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数据来源：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农业为我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农业税为国家建设及经济运行提供了基本的保障。1958年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全国农业税趋于统一。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业税的税收收入在逐年上升，但其占税收总额的比重却逐年下降，到2002年农业税只占国家税收总额的2.6%。2006年1月1日，我国正式废除《条例》，至此农业税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为了确保取消农业税后农民负担不会反弹，我国又实施了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减轻农民在教育费用上的过重负担，以及推行合作医疗和社会保险及增加对农村的补贴等措施。
——摘编自叶青、袁昭颖《中国农业税的演变、终结与启示》
(1)根据材料一，指出1978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变化的主要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甲段城乡居民的收入之比下降的原因。(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我国取消农业税的意义及其对税制改革的启示。
材料 唐宋时期南北方主要省份农业水利工程数量统计表
| 北方 | 南方 | |||||||
| 陕西 | 河南 | 山西 | 直隶 | 江苏 | 浙江 | 江西 | 福建 | |
| 唐朝 | 32 | 11 | 32 | 24 | 18 | 44 | 20 | 29 |
| 北宋时期 | 12 | 7 | 25 | 20 | 43 | 86 | 18 | 45 |
| 南宋时期 | 4 | 2 | 14 | 4 | 73 | 185 | 36 | 63 |
——摘编自王立霞《论唐宋水利事业与经济重心南移的最终确立》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表格中的数据整体变化作出合理的历史解释。（要求：史实运用正确，逻辑严密）材料一 “一五”计划期间，我国建立起一些原来没有的工业制造部门，如汽车、重型机器、新式车床等。此后机械制造业获得长足发展，形成东北、西南、西北、中南等各具特色的制造基地。装备制造业作为中国最大的制造业部门，在改革开放中走在前列，重大装备研制开发能力大幅提高，国际竞争力快速提升。
——摘编自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等
材料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装备制造业发展。机械工业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全力推进行业转型升级，十年间创新成果丰硕，机械产品自给率超过85%，国产“华龙一号”“国和一号”三代核电机组等成套装备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同时，在国家产业政策引导下，机械工业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转型升级步伐加快。中国装备制造业稳居世界第一。
——摘编自徐念沙《十年辉煌挺起装备制造的脊梁》等
(1)根据材料，概述新中国成立以来装备制造业的发展。(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时代推动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杜佑（735—812）是唐代中期著名的史学家，他的《通典》是我们今天所能读到的最早的政书体著作。杜佑从中唐现实出发，把历史研究和历史知识结合进了振兴中唐的政治需要中。他认为《通典》的作用在为封建帝王决断大政时提供方便，随时可以和上古的制度进行参照。通过对从上古到唐朝经济、政治、军事制度的描述，说明社会变化发展是由简到繁、由落后到先进的过程，杜佑认为只有在圣贤的“继施法教，随时拯弊”下，华夏社会才能进入文明。他极力推崇孔子“既富而教”的观点，即治政的最终目标必须使老百姓富裕足食，并且用礼仪开导、教育他们。杜佑对经书颇有研究，对经书的言论十分信赖。然而，他对儒家经书并不盲从，而是勇于疑古，善于求是在评论古人时，杜佑的方法是比较辩证的，从不绝对化。他既不因人废事，也不因事废人。
——摘编自章见、郭伟《杜佑史学思想述论》
材料二 梁启超（1873—1929）是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新史学”和“史界革命”的先行者。他在其代表作《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出：注重史迹纵横间的勾连，加以组织，还原历史的连续性和因果关系，将专门史和普遍史结合起来，鼓励学者通力合作以建成历史学科的庞大网络，历史的服务对象应从高层转向普罗大众从狭隘的帝王历史扩展到丰富的社会整体史。治史者应尽可能的客观，对史料精心考证，慎加辨别。重新界定史学范围，使历史分科精密化，各学科之间不相侵扰。’他坚持英雄史观，认为群体心理是个人心理的扩大化，风云人物的心理对破解时代谜团社会阃奥意义重大，因为此类人物的心理是史迹“吸射力之根源”
——摘编自姜南《从<中国历史研究法>看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杜佑和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异同。(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杜佑和梁启超史学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材料 洪亮吉（1746-1809）是乾嘉时期知名学者，著有《治平篇》和《生计篇》阐述其关于人口的思想。他认为“治平百馀年，户口则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然而耕地“增三倍五倍而至矣”。他忧心忡忡地说：“户口既十倍于前，则游手好闲者更数十倍于前”。洪亮吉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抑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悉府库以赈之。如是而已，是以君、相调剂之法也”。洪亮吉生活的时期是清朝由盛转衰的一个特殊时期，在那个时候他能够敏锐地洞察到人口的增长所带来的影响，并且从多方面加以分析，他的人口思想对如今社会仍然有一定警示作用。
——摘编自姜雪娥《浅谈洪亮吉的人口思想》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评述洪亮吉的人口思想。材料一 秦历代君主都很重视上帝、山川之祭祀，而在宗教建设上汉承秦制，刘邦接续了诸秦王的工作。武帝刘彻在宗教建设方面自觉性更强。“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而汉武帝封禅所需的相关礼仪都记载在六经中，当时“唯有儒者熟习六经”，这成为儒家之机运。武帝刘彻时代，国家宗教与儒家结盟已成大势。这一过程中，国家是主动的一方，宗教需求是主要动机，前朝完成的国家统一、国土与行政的统一必须有精神的统一为基础。而此时，董仲舒将自己对上天、天道的理解与《周易》的诠释完全相合，共同构成中国思想正统。
——摘编自谢遐龄《董仲舒：儒家与国家宗教始结盟》
材料二 黄宗羲经常对封建时期的法律进行批判，他主张政府制定能够反映当下市民各阶层利益的“天下之法”，而且能够实行法治，他非常重视学校在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他认为学校不仅仅是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地方，而且还应该成为“公其是非”的议政单位。王夫之则认为法律是由私而转变为公，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顾炎武提出了反对当时君主“独治”的思想。他所认为的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别，已经不再是停留在感叹一个朝代的兴亡更替，而是提出了一个“保天下”的新观念，唐甄认为应当运用法律手段来限制君权，可以“抑尊”即限制君主的权力，尊重御史等官员的纠察权力，真正做到“下畏御史”，还应允许有一定的思想言论自由。
——摘编自石春燕《试论我国明清社会启蒙思想的内涵》
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儒家思想在汉代成为正统思想的原因。材料 农民发现，只有联系农作物产量来计算劳动者的报酬，才能客观评价劳动者的劳动数量与质量，而且必须实行承包经营，于是1978年后“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出现。各地有“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多种形式。至1980年，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基本核算单位所占比例由1979年的1%上升至9.4%。1982年一号文件指出，各种责任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的一号文件肯定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农民进一步发现，“包产到户”是将指标内的产品交生产队统一分配，超产部分才奖励给承包农户，而“包干到户”则是在完成国家农业税、集体提留和其他费用之后，农户拥有对农业剩余的全部索取权和占有权。至1984年，全国实行“包干到户”的基本核算单位所占比例为99.1%。“联产承包责任制”最终演变为“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1991年十三届八中全会指出，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
——摘编自易棉阳《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创新的路径、绩效与经验》
(1)根据材料，概括1978—1991年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发展趋势。(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78—1991年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创新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指出党在农村工作中的最基本的任务，就是教育和促进农民群众逐步联合并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民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的个体经济变成先进的大规模的合作经济，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发展道路。
——摘编自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
材料二 1983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文件，明确稳定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是当前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此后，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全面落实。到1983年底，实行家庭经营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户达到全国农户的90%以上。
——摘编自《当代中国史事述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国家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内容及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实施的原因。
材料 一民族文化与历史之生命与精神，皆由其民族所处特殊之环境、所遭特殊之问题、所用特殊之努力、所得特殊之成绩，而成一种特殊之机构。一民族所自有之政治制度，亦包融于其民族之全部文化机构中而自有其历史性。所谓“历史性”者，正谓其依事实上问题之继续而演进。问题则依地域、人事种种实际情况而各异。
——摘编自钱穆《国史大纲》
结合中国古代史知识，对上述材料中的某一视角或整体予以论述。 (要求：视角鲜明，史论结合，条理清晰。)材料 1872年，在华英国人提出在上海外滩筑堤并建造外滩公园。时人便将外滩公园释以“公家花园”四字，并提议向社会募捐筹修建之资，而非向西方借贷，以免花园落成后“将禁华人入内游玩，以示结清严密之关防”。然而公园落成后，华人仍不免受到排斥。《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被迫进一步向西方列强开放，全国各地外国商人开始提请建造“公众花园”。清朝末年，清廷派出考察团对西方各国社会进行实地体验考察后，发现城市中均大量建有公园等公共设施，于是将公园等公共场所的建设视为西方列国强盛的原因之一。受此启发，各省督抚纷纷开始重视创办公园，并寄希望于公园的建设能够“开各人智识”。社会舆论也将公园视为强盛国家必不可少的公共场所。1917年，有文章指出，中央公园开放之后，一年四季，不仅“春秋佳日，士女如云”，即便“日暮天寒”，园中仍旧游人“往来如织”。公园如此受到市民的喜爱，可见此处“必有于心理上受无穷之感化，于身理上受无形之利益，而不自知者。”
——摘编自胡蝶《从清末民初公园论看近代中国“公共”意识的建立（1870—1920）》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近代公园发展呈现出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近代公园发展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