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古典经济学认为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才会有助于经济的增长。在工业革命实践中，直到18世纪80年代，英国棉纺织品制造商还高呼国家必须出面保护，到了18世纪的最后几年，却成了棉纱和棉布自由贸易的支持者。古典经济学在当时的迅速传播，迎合了英国工厂主们在新形势下的利益。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工业革命与工业化是以民族国家为载体的，这既是18世纪英国重商主义政策的意义，也是19世纪以后诸后进国家采取保护主义政策的意义。能否打破古典经济学及其各种后继变体的思想桎梏，采取一种更加国家主义的政策，也就成为20世纪至今众多后进国家尤其大国能否顺利实现工业化的关键所在了。

——摘编自贾根良《重商主义与英印“大分流”——被古典经济学篡改的全球史》

材料二   在19世纪60年代，对于工业化，洋务派官员认识到，要想国家强大，必须学习西方振兴工商业。当时内忧外患的局面促使他们将为数不多的人力和财力放在开采矿山、修建铁路等花费巨大、筹备艰难的项目上，而忽视了投资小回报快的行业。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是远东屈指可数的大型工业企业。19世纪70年代起，洋务派认识到“赖商为承办，赖官为维持”，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维护商人对新式企业的投资，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

——摘编自陈彪《洋务运动与世界近代工业化潮流》

材料一   中国先民使用的最原始的渡水工具有葫芦、皮囊和筏等，后来使用独木舟。至迟到商代，中国造船技术由独木舟过渡到木板船。战国时期，木板船出现了风帆，已开始用铁箍连接船板。秦汉时期，我国古代的造船技术有了极大发展，出现了中国造船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楼船是汉代最著名的船舰。“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造船史上的第二个高峰，秦汉时期出现的造船技术，如船尾舵、高效率推进工具——橹以及风帆等，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充分发展和进一步的完善，而且创造了许多更加先进的造船技术。明朝的造船技术和工艺又出现了新的飞跃。明代造船工场规模大、分工细，还有与之配套的手工业工场，加工帆篷等零部件，还有木材等物品的堆放仓库，且造船材料验收、船只修造和交付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

——摘编自程晓《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兴衰及其启示》

材料二   近代中国造船工业倡建甚早，但起步较晚。在鸦片战争时期，在林则徐的倡导下，有识之士集资仿造西船。1861年，中国海关代理总税务司英人赫德，向清政府提出了一个从英国购买兵船的计划。中国花费巨款购买舰队，但控制在英国手里，引起朝野大哗。清政府无奈将该舰队变卖。1862年，两江总督曾国藩试造轮船，用蒸汽机为动力的“黄鹄”号试验成功。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分厂造船，使中国近代造船工业有了自己的开端，所造之船，汽炉、船壳两项皆系厂中自造。但是，在清朝当权者中，只讲引进，不讲发展。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清政府把重点放在买船上，连仿造也不干了。

——摘编自戚其章《近代中国造船工业的创建和发展》

材料一 “晚明”在中国历史演进中具有独特性。关于“晚明”起讫时间的讨论，一般学术界把万历（1573年始）到明代灭亡前这一段时期看成是晚明时期。关于“晚明”的时代定性问题，目前学界以“晚明”为题的一些专著虽有研究视角之差异，或重视明代外部环境，以对外交往与货币形态为切入点，或强调明代历史演进过程中的自我变异态势与趋向，其结论无不以晚明为一个转型的时代为旨归。

——摘编自李佳《君主政治的演进与权力关系格局》等

材料二 对于中国来说，这场战争是一块界碑。它铭刻了中世纪古老的社会在炮口逼迫下走入近代的最初一步。战争以严酷的事实暴露了这种差距，促使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在比较中思考，这些思考并没有真正“醒世”，20年光阴在昏睡中丧失。洋务运动30年，构成了近代化一小步。经过庚子（1900年）以来十年的千曲万折之后，历史在革命、改良、民变和清廷的自我挽救之间终于作出了自己的选择。革命派以一往无前之气推翻了清王朝，革了数千年帝政之命。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   清代嘉道湖南经世派人才群体又在继承湖湘文化传统的同时，将新时代的精神与需求引进了湖湘文化，使传统的湖湘文化开始了向近代的转型。

作为湖湘文化的传承者，以陶澍为首领的湖南嘉道经世派人才群体不遗余力地呼吁改革，力行实政。湖北巡抚杨健，倡捐治水，整修堤揠，深得民戴。闽浙总督赵慎轸，整顿军伍，规划营制，增设福建水师，使军容为之一变。浙江巡抚常大淳，讨平海寇，整顿盐政，奏免浙漕，拨款赈灾，颇具政绩。

早在鸦片战争发生之前，湖南嘉道经世派就警惕着时局的发展，防范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武力侵扰。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湖南嘉道经世派人才群体除陶澍已于年前去世外，不少人参加了抗击英国侵略的战争。清朝在战争中失败，湖湘之士无不扼腕痛心。两江总督李星沅鉴于海防的重要，上疏清廷，请创建外海水师。原山东道监察御史汤鹏撰写《夷务善后三十策》，详论募兵、练勇、修船、造炮、缉奸、设险诸事宜，乞尚书转奏。

道光十三年（1833年），陶澍鉴于清朝白银不断外流，洋钱大量涌入，造成严重银荒，曾提出仿照西方铸币方式，铸造银币的主张。鸦片战争后，魏源根据《四洲志》及中外文献资料，编成《海国图志》一书。该书对富国强兵、抵御外侮之方颇多探索，提出一系列学习西方的主张。在求强方面，提出学习西方技术制造战舰、火器，以及选兵、练兵、养兵之法，以改革中国军队；在求富方面，提倡创办民用工业，允许私人设厂局，自行制造与销售轮船和器械等，以使国家富强。

——摘编自周敏之等《近代湖湘文化与近代湘籍人才群体》

材料一 海图是指以海洋及沿海陆地为主要描绘对象的地图。宋元时期，中国海上活动频繁，航海图的制作与使用也随之发展。这一时期的航海图，大多详细记录了航线和港口信息。明清时期，除航海图外，还出现了海防图、沿海形势图等，如明代的《筹海图编》，不仅详细描绘了沿海地区的山川地形、岛屿分布、潮汐水流等自然地理信息，还标注了军事要塞、烽火台、港口炮台等信息；又如清朝嘉庆时期的军事海图《台州府太平县海洋全图》，不仅详细记录了台州府沿海的地理信息，精确标注了地形、水文等，还明确划分了内洋与外洋的界限，尤其强调炮台和信号站的位置。

——摘编自朱鉴秋《中国古代航海图发展简史》等

材料二   1869年，福州船政局的干吏黄维煊绘制的《皇朝沿海图说》被认为是译自英国人的绘图。1874年，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了《大清一统海道总图》，其中的克来格岛、挨金可尔特岛等地名均来自英文音译。清政府还派遣留学生赴英国专习测绘海图技术。1895年后，程鹏、陈寿彭、朱正元、童世亨等晚清士人，自发地从英版航海图中汲取新知，编译海防图。程鹏绘制的《沿海七省口岸险要图》，“大旨据英国海部图”但“命意不同，注重陆岸形势”。此后，中国传统航海图和海防图二分的局面逐渐消融。

——摘编自何国璠韩昭庆《明清时期中国海图方位的演变》

材料一   唐胥铁路是中国自建的第一条标准轨运货铁路。1877年，为保障北洋海军、轮船招商局和天津机器局的煤炭需求，开滦矿务局计划修建铁路承担煤炭运输工作。此计划因守旧官员施压下被清政府撤销，直到次年复请修建才获准。开始曾用驴马拖拽，后改机车曳引。1885年，迫于中法战争的失败，清政府成立海军衙门，并以“铁路开通可为军事上之补教”，兼管铁路事务。1886年李鸿章奏准把唐胥铁路延展到芦台并计划与津沽铁路连接，同时向北展筑到山海关。这一计划，在巩固海防和东北边防的名义下，获得了批准。

——摘编自金世宣、徐文述《中国铁路发展史1876—1949》

材料二   津浦铁路是由天津通往南京浦口的铁路干线，是旧中国铁路最为华彩的篇章。

津浦（津镇）铁路修建大事记

——整理自金世宣、徐文述《中国铁路发展史1876—1949》

材料三   唐胥铁路起点“唐山铁路遗址（现中国铁路源头博物馆）”与津浦铁路分别在2018年和2019年入选由中国科协调宣部主办的“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据《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整理

材料一   1890年创办的汉阳铁厂几乎所有的管理人员都沿用衙门机构的职务称谓，管理机构以及运作方式也照同衙门。对于聘用的洋员，创办者张之洞让他们主要负责技术，行政管理则由中国人负责。对于数量较多的工人的管理，汉阳铁厂也采用了近代中国早期企业中普遍存在的工头制，即由工头（资深工匠）负责管理本部门的工人，在外国技术人员的指导和帮助下，应付和完成本部门生产中所有最重要的技术操作工作。

——摘编自张忠民《汉阳铁厂早期（1890—1896）的企业制度特征》

材料二   1896年6月，郑观应任汉阳铁厂总办。当时汉阳铁厂问题众多，亏损严重。郑观应说，“铁厂要务，首在焦炭”，主张用机器采煤，同时建议修筑萍乡到株洲之间的铁路，如此“可望运费减，煤价廉，且不致小船装运迟滞，沿途偷卖，侵沙灌水等弊”。郑观应针对铁厂纪律松弛的现象，制定《汉阳铁厂厂规》30条。他在铁厂设立机器大学堂，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郑观应任期内的汉阳铁厂共产铁10432吨，超过了1893—1896年汉阳铁厂的总产量。

——摘编自杨华山《郑观应与汉阳铁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