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83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985年中央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所有这些人才，都应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因此，从1978年到1992年，我国教师总数由899.4万人增加到1036.7万人，高校毕业生由16.5万人增加到60.4万人，科技人员总数1978年435.68万人，到1992年，仅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就上升到1759.7万。图书馆由1218个增加到2558个，县级文化馆由2748个增加为2900个；1979—1998年获国家发明奖2903项，国家科技进步奖7297项；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24.1亿元增加到1992年的26651.9亿元。

——摘编自罗洪铁等《邓小平人才思想研究》

材料 1939年9月，国民政府公布《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把原来只办理有限具体业务的四大银行组成的“四行联合办事处”扩大为四行联合办事总处，简称“四联总处”。蒋介石自任总处理事会主席，总揽一切事务。“四联总处”的任务是设计和布局全国金融网，负责法币发行的调度等事宜，总揽战时物资的调剂以及后方贷款。由于银行资金大量被政府占用，没有能力向民族工商业开展存放款业务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1905—1906年，同盟会评议部评议员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主要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及其思想主张。该小传概略地介绍了马克思从出生到去世的奋斗历程，突出了马克思的一些重大理论贡献。该小传着重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内容，将《共产党宣言》的发表视为“马尔克之事功，此役为最”，称该宣言“既颁布，家户诵之”，“万国共产同盟会奉以为金科玉律”，使马克思和《共产党宣言》的贡献和影响一目了然。小传中花较大的篇幅介绍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思想，并译出了宣言中的十条纲领。尽管朱执信并不赞成马克思关于资本起源问题的观点，但对剩余价值理论却有较多的介绍，并且认为资本家的剥削确实是个事实。……1905年孙中山在欧洲就亲自拜访了当时的第二国际执行局并举行会谈，第二国际的档案材料中还记载着孙中山会谈时说的“我是中国社会民主党人”等语。这就是后来孙中山十分赞赏俄国十月革命并最终提出“联俄”主张的前奏。

——摘编自奚洁人、余源培：《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卷）》

4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古典”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先秦典籍。《史记》太史公曰：“书缺有间矣。”唐司马贞解释说：“言古典残缺有年栽，故曰有间。”《后汉书》称孝明皇帝“垂情古典，游意经艺……正坐自讲，诸儒并听”。

有学者提出，对“中国古典”的学术研究可称为“中国古典学”，它至少涵盖三个层面。其一，商周文献、诸子之学、秦汉典籍，以《汉书·艺文志》中所列六类书目为代表。其二，与典籍相关的文字学，如陶玉石器上的刻划文字、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两汉今古文以及相关的音韵学、训诂学，以汉代的《尔雅》《释名》《说文解字》为代表。其三，以传世经典与文字资料为线索，充分利用考古资料，统合研究“中国古典”，如古代文明、思想文化、学术史研究等。

有西方学者认为，从西周到魏晋时期为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进入古典时代后，技术发展使得农业和整个文明的扩展速度与强度都大大超越过去。秦汉帝国确立了其后中华文明发展的基本要素。该文明要素的结构不仅包括庞大官僚体系和国内服务系统，还包括把这个广大的文明连接起来的道路和运河，支持着农业基础的灌溉网络，以及保护中国内地免于游牧民族袭扰的庞大的边墙。正如这些成就所表明的，中华文明是全部人类历史上最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文明之一。

——摘编自《百年考古推动中国古典学步入黄金时代》《全球文明史》等

材料   1933～1935年，为推广国货、促进铁路与沿线实业交互发展，南京国民政府举办了四届铁路沿线出产货品展览会（简称“铁展会”）。铁道部向各铁路部门征集展览货品，进行巡回展览。1933年10月举行的第二届南京铁展会在第一届上海铁展会的基础上，在选址、交通、展览内容和方式上进行完善，尤其是津浦馆装置彩色字图灯片以突显铁路线路，并将各路沿线的美景拍摄成电影，每日开演。此外，关外馆悬挂的日本侵略东三省地图上写着“勿忘”两字。鉴于前两届的经验，第三、四届铁展会在景观的展示规模和技术上更是倾力谋划。1934年5月举行的第三届北平铁展会，各场馆充分利用可视化技术展示名山大川、石窟碑帖、宫殿建筑等景观。在平汉馆入口处悬挂着一副对联： “铁展不是赛会，是要请社会人士明了国产品的真像；国内农村破产，我们应该用全副力量来提倡国产品。”第四届青岛铁展会创新性设立专业性的电影礼堂，每日下午放映全国铁路沿线城镇地理风光纪录片。

——摘编自闻虹《民国时期的铁展会与铁路旅行文化推进》

材料一   南宋时期，江南农村市场快速成长，开始形成较为完整的区域体系。广泛兴起的各种集市将市场活动扩散到农村各个角落，将农民零散的交易活动纳入到一定地域范围的商品流通网络之中，由此发挥出初级市场的作用。镇市则属于更为成熟的市场形式，不仅商品流通规模大，辐射范围广，而且与城市市场和跨地区市场联系密切，因而具有中心市场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江南农村多层次的商品流通日趋活跃，跨地区的市场联系不断加强，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商品生产的地域分工格局。小农经济也发生相应变化，农村家庭的消费和生产活动逐渐呈现出由传统的自给自足模式向市场供给和商品化生产转变的趋向。但此时期江南农村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总体上仍相当有限，且明显受人口增长压力和朝廷赋税货币化政策的影响，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是畸形的繁荣。

——摘编自陈国灿、吴锡标《南宋时期江南农村市场与商品经济》

材料二   棉业牵一发而动全身，是具有前后联进效应的产业，价廉机纱的进口和民族棉纺业的发展使土布业手纺纱的使用被机纱所取代，手工棉纺织业发展的瓶颈得以解决，织布区出现了商人放纱收布的雇佣劳动组织形式，并推动了手工织布工场的发展。民族棉纺织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植棉业的科学种植，政府和社会努力改良棉种，改善棉质，增加产量，至20世纪20年代末外棉进口减少明显，纱厂用棉的自给率提高，也增加了农家经济收入，繁荣农村经济。棉业的前后联进不仅关乎棉业经济本身，与农业、工商业、机械、金融、交通运输等业皆密切相关。近代海外贸易中乡镇棉业民营经济的演进发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中国经济虽历经劫难，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但是在竞争压力下通过技术改进和结构重组，仍在不断向前发展和进步。

——摘编自于新娟《海外贸易与近代江南乡镇民营经济的发展——以棉业为例》

材料三   当前中国农村已经进入加快转型和全面转型的新阶段，也就是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过程，面临八大严峻挑战。首当其冲的就是高成本严重损害农业竞争力。高生产成本推高了粮食价格、降低了农业经营收益，损害了农业竞争力。此外，农业机械化亟待转型升级、农民增收的压力不断增加、农村资源资产浪费严重、农村生态环境亟待改善、乡村治理模式仍需创新等问题也给农村全面转型发展提出了多重挑战。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17）

材料一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工业化浪潮中，人们倾向于对达尔文的学说断章取义，其中机械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竞争关系。如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主编沃尔特·白芝浩在其《物理与政治：自然选择与遗传原理应用于政治社会之思考》中大谈“斗争”在人类史中的作用，以社会冲突作为文明进步的基础。机械社会达尔文主义反对外部力量（如政府）对社会的干预，尤其排斥对弱者即“不适者”的同情和慈善行为。约翰·D·洛克菲勒则宣称：最美的玫瑰只有除掉那些小花蕾才能够生长出来。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威廉·萨姆纳更为直白地写道：“栖息在贫民窟的酒鬼适得其所，大自然把他作为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搬掉，正如大自然定下了消亡的过程，把任何失败者都扫除一样。”

——摘编自侯波《达尔文进化论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中的不良思潮》

材料二   严复在《天演论》一书中指出只有“物竞”“天择”的术语，并没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说法，其中提出了通过天演之学可以认识西方各国的进步。1900年，梁启超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一文中说：“破坏本非德也，而无如往古来今来之世界，其蒙垢积污之时常多，非时时摧陷廓清之，则不足以进步……故破坏之药，遂成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为今日第一美德。”孙中山不仅强调革命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意义，而且认为在中国未来发展的问题上，也要“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亦不难转弱为强，易旧为新”，以使中国“凌驾全球”，把我们中国造起一个二十世纪头等的共和国来。在《建国方略》中，他还说：“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则其成功，必较革命之破坏事业为尤速、尤易也。”

——摘编自陈绍西《进化论与20世纪初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激进倾向》

材料一   《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夫关中土沃物丰……帝王之都每以为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戎晋不杂，并得其所，上合往古既叙之义，下为盛世永久之规。纵有华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

——摘自【西晋】江统《徙戎论》

材料二   北魏拓跋珪即位后，采纳汉臣崔宏建议，自谓黄帝之后。拓跋氏追溯的初祖是受封北土的黄帝嫡孙。拓跋珪及继任的三位皇帝亲往或遣使至涿鹿黄帝庙祭祀。

至孝文帝，又下诏：“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面对关于迁都的质疑，他说：“黄帝以天下未定，居于涿鹿，既定之后，亦迁于河南。”孝文帝主持定姓族时，汉臣薛宗起建议不应以祖先曾经的居住地为确定门第等级的主要标准，他说：“陛下黄帝之胤，受封北土，岂可亦谓之胡邪！”

——摘编自《魏书》

材料一:从20世纪50到60年代，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一五计划”集中主要力量进行工业建设。1954年，全国人大提出包括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在内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60年代中期又提出分“两步走”的战略构想，要在较短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摘编自王娟《脉络·蕴涵·意义：大历史观视域下的中国式现代化》

材料二: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建设“中国式的现代化”和“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心在“中国式”，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对中国式现代化强大的道路自信，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是西方国家现代化模式的追随者，而是已经实现了超越，成为并列式的存在。

——摘编自郭玉坤《守正与创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演进之路》

材料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根本性变化的重大政治判断，准确标定了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向，体现了我们党对我国国情深刻清醒的认识，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提供了科学指导。

材料二   这个新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