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抗战时期，大批沿海工业内迁，据统计，1937年9月—1940年6月间，有154家民营企业迁入重庆，还有政府所辖的9个兵工厂；重庆地处中国内陆腹地，三面环山，只有东面长江一线与外部相连，长年多雾，使敌机模糊攻击目标，从而尽可能减少损失；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正式定重庆为中华民国陪都，重庆从普通城市上升为战时省都，使得东部地区人才、技术大量迁入；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确定“政府第一期约工业政策"，规定军需厂矿优于民营厂矿迁移，对于民营工业也采取了一些鼓励、奖励、协助等优惠政策和措施。
——摘编自邓玲《从抗战时期重庆经济发展看今日重庆经济腾飞》
材料二 自1997年重庆直辖以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利用自身坚实的工业基础优势，承接来自东部的产业转移，在经济大环境不甚理想的背景下也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发展水平，GDP增速更是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要以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为重点，实行新时代全面开放战略，落地一系列新的对外开放政策。重庆抓住机遇，建设“渝新欧”国际铁路，积极完善相关配套基础建设，成为中欧班列"先行者"：并且积极地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弥补不利的地理位置所造成的对外贸易劣势。
——摘编自熊玉洁《“渝新欧”国际铁路的开通对重庆对外贸易的影响研究》
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抗战时重庆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材料一 中国现代化的最初启动可以上溯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自强运动。从十九世纪后期的世界发展来看，以内燃机和电动机带来的“电工技术革命”正以新的力量推动现代化的第二次浪潮。从国内形势来看，这时正处于一次全国性农民运动的平息与社会恢复时期，对外贸易大都是顺差，对外关系也有新近的调整（只有中法关系趋于恶化）。这正是幸存的清王朝得以推动改革的有利时机。在陈腐土壤上，嫁接若干近代工业的植株，其前景虽然未必美妙，但启动了中国早期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工业化进程。
——整理自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等
材料二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初的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之后，世界经济出现了三十年的停滞与徘徊。……二十世纪初，西欧北美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孕育了空前的内部危机：首先是各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国集团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白热化，加之军国主义兴起与经济军事化，引起了两次世界大战；其次是首次席卷全球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随之而来的是法西斯主义作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反动而猖獗一时。这些新因素导致现代生产力的阻滞，延缓了现代化推进的势头，在此期间，世界分裂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又两种不用的现代经体系，对后来的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选择与新探索发生了了重大影响。
——摘编自罗荣渠《现代化新论》
材料三 瑞雪兆丰年，飞雪迎春到。1978年12月18日，在北京罕见的大雪天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给严冬带来了春天的讯息，奏响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春之序曲。会议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自此以后，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不断向前迈进。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2021年，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摘编自《改革开放史》等
根据材料一、概括十九世纪后期中国自强运动”面临的“有利时机”。结合所学，指出在这场运动中最初创办的工业企业所体现的现代化因子。
材料一 1938年，中国共产党多次提出“现代化的军事工业”“装备的现代化”“军队现代化”等说法，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明确指出，必须“努力于建设新军知发展新的军事工业”，并强调“军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
——摘编自《毛泽东选集》等
材料二 1954年9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要“建设成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
——摘编自《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
材料三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宣布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即“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摘编自《周恩来选集》
材料四 1979年9月，叶剑英在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摘编自《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结合时代背景，简析材料一、二、三中“现代化”内容变化的原因。
材料 至恭亲王奕䜣等奏请购买外国洋枪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所恃……购买成功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将，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
——摘编自曾国藩《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洋务派主张优先发展军事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洋务派优先发展军事的主张。
材料一 1957年12月18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明确指出：“农业人口大量外流，不仅使农业劳动力减少，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现固，而且会使城市增加一些无业可就的人口，也给城市的各方面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目前党和政府正在动员城市大批干部和中小学毕业生下乡上山，投入农业生产，当然更不允许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可是，在实现农业集体化的进程中，由于灾荒和来自城市的吸引力，使大量农民涌到了城市，致使大量农民从农业生产第一线流失。因此，制定严格的户籍迁移制度就被正式提上了议程。1958年1月，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明确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条例》的颁布标志着新中国的户籍制度基本建立，也为城乡二元户藉管理体制奠定了基本格局。
——摘编自赵文远《新中国户籍迁移制度史研究
材料二
城乡居民收入比示意图（1978—2022年）
——摘编自徐唯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迁与展望》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58年中国户籍制度形成的原因和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相关知识，围绕“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自拟一个论题，加以阐述。(要求；写明论题，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一 明清时期的大商人认为土地是不忧水火，不惧盗贼，百年常新的恒产，因此，他们将大量资本投资于土地。这些大商人为谋得厚利还不惜重金结交官府，取得经营特权。两淮的盐商，云南的铜商等从事的都是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只要取得了封建的经营特权，其他商人就无法插手。厚利也吸引着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资本，高利贷的利率极高，河南地方放债，八折出借，滚算月利，不到一年，利过于本。清朝还可以出钱买官，称为“捐班”。大商人为了改换门庭提高身价，不惜重金买官。而且当官后也是有利可图的，“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摘编自吴量恺《明清时期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商业贸易的发展》
材料二 19世纪50年代后，上海出口货值常占全国出口总值的一半左右，进口贸易亦呈现同步增长的趋势。在进口洋货中，70%由上海转销内地。内地运来的土货，大部分也是转销外洋的。与此同时，为外贸服务和为出口农副产品服务的加工厂陆续出现。20世纪以后，大量工厂生产的国货开始分销内地。据统计，近代上海商业计有204个行业，23个大类，还有面粉、纱布、证券、杂粮油饼等交易所。就是同一行业内部，也有分类。上海的各种商店经营各地土产，“统办全球货物”，永安百货力争做到“凡是名牌产品，只有顾客叫得出，在公司里几乎都可以买得到”。
——摘编自陈立仪、潘君祥《试论上海近代商业的特点及其发展原因》
材料三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资本主义国家加紧了对中国大陆的封锁禁运。1950年8月，周恩来指出，“对外贸易要加强计划性，避免盲目的出口和进口，要减少对美贸易，逐步摆脱美国的影响”，“对外贸易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得益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执行良好，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贸易协定》，对苏贸易在中国整体外贸中的占比也由1950年的29.8%上升至1955年的57%。由于中苏贸易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量稳步提升，在建国初的十年间扩大了3倍以上。
——摘编自余振、王净宇《中国对外贸易发展70年的回顾与展望》
(1)根据材料一，指出明清大商人资本的投资流向，并结合所学，说明上述投资流向形成的主要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述近代上海商业经济繁荣的表现，并结合所学，分析上海商业的繁荣对近代中国经济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概括新中国初期对外贸易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简析这一时期对外贸易发展的历史背景。
20世纪中期，钱穆发表《中国社会演变》，认为社会有它本身内在必然的发展。中国社会不会长停留在殖民化的状态下，也决不会再回复到宋明以来科举社会的老路去；并表达了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四点看法。
第一，中国社会决不能常靠古老的农村经济作中心，而且古老的农村经济也早已在此一百年来，给外来的资本主义荡溃无存了。中国社会之必将工业化，走上以新科学工业配合农业，先复兴本国社会经济，再配合上国际贸易，在整个世界经济圈中占一席位。
第二，中国社会决不能且亦断不该走上资本主义社会的路。这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及现代世界潮流趋向的人，所同样首肯的。
第三，中国社会发展，必将在其内在自身获得一种自发的生机。即是从它传统历史文化所形成的国民性中，获得一种精神上之支撑与鼓励，领导与推进。而决不能从外面如法炮制，依样葫芦地模仿抄袭。
第四，培植真正的中国智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则对社会发展之前途提不出理想，提不出方案。社会不会在盲目中发展，必先有知识分子的理想与方案出现。
——摘编自钱穆《国史新论·中国社会演变》
对材料中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任意一点或整体），并结合中国近（现）代史的相关史实予以阐述。（要求：看法具体明确，史论结合，论据充分，表达清晰。）
材料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其主旨虽在讨袁，但孙中山在组党方式上试图树立强人权威领导，并以封建会党的某些方式，如立誓约、按指模、讲服从、分等级等来严密约束党员，将革命党引导到一条秘密、狭隘和排他性的组织道路，引起许多党人的疑虑和抵制。中华革命党严格的组织形式妨碍了党势的扩张。加之中华革命党的活动基地主要在海外，与国内的政治文化主流相疏离。
国民党一大通过了大会宣言。宣言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做了新的解释。宣言阐明农民、工人是革命的基本力量，指出“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国民党一方面当努力吸收工人、农民参加国民党，另一方面当全力扶助工农运动，发展其经济组织，以增进国民革命的实力。
——摘编自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不能发展壮大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相较中华革命党的组建，中国国民党一大的进步意义及其局限性。
材料一 17世纪末的英国，越来越多曾被视为“奢侈”的商品和服务进入中等阶层生活，甚至社会下层也通过各种渠道渗入到奢侈消费中来，奢侈消费日益成为“没完没了争论的话题”。在大讨论过程中，“有益的奢侈”理论承认在所有社会等级中追求生活舒适和便利，同购买生活必需品一样有益。曼德维尔（1670-1705）更是将这场大讨论推向了高峰，他将奢侈品宽泛地定义为“一切并不直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东西”，公开反驳所有对奢侈的指控，认为奢侈是一项公共福利，奢侈品能够满足人们追求快乐的心理需要，人们沉溺于奢侈品能够推动商业的扩展和穷人就业。这场大讨论使人们不再从道德角度来看奢侈消费的问题，开始关注中等阶层甚至劳工的消费动机和消费实践。大讨论也使人们意识到，奢侈消费为产品革新和时尚与设计的变化提供了大量机遇。
——摘编自李新宽《18世纪英国奢侈消费大讨论》
材料二 近代中国，洋货凭借其质量与价格的吸引力，在市民追求社会地位与时尚潮流的过程中，日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备品。然而热衷于选购国货，并希望借此实现国强民富的观念也长期影响消费潮流。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积极举办国货展览会，并严令各省市总商会，国货商品必须冠以国货字样；社会上也出现了要求商店销售国货并禁售洋货的呼声；与此同时，中华总商会以及各地商会纷纷颁布有关国货销售的章程；当时的新闻媒体也在积极宣传国货；1932年，国民政府宣布将次年定为“国货年”。国货运动如火如荼的展开对普通民众的消费习惯与消费行为的转变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摘编自谭玉秀、范立君《消费行为下的家国情怀——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货运动再思考》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17-18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消费观念的转变及其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20世纪30年代国货运动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从近代英中消费观念转变进程中得到的启示。
材料一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雅典作为理想城市的范本，不是因为它集聚了多少财富和人口，而是因为它的文明和文化创造。但即使在雅典城，仍存在着美中不足乃至重要缺陷——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这种物质与精神的不平衡，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宋代江南地区，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宋代江南城市引领中国古代城市按照更符合城市自然规律的方式发展演化，展示了经济与文化“两全其美”的盛况。
——摘编自刘士林《城市史视野下的宋代江南城市与文化》
材料二 明代中期以后，若是将其置于“都市化”的范畴下进行考察，其时代的特殊性就更容易显现出来。此时，社会出现了一个转变过程，举凡人口的持续增长，经济的货币化和多样化，社会流动的加速，无不显示出它与明初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到明朝后期，在外部文化力量的引发下，新的思想迅速萌芽，产生了强烈的变革要求，历史的陈旧的传统受到了来自各方文化力量的猛烈冲击，思想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活跃。
——摘编自陈宝良《明代的社会与城市生活》
材料三 新文化何以能够演变成为现代中国最具深远意义的文化事件?首先是上海这个中心口岸。借助上海这个贸易、经济、文化的码头，新的思潮、新的文化最初在上海落户，然后由上海逐步传播出去。《新青年》迁到北京后，并没有割断和上海的联系，它的印刷和发行仍在上海，因为当时的北京尚不具备这种能力。但《青年杂志》在上海时没什么影响，到北京以后影响就放大了。《新青年》到北京这个政治中心，是由北大的一些教授撰稿编辑的，《新青年》的编辑还是原来那些人，但发言的位置跟在上海时完全不同。
——摘编自周武《新文化运动是京沪共谋的结果》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写出雅典作为“理想城市的范本”所体现的城市功能及雅典卫城中的建筑艺术代表，并分析宋代江南城市能够解决“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从“都市化”的角度概括明代中期以后经济“货币化和多样化”的突出表现，并扼要说明其与明朝后期“新的思想迅速萌芽”之间的关系。
(3)根据材料三，归纳作者的主要观点并简要说明理由。结合所学，列举1919-1922年间在上海“新的思潮、新的文化”得到进一步传播和实践的主要史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