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南京国民政府于1927—1936年提倡并推行了农业合作达动、1934年，国民政府颁布以西方各国合作法令为蓝本的《合作社法》。其中规定，“凡年满二十岁”“有正当职业”的“中华民国人民”均可入社，但“破产”者不得加入。同时，入社必须缴纳定额股金且必须对合作社的财产损失负连带责任。对于农村的合作事业，国民党人曾寄予厚望，希望通过合作来解决农村土地问题，“救济弱者”“复兴乡村”“避免土地革命之惨祸”。然而，国民党政府发起的农业合作运动最后却出现了“非特无益于农民反造成剥削农民之新式工具”“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难局。
——伍福莲《试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农村合作运动》等
材料二 新中国建国后，广大个体农户被迅速动员起来积极加入各种形式的农业合作组织，我国农村进入农业集体化时期。农村集体经济办成了个体农户许多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像改革开放后农业生产依赖的农田基础设施基本都是依靠公社的整合力量和规模效益修建的。1954年起，全国逐渐建立起供销社。供销社一方面要及时保质保量地向农民供应各种所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另一方面要尽可能以有益于农民的价格收购和销售农副产品，“从商业上去剪除农民所受的中间剥削”。更具深远意义的是，供销合作社还通过与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增加了农副产品购销的统筹性，以服务于国家工业化战略。
——摘编自吴淑丽《农业集体化时期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效用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京国民政府农村合作运动的特点并分析其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历史意义和出现的问题。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对当前形势下乡村振兴的启示。
材料一 孔子带领自己的弟子在列国游说，诸侯都不接受，最后，孔子回到家乡，经过整理和创新，形成了以“仁义”“周礼”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首先仁义，非礼不成。”战国孟子首次将儒学思想带入到政治当中，主张“仁政”，强调“民贵君轻”，而荀子则主张用儒家的礼和法来规范和约束人的思想和行为。
——摘编自涂少华《简帛文献与早期儒家学说探论》《礼记尚书》等
材料二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 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三 在传统社会中，平民儒学承载“百姓日用之道”。普通民众需要的是衣食住行，需要的是家庭幸福，需要的是美好生活。谁要是恣意妄为，剥夺老百姓的这些权利，老百姓就会想方设法地加以反击。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平民与统治者构成一组矛盾。统治者不能敲骨取髓，不能离散百姓子女，不能好大喜功，以牺牲民生为代价，换取一家一姓的暂时繁荣。儒家亦不断向统治者建言献策，想让统治者明白这样的道理：一个国家要想稳定繁荣，就必须确保老百姓有足够的经济实力维系全家人的生活，必须确保老百姓过上幸福体面的生活，必须确保老百姓按照礼乐制度进行祭祀。国家既要教养民众，又要制礼作乐，教化民众。
——摘编自韩金山、刘伟等《平民儒学的时代境遇与理论重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孔子的儒家学说核心观点。分析孔子学说不被诸侯接受的主要社会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董仲舒的思想主张并分析其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况儒学在传统社会中的价值。
材料一 汉代由宰相一人掌握全国行政大权，唐代则把相权分别操掌于几个部门。唐代宰相共有三个衙门，当时称为三省：一中书省，二门下省，三尚书省。政府一切最高命令，皆由中书省发出。然后再呈送皇帝画一敕字，经画敕后，即成为皇帝的命令，然后行达门下省。若门下省反对此项诏书，即将原诏书批注送还，皇帝之“画敕”亦等于无效。门下省复核手续完成后，即送尚书省执行。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 在世界各民族中，英国体现着一种独特的发展方式。这种方式以和缓、平稳、渐进为主要特色。与其他国家一样，英国的历史也充满斗争；所不同的是，斗争的结果在英国不是一方压垮另一方，而是双方都在斗争中自我更新，最后融合成一种新文化。这个稳重的民族为现代世界奠定了好几块基石：英国最早实现工业化，成为近代大工业的开路先锋。英国最早实行政治变革，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树立了样板。
——摘编自钱乘旦《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
材料三 孙中山指出：“中国革命之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国，除此之外，无论何项政体皆不宜于中国”。但其共和政制设计并非完全照搬西方国家，在强调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之外，还有考选权与纠察权。“考选制和纠察制本是我中国固有的两大优良制度，……我期望在我们的共和政治中复活这些优良制度，分立五权，创立各国古今所未有的政治学说。”
——摘编自郭辉《孙中山的“共和”政制构想及其特征》
材料四 在一个世纪的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一个具有较为合理的政治制度的、安全可靠值得信赖的政府（即使它不能提供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这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历史成就，而且也是一项独一无二的成就……孙中山称之为“一盘散沙”的中国，迅速凝聚成一个具有强烈的民族使命感的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
——（解析）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与后毛泽东的中国》
(1)根据材料一，指出唐代三省制的运作程序，并分析这种新机制的进步意义。
(2)根据材料二，概括近代英国政治发展的突出特点，结合史实说明英国在政治上成为“现代世界的开拓者”的制度表现。
(3)根据材料三概括孙中山的“共和”政制构想的核心内容，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简评孙中山的政治构想。
(4)根据材料四，指出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前提。针对“它不能提供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这一谬误，列举新中国成立初期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成就。
材料 以前中国人自以为居天下之中，是谓“中国”，中国与周边甚至更远的“四裔”，共同构建着“天下”的完整。在论述“天下”与“国”的关系时，梁启超在1896年的《<说群>序》中明言“天下之有列国也，已群与他群所由分也"。近代中国仍"以独术治群"，泰西近百年则是"以群术治群"。他在1899年又说道：“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国视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梁启超提倡建设“世界主义的国家”。认为“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希望建立一个作为“世界的国家”之中国。
近代国人从“世界”视角看自己“国家”的取向，为中国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想要“进入”世界，成为一个"世界的中国"，其实就是要为中国在世界确立一个更好的位置。这是好几代中国读书人向往和努力的目标，也是一个充满了彷徨的探索进程。
——摘编自罗志田《近代国人世界观的思想谱系》
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中国近代历史知识，评析材料中梁启超的观点。（要求：观点正确，史实准确，论述充分，表达清晰）。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中西交通之路。汉代政府在河西设驿站，保护丝路上的使者、商贾。汉朝派赴中亚的各国使节、追逐厚利的冒险商人以及西行者相望于道。中国的丝绸、漆器和铁器运往中亚。大宛的葡萄、乌孙的黄瓜、奄蔡的貂皮，以及异城的杂技、胭脂、音乐绘画艺术和风土人情也传入中土。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佛教文化深深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汉灵帝时兴起“胡化”浪潮，“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筷、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总之，汉代形成了中外文化交流的第一个高潮时期。
——摘编自韩养民《汉代的中西文化交流》
材料二 近代中国对西方的认知，并非出于自觉，而是在西方的武力入侵下迫不得已做出的自保之举。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碎了中国天朝上国的美梦，西方成为近代中国发展的一个“榜样”，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近代史上的每个大事件无一不带有西方的色彩。然而，中国认识西方和学习西方的过程，同样是中国挽救颤势、徐图自强的过程，是中国人抵抗外侮、重塑民族自尊的历史进程。总之，近代中国各种西方观的演变，具有强烈的中国特征和时代特征。
——摘编自徐启瑞《近代以来中国西方观的嬗变》
材料三 2023年是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偶议10周年。目前已有151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建设已成为当今世界全新合作模式。
| 时间 | 提出 |
| 2013年9月 | 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 |
| 2013年10月 | 习近平出访东南亚期间发表《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讲话，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授资银行，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
| 2014年6月 | 习近平在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首次正式使用“一带一路”的提法，并对丝绸之路精神和"一带一路"建设应该坚持的原则作出系统阐述 |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近代前期国人对西方认知历程的特征。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背景，并就“一带一路”建设进行简要评述。
材料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在维系中国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阴阳和顺、刚柔相济，被视为至真的宇宙规律。人伦和谐，天人协调，被视为至善的社会关系。“和”的精神.是承认、尊重、圆融。“和”的途径，是以对话求理解，以合作求共赢，和睦相处，共生共长。“和”的思想，既是理想境界，又是处理问题的手段和方法。“和”的基础与核心是“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是在承认多元性、多样性及矛盾性的前提下，找出统一性和共同点，找出事物之间和谐有益的相互关系，进而求同存异，争取实现问题的解决。“和而不同”思想，是贯穿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思想脉络，成为中国外交理论的重要源泉和宝贵财富。
——摘编自李杰《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外交理论建设》
结合所学知识，在解读材料基础上独立提出自己的观点，并运用中国外交的相关史实进行论证。（要求：观点正确，史实准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材料一19世纪初，德意志地区纷纷开始改革，系统的资本主义进程正式开启。在速一过程中，第二产业从业者占比越来越大。1875年，普鲁士“矿业、冶金业与盐业”部门便有105家企业为工人开设培训课程、教育课程及讲座。19世纪末，凯兴斯泰纳等认为“职业教育”应是面向全体公民义务实施的国民教育。至此，职业教育实践开始进入国家层面。《工商条例》《进修学校条例》等使工商职业教育逐渐成为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大多数城市也通过地方法规，从法律上规定进修学校的义务教育性质，按职业分类的进修学校开始在全德试行。
——摘编自李超《德国职业教育历史源起与勃兴——以19世纪为考察对象》
材料二 伴随着洋务运动，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拉开序幕。民国初年，职业教育得到迅速发展，但1913—1917年却又停滞不前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职业教育又出现了短暂的发展。近代职业教育的倡导者认为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为此，很多职业学校的招生原则是“应收寒素子弟求学，费用务使减轻”。为培养工商界的管理人才与中等技术人才，很多职业学校特别注重学生的实习，力求使学生掌握“纯熟之技能”，所学知识真正能“学以致用”。同时，职业学校还注重培养学生“勤勉诚实克己公正诸美德”，以使学生成为“立身社会”的“善良之公民”。
——摘编自徐东《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变革与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9世纪德国职业教育迅速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特点及意义。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中德近代发展职业教育带给我们的启示。
材料一 晚明清初以来，“伶人士人化”倾向显著。一方面，当时家庭戏班繁盛，士人不仅参与戏曲编排，甚至“下海串戏”，部分士人更是被迫“以曲谋生”。另一方面，“伶工贱伎”的卑贱身份驱使伶人崇儒尚雅。乾隆时，伶人桂林官不仅喜书史，擅画兰，而且“能举业”，并因此入幕做了幕僚。部分伶人品格高尚，名垂青史。劝谏明朝大臣钱谦益投水殉国的柳如是便为其中翘楚，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晚年耗十年心血著八十万言《柳如是别传》，以表彰其超越士人的品格气节，誉其为不世出之奇女子。
——据张次溪《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等整理
材料二 京剧大师周信芳（1894—1975），6岁拜师，7岁登台，因表演风格与其他老生演员截然不同，独成一派——“麒派”。周信芳一生编演了许多新历史剧，九一八事变后，他排演《满清三百年》，宣扬爱国教亡，对历史上的汉奸卖国贼大加斥责。”一·二八”以后，他改编并演出了《明末遗恨》，唱词中有：“富家翁只知道鱼肉百姓，他把那国家置若罔闻”“兵是匪，匪是兵，长官造成”“这时候再取乐太无人性”等。观众观此剧，鉴古抚今，莫不感动。七七事变后，周信芳参加上海戏剧救亡协会，主持京剧的宣传演出活动，排演了《徽钦二帝》《香妃》《董小宛》《亡蜀恨》等剧，坚持以历史故事进行抗日宣传，直到1941年7月在敌伪胁迫下，才告停演。
——摘编自杨浩等《旧上海风云人物》
材料三 1951年，中央发布了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对全国旧剧团上演的数万出旧戏，以自愿和引导的方式加以改造；把群众喜爱的旧社会过来的老艺人看作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改革旧戏班中的旧徒弟制、养女制等不合理制度。1952年，文化部举办了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23个剧种演出了82个剧目，戏曲名家梅兰芳、周信芳等获得荣誉奖，展示了戏曲改革的初步成果。梅兰芳、周信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他们为代表的艺术家以饱满的热情参加了各项艺术活动，为工农兵演出，参加了赴朝义演，忘我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演出。
——据欧阳雪梅《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等整理
(1)根据材料一，概括这一时期“伶人士人化”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出现这种现象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周信芳编演历史剧《明末遗恨》的主要目的，归纳周信芳编演历史剧的主要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央推行戏曲改革的影响。
材料一 中国古代对不同程度的贫困者给予不同的救济扶助，如明代林希元《荒政丛言》提出“极贫之民便赈米，次贫之民便赈钱，稍贫之民便转货”……宋代以前，救助贫困人口一般以政府为主，如《汉律》规定国家需向“贫不能自存者”提供救助。到了宋代，国家开始注重用经济手段、调动民间力量参与扶贫救助，如采用招商赈济、以工代赈等方式。除此之外，宋代还鼓励民间互助，动员富户教助贫户，并设立“纳业补官”制度，对参与扶贫的富户奖以荣誉称号……宋代政府除了在自然灾害之后开展临时性救助，还从百姓日常生产生活实际出发，制定系统性扶持办法，从财政、民政乃至军政多个层面对贫困人口进行帮扶。
——摘编自孙竞、张文《中国古代扶贫实践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脱贫攻坚战实施以来，中国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在开发式扶贫的基础上建立，同时，为应对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经济社会转型所出现的挑战……在扶贫体制方面，创新使用政府行政主导、五级书记挂帅、第一书记驻村等方式，充分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并通过引入外部组织资源缓解扶贫人力资源的不足；在贫困治理机制方面，打破部门壁垒、促进扶贫资源向贫困地区的集中，通过建档立卡等制度实现贫困人口精准识别……建立考核评估体系、确保扶贫政策实施到位；在扶贫方式方面，因地因人因需制宜创新多元化扶贫方式……并进一步拓展定点帮扶与社会参与等扶贫方式。
——摘编自李小云等《精准扶贫：中国扶贫的新实践》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扶贫政策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时期中国能够成功实施精准扶贫的原因。
材料一 重庆是中国西南地区的商业重镇，是长江上游地区最大的货物集散地。重要的区域地位和较为繁荣的商贸经济，成为近代西方殖民者打开中国西部市场的桥头堡。1891年，重庆以“约开”的形式被迫向英国开放通商。不久之后，法国、美国、德国、日本等西方势力相继“进驻”重庆。重庆在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漩涡的同时，也成为西方列强在近代中国西部的一块半殖民地。重庆开埠，一方面，表明英、日等西方列强在华贸易战略目标和殖民利益的逐步扩大；另一方面，刺激和推动了四川社会的发展变迁。重庆开埠是四川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在封闭的四川社会体系上戳开了一个窟窿，通过这个窟窿，四川被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四川城乡社会的演变由此缓缓发生。
——摘编自陆远权《重庆开埠与四川社会变迁（1891—1911年）》
材料二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重庆，1940年9月国民政府又发布命令，定重庆为中华民国陪都。从1937年到1946年，大批国家机关、工矿企业、金融机构、科技文化部门和各类学校的内迁，使重庆发展成为抗战的大后方和具有近代工业基础的大城市，并一跃而为国际名城。
——摘编自龙彬《近代重庆城市发展的三个重要时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重庆开埠带来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抗日战争给重庆带来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