主要是导致自己的痛苦。

中国人较少变成孤独的存在，就是因为中国哲学相信他人就是生活意义，他人就是目标，他人就是方向。在他人那里有亲情、爱情、恩情、友谊、帮助、交流、同心同德、成功、光荣、怀念、快乐和幸福，也可能有背信弃义、落井下石、迫害和陷害、失败和耻辱。从他人那里得到什么，完全取决于准备与他人共享什么，这是中国的传统智慧。如果说，西方现代价值观试图要解决的是“我的权利怎样才能得到保护”的问题，那么，中国价值观则试图解决“我将与他人共享什么”的问题。如前所述，西方价值不是错误的，而是远远不够用的。对于人类良好生活来说，个人自由无疑是不可缺少的，它是好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好生活还需要其他一些同样重要的条件，比如那些被现代价值观所边缘化的传统价值，诸如美德、责任和情义等。忽视、贬低甚至排斥这些传统价值是现代人的灾难。

哪些中国价值能够成为普世价值，这需要事实的检验。最有可能成为普世价值的中国精神就是与他人共享幸福的原则，主要表现为这样几个典型的中国观念。一，天下意识。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为公，所以天下有难，匹夫有责。这是“责任为本”价值观。二，仁义意识。所谓仁，就是把他人看作是需要关心和帮助的人，同时把自己看作是有担当的人，在这种人际关系中，我和他人都被塑造成可以依靠的人。这是“美德为本”价值观。三，家意识。家是情义之本，人以情造家，这是“情义为本”价值观。

（摘编自赵汀阳《中国价值的普世意义》）

百年梨树记

丹增

①滇西著名的大理至丽江的旅游线上，有一个叫长头的白族山村。白墙蓝瓦的白族民居，半隐半露地掩映在翠柏绿竹之间。白云悠悠．空旷宁静，青烟袅袅、闲适祥和，田野隨山势起伏，鸡犬之声相和，一派如诗似画的田园风光。

②我的白族好友老李，少小离家到省城工作，现已退休，他的老家就在这里。多年来，每到中秋时节，他总是提着几斤梨来看我，每次都热情邀请我去看他家的老梨树。

③老李是个官员，也是个文化人，业余喜欢舞文弄墨，摄影喝茶，好客重情，清正淡雅。闲谈之中，不止一次听他眉飞色舞地唠叨，他以自家老梨树为表现对象的摄影作品《百年老梨树》在省里荣获摄影大奖；云南省著名画家姚中华、著名诗人赵浩如等一批名家大师如何如何被自家的老梨树打动，纷纷借物抒怀，赋诗作画，赞美咏叹。

④这次，老李又兴冲冲地跑来，正式约我去看他家的老梨树。人生乐趣一半得之于活动，另一半得之于感受。于是我跟随他坐车四百多公里，风尘仆仆地去感受百年梨树的韵味。

⑤说到梨树，中国的文人骚客，更多的是写梨花。白居易的“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杜牧的“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谁此凭阑干”均是千古佳句。梨花的神韵、形态、甚至香味，似乎都在吟诵中扑面而来。梨花在中国古代文人眼里，总是与雪相比配。梨花似雪，雪似梨花。诗仙李白有诗云“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唐代诗人岑参有“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清代文学家李渔更是画龙点睛:“雪为天上之梨花，梨花乃人间之雪；雪之所少者香，而梨花兼擅其美。”历代文人礼赞梨花，是欣赏她奔放灿烂的诗情画意，赋予她纯洁、朴素，雅致、大方的人文情怀。不少远离家乡的游子，心中永远有一片梨花灿烂的家园，耳边永远有一支梨花飘荡的歌谣。难怪老李离家在省城生活了几十年，还是念念不忘家乡的老梨树。

⑥老李一行带着我沿山坡曲折的小路前行，路顺着一条小溪流蜿蜒向前，溪水泛起的浪花不停地拍打着岸边的石头，卷起漂浮的树叶，发出清脆悦耳的欢唱。不一会眼前出现了一片绿油油的麦地，远远地望见田地中央那一树花枝繁茂的老梨，像一片白雪凌空飘在绿绿的田野上，清逸洒脱；又像一个白头老翁拉杖伫立在大地上，饱经风霜，风姿不减。到了树下，只见主干硬朗，铁骨铮铮；枝条遒劲，金钩铁线。仰望过去，这一树的梨花又如一朵洁白的云掠过蓝天，一尘不染，清新亮丽。一阵春风过后，花瓣漫天飞扬，洋洋洒洒；花香清气扑鼻，神清体泰。

⑦远方大山隆起强健的肌肉，地老天荒般苍凉，近处田野阡陌纵横，炊烟袅袅。老梨树，成了这山场里一道独特的风景，孤傲、挺拔、迥异，侠骨柔肠，独树一帜。

⑧据介绍，这棵老梨树已经有120多年的树龄了，还是老李的祖父在清末时种下的。村里一位耄耋老人介绍，20世纪50年代的长头村，四周都是原始森林，盘根错节，遮天蔽日，白天进去都寂静幽暗，阴森吓人，还不时听到树枝折断的声音或野兽的吼叫，令人心惊胆战，村里人根本不敢单独进树林。他绘声绘色地说，那时后山有豹子野猪，前山有灰狼黑熊，那笨熊胆子大得有时会悠闲地走进村子，在房前屋后的空地上转悠，东张西望，大摇大摆，自然得宛如走亲访友。

⑨时光飞逝，长头村变了，越变越美，越变越好。南北荒坡上种满丛密、柔嫩的苗木，树梢长着均匀、鲜明的绿叶，在阳光下闪着夺目的光彩。那精心设计的田野，像棋盘似的。春天麦浪翻滚，深秋谷稻飘香，演绎着田园诗画般的岁岁年年。村里办起了文化室、图书馆，还建起了农民书画院。如今这里的农民可不再是蹲在墙角晒太阳，嘴里含着旱烟袋，指甲缝里夹着黑泥巴的模样，收入来源并不全靠田间地头。那百年老梨树依然守望着这一片田野，挺拔的树干愈发硬朗坚强，浓密的枝条愈发生机蓬勃，好像一把巨大的伞，深情地庇护着脚下的庄稼和富裕起来的人们。

（有删改）

在学校的近旁，你有时会看见学生们带了些玻璃器，在春水灌溉过的稻田中，或路旁清水的池沼里的水草间找寻些什么。他们是在找寻水螅。水螅是不引人注意的着生在水草等处的小生物。它的身体像条橡皮管，底下蒙住的，上端有一口，口旁生着六条或更多的触手。它的身体细到像针一般，只有几分（1分等于0.0033米）长，颜色普通淡褐色，但也有绿色的。它是小动物，用触手捕食更小的动物吃。它的身子和触手会伸长，也会缩短——缩短到像一个线结。如果把它捉来，养在平边的，即方形或长方形的培养器内，放些水草和水蚤进去，置在近窗口处，它便生活在向阳的一面，可以观察它的生活史。

这些小生物被人看见，据科学史上的记载，早在1702年。当时有一个荷兰人，叫雷汶胡克的，用了简单的显微镜，察见了许多小东西，水螅便是其中之一。但是它被人详细地研究却是在1740年以后。那时有一个日内瓦人叫忒兰勃利，在海牙一户人家当家庭教师，在离海牙约莫三里路的乡下池沼里，因找寻水生昆虫看见了水螅。他当它是一株小植物，他当它的触手是一朵花。他知道植物中如含羞草是会动的，水螅这种小植物会运动，自然没有什么奇异。他把它取回，养在玻璃缸里。但是水螅不但会运动，而且会移动。它会弯下身去，生触手的一端吸住支持物，一面提起基部，移一点路，再固着于别一处。忒兰勃利见它在玻璃缸内移动了。遂觉得它不是植物。一定是动物。他又做了一个试验，把水螅直切为两段，经过一个时候，他见下半截的上端生出触手，变成一个完全的水螅。他不晓得动物会有这样强的再生力，单知道植物是会出芽枝的，这种现象，使他相信水螅是植物。 又一回，他看见水螅捕食一个小水蚤，他遂又相信它是动物。又一次，他看见它抽出芽来，又以为是植物。又一次，他看见它生出一个卵，他又以为是动物。水螅究竟是植物还是动物呢？忒兰勃利的心中盘旋着，没法解决。

忒兰勃利的试验不止此，他还把一个水螅直劈为四条，每条变成一个完全的水螅，他又把它切成几片，拼合起来，做成一个七个头的水螅。但在科学上，像忒兰勃利那样做细巧的试验的人是不多的。人们找寻水螅，把它培养起，放些水蚤给它吃，目的是观察它的生活史。看它怎样从体侧突起芽头，芽头怎样生出触手，怎样脱落之后成为一个新个体，又怎样近基部的体侧突起来，成为一个临时的卵巢，产生一个卵。又观察那卵如何发育为新个体。它的触手上近人已知道有一群群的刺丝胞，能射出标枪，投中水蚤，它就麻痹，更弱小的小虫就会死去。

这标枪忒兰勃利没有看见，他只见它吃水蚤或昆虫的小幼虫，及鱼和鼓虫不吃水螅，咬一咬便吐掉。从前使忒兰勃利眩惑过的水螅为什么有的褐色有的绿色的问题，近来也已知道了一点。近来知道绿水螅体中的绿色不是它自己固有的颜色，而是生活在它的体中的一种小绿藻。如果把绿水螅的卵放在暗处发育起来，没有小绿藻加入时，就会成为白水螅，并不现绿色。这样的小动物体内还有别种生物住着，真有点奇特。

水螅的生活史近来已经知道得很明白了，它和薮技虫、水母之类为同类，是腔肠动物的一种。这类动物大多数都生活在海里，只有少数移住到淡水中。只是很可惜，培养者虽极注意培养水螅，可是少有能够生活到两年以上的。它如生活在自然中，生命大概还要长，养在培养缸中促短了它的生命。

（摘编自周建人《水螅的故事》，有删改）

新诗近百年的最大教训之一是在诗体上的单极发展，一部新诗发展史迄今主要是自由诗史。自由诗作为“破”的先锋，自有其历史合理性，近百年中也出了不少佳作，为新诗赢得了光荣。但是单极发展就不正常了，尤其是在具有几千年格律诗传统的中国。考察世界各国的诗歌，完全找不出诗体是单极发展的国家。自由诗是当今世界的一股潮流，但是，格律体在任何国家都是必备和主流的诗体，人们熟知的不少大诗人都是格律体的大师。比如人们曾经以为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写的是自由诗，这是误解。就连他的著名长诗《列宁》，长达12111行，也是格律诗。诗坛的合理生态应该是自由体新诗和格律体新诗的两立式结构，双峰对峙、双美对照。

自由诗急需提升。自由体诗人也要有形式感。严格地说，没有形式感的人是根本不能称为诗人的。西方的“诗”字源于古希腊，原意是“精致的讲话”，孔子说的“不学诗，无以言”与之相似。自由诗是舶来品，它的冠名并不科学。并没有自由散文、自由小说、自由戏剧，何况以形式为基础的诗呢？凡艺术都没有无限的自由，束缚给艺术制造困难，也正因为这样，才给艺术带来机会。艺术的魅力正在于局限中的无限，艺术家的才华正在于克服束缚而创造自由。当自由诗被诠释为随意涂鸦的诗体的时候，它也就在“自由”中失去了“诗”的本性。自由诗是中国诗歌的一种新变，但是要守常求变，守住诗之为诗、中国诗之为中国诗的“常”，才有新变的基础。提升自由诗，让自由诗增加对于诗的隶属度，驱赶伪诗，是新诗“立”的美学之一。

格律体新诗的成形是另一种必须的“立”，近年在艺术实践和理论概括上都有了长足进步，除了必须是诗（绝对不能走唐宋之后古体诗的只有诗的形式而没有诗的内容的老路）这个大前提外，格律体新诗在形式上有两个美学要素：格式与韵式。格式和韵式构成格律体新诗的几何学限度。所谓格式，就是与篇无定节、节无定行、行无定顿的自由诗相比，格律体新诗寻求相对稳定的有规律的诗体。可以预计，随着艺术探索的进展，在将来的某一天会有较多的人习惯欣赏和写作的基准格式出现，而这正是格律体新诗成熟的象征。说到韵式，现代汉语的“十三辙”是比较公认的断诗韵锨，使断诗押韵有了依据。布韵方式就很多了，各有其妙。

格式和韵式是相互支持的，是诗的节奏的视觉化和节奏的听觉化。王力先生在《文学评论》1959年第3期上写过一篇文章，就是《中国格律诗的传统和现代格律诗的问题》。他说：“仅有韵脚而没有其他规则的诗，可以认为是最简单的格律诗。”

这话讲得不对。自由诗领军人艾青先生就在1980 年新版的《诗论》里加上了一句话，自由诗要“加上明显的节奏和大体相近的脚韵”。自由诗不少都有不规则地松散地押韵，但这些没有格式的诗还是自由诗啊。

在诗体上双极发展，漂泊不定的新诗才能立于中国大地之上，才能适应民族的时代的审美，在当代诗坛上充当主角，毛泽东的“以新诗为主体”的诗学主张才能真正实现。

（摘编自吕进《重破轻立，新诗的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