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到了宋元时期，泉州沿海地区制瓷业迅速扩展，逐渐走向兴盛。以前烧造瓷器的窑场继续生产，并在此基础上，窑址地点、数量均有增加，如晋江磁灶窑，由南朝时期的1处、唐代的5处，发展为宋元时期的12处之多。除了常见的碗、盘、罐等器物，各类罐、瓶、盆、盒、杯、执壶等类型增多。釉色品种突破单一青釉的类型，还大量烧造了青白釉、酱釉、酱黄釉、黑釉、青黄釉等不同品种的瓷器。窑炉仍为龙窑，但长度增加，残长50余米，坡度合理，窑内器物摆放紧密有序，匣钵装烧较为普遍，改善了器物的烧成环境。

——摘编自孟原召《宋元时期泉州沿海地区制瓷业的兴盛与技术来源试探》

材料二：1950年毛泽东说：“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在1957年，他又进一步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他认为我国当时工业空间分布不平衡不合理，即沿海占70%，内地只有30%，因此，必须充分利用沿海已有的工业基地，同时大力发展内地工业；新的工业大部分要摆在内地，通过平衡工业空间布局以利备战。1958年，他在《独立自主地搞建设》中指出，“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

——伍山林、李宗圆《中国共产党工业化思想的战略逻辑》

材料一   针对“五代以来，领节施为郡守者，大抵武夫悍卒，皆不知书，多擅权不法”的现象，宋廷开始剥夺藩镇的治民权。随着北宋统治的巩固，中央政府逐步废除节度使、刺史等唐五代时期军政合一，由武人担任长官，有利于潘镇割据的地方行政机构。到北宋仁宗时期，地方行政的管理从唐代的刺史制转变到宋代的知州制，由唐代的道制演变为宋代的路制。

——摘编自陈长征《唐宋地方政治体制转型研究》

材料二   清朝对“大一统”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对“内外一体”的阐释和深化，更体现在实践方面，具体表现为实现疆域统一、中华民族主体构建及其边疆治理向边疆内地化的探索。

首先，经过顺治、康熙、雍正及乾隆四朝长达110多年艰苦卓绝的不懈努力，清朝于乾隆二十年（1755）十月终于实现全国疆土的统一，形成了空前辽阔的疆域，这是清朝留给中国一项重要的历史遗产——领土遗产。

——摘编自陈跃《论中国古代“大一统”内涵的发展演变》

材料三   “一国两制”构想坚持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统一，既表达了坚定的原则性立场，又根据不同时期国际、国内以及港、澳、台具体形势的变化，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一国两制”决策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思想内涵，是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典范。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并为解决国际关系中的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崭新的理论和方法。

——摘编自陈欣新《“一国两制”决策研究》

材料一   从公元前三千纪中叶开始，黄河中游、长江中下游地区一些规模达到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呈现出了有别于普通聚落的超常特征。这类大型聚落有山西汾河河谷的陶寺城址、长江中游江汉平原的石家河聚落群、长江中下游杭嘉湖平原的▲城址等。据考古发现，陶寺中期城址面积有300万平方米以上，这是中国龙山时期最大的城址之一；城内有宫城、观象台、普通居民区、仓储遗址、手工业作坊、墓地和道路等多种遗存。在城南小城内，发现大墓一座，墓内有玉钺、琮、璜、玉石兵器，以及成组的彩绘漆木器和彩绘陶器等陪葬品，还随葬10具完整的猪骨，显示墓主相当富有……这种大型聚落可称为中国古代初期的城市。

——摘编自牛世山、杨婧雅《中国古代初期城市的营建考察》

材料二   1153年，金迁都燕京，将燕京改名为中都，是北京成为王朝都城的开始。后来元朝在金中都东北兴建大都。明朝前期迁都北京，位置比元大都略微南移。明朝嘉靖年间，又在北京城南面加修外城。北京具有交汇南北，控驭全国的地理优势。但建都北京一个主要的困难是北方粮食产量低，不能满足京师的粮食需要，为此统治者既建都北京，复决策借粮东南。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上）》、王培华《元明北京建都与粮食供应》

材料三   在明中叶至清中叶的三个世纪中，苏州城市区域显著扩大，形成一个以府城为中心、以郊区市镇为“卫星城市”的特大城市。苏州手工业各行业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并出现了新的经营方式。府城东半城以丝织业发达著称，西半城以商品流通、商业贸易著称。苏州的城市变化代表了明清中国城市发展的一条新道路，这条道路与“开封型”城市（如开封、北京等）截然不同，被傅衣凌先生称为“苏杭型”城市发展道路。

——整理自李伯重《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等

材料一   东北地处边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聚居地区，又是进入中原的诸多民族的故乡，更重要的，又是多个王朝的“龙兴”之地，因而使得东北地区的历史具有独特性，为其他边疆地区不可比拟。明代的东北，因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明政府实行“乃因其地分设卫所若干，以其酋长统率之，听其种牧、飞放、畋猎，俾各安其生，咸属统内”的政策，又在元代“站赤制度”的基础上，在东北地区广设驿站，增辟水陆交通线，使东北地区的交通线纵横交错，形成为覆盖整个东北地区的交通网络，并与内地密切联系，使东北地区成为明帝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摘编自李治亭主编《东北通史》

材料二   17世纪之末，俄军东侵至外兴安岭西麓时，乃为强大清军所遏阻。一战之下，俄军挫败，乃有中俄《_______▲_______》（公元1689年）之签订。该条约之主款厥为两强以外兴安岭为界，划疆而治。俄人之陆路东侵至此乃告一段落，双方相安无事者凡170年。直至1860年，英法联军攻破北京，俄人乃撕掉条约，进占我东北，强据我海参崴，改名俄属“镇东港”，从此为患北方，至今未已。

——摘编自唐德刚《从晚清到民国》

材料一   王阳明把人类本心良知的道德行为本身看成是终极目的和意义。正是由于有了人类本心良知，宇宙之存在才成为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存在。离开了人类的本心良知，宇宙就是一个自在的，无意义、价值和规律可言的盲目的、非理性的世界。……陆王心学，紧紧抓住了人类本质与存在的矛盾，要求人类的存在应当和它的本质相统一。但是它们没有认识到本质正是在存在的发展中而得以丰富、发展和完善的。

——摘编自王伟民《陆王心学异同辨》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英国驻中国领事、对中国十分了解的密迪乐曾评论说：“在所有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国家里，中国人是革命最少而造反最多的。”他指出，数千年来朝代的兴衰并没有引起革命，而仅仅是统治家族的更替。……中国直至20世纪一直是一个“只有造反而无革命”的国家。

——摘编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

材料三   毛泽东阐明中国革命只能走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道路。他在1930年指出，中国是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争夺的半殖民地，由此就发生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乱的现象，有了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有了在四周白色政权中小红色区域存在和发展的可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也就是在局部地区内的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必然结果，并且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

——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1921—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