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代法国的民法典将罗马法作为基础编纂范式，1804年颁布的法国民法典是世界上第一部现代民法典。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封建领主制经济正在严重阻碍资本主义工商业和私有制的发展，亟需一部民法典来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提供保护。然而当时法国的法律体系却非常混乱，鲁瓦河南北分别通行日耳曼习惯法和罗马成文法，同时还掺杂各种教会法和王室法令，分散零落的旧民事立法已经完全不适应社会的需求。几任革命政府为铲除旧体制，都以制定统一民法典为政治追求。法学家康巴塞雷斯三次临危受命，提出民法典草案，均在议会审议中宣告流产。直至1799年，在拿破仑的支持下，执业律师雅克米诺发布了民法典草案，成为正式立法的先声。此后，由特隆歇、包塔利斯、特莱拉、马尔维尔等法学精英组成“四人委员会”，经过四年的起草工作，终于完成了民法典的编纂。

——摘编自张亮《世界史中的民法典与新中国民法典的编撰历程》等

材料二   1979年，我国第三次起草民法典，但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条件还不具备。1985年，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入，民事生活越来越活跃，客观上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全面调整各种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于是1986年颁布民法通则。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随后，与之相适应的担保法、合同法等单行法相继制定。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民法典的起草加快。2017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并提出争取2020年形成统一的民法典。

——摘编自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等

材料一汉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举后直接授官，充分适应了君子贤人任官以“轨德立化”的思想。自东汉光武帝始，察举实施中“授试以职”，举主对秀才、孝廉先委以一定职务，以此检验其是否“便习官事”，合格者方举至中央。顺帝阳嘉元年考试经术笺奏，从而出现了一个新环节，构成了察举制向科举制演进的初阶。

——摘编自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

材料二唐代科举考生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允许自由报考，当时的取士原则兼顾着士子的平日才学和科场表现，若仅就规则而言，尚不周严。为杜绝舞弊，自宋真宗朝始，各级考试的试卷一律“封弥”、“誊录”，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也实行初考、复考、详定三级评定制度。在宋代，科举入仕者逐渐增多，成为文职官僚队伍中的核心力量。赵宋统治者鼓励敞开言路，士大夫们在处理各类国家事务之际亦敢于负责而直抒己见。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三唐代朝廷经常派遣监察官员或特使巡行各地，在视察地方政治的同时，监督校核官员课绩。宋代地方监司既管监察，又掌考课。宋代中央监察部门以整肃吏治为己任，也时常过问官员的善恶、能否。宋廷考察地方官吏时并不专一倚重地方监司，而经常是通过监司、御史台各自系统独立检举、相互核查。

——摘编自邓小南《课绩·资格·考察——唐宋文官考核制度侧谈》

材料一 历代统治者为巩固统治都重视边疆的治理。两汉时期，在边疆设立了众多郡县和属国，在辽的西北边疆地区设立西域都护府，管理民政、军政等事务。为了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唐王朝确立了军镇屯戍制度，大的军镇兵力多则数万，少则数千。唐朝政府安排边疆民族子弟学习汉族文化，并将众多汉文经典书籍颁赐给边疆民族。元代，在边疆设立了宣慰司，“有招讨、安抚、宣慰等使，品秩员数，各有差等”；任用大量土官，因俗而治：建立了从首都行政中枢到遥远边疆地区的驿站制度。清代，雍正皇帝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乾隆皇帝表示：“蒙古、汉人，同属臣民。”清政府对蒙古等少数民族的上层采用封爵、给俸，实施年班朝觐和联姻政策。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二

材料一   在古代中国，县以下基层社会，由具有强烈自治色彩的家族、宗族、乡族等组织系列（里社保甲与行会等亦均以家族、宗族等实体组成）在行政司法、经济活动、精神生活等方面，成为国家末端政权的补充，起到所谓“结构——功能替代物”的作用。费正清曾说:“政府统治的活动可以区别为两类，一类是往下只到地方县一级的正规官僚机构的活动，另一类是由各地缙绅之家进行领导和施加影响的非正规的网状系统的活动。”“地方长官是中央政府任命的该地惟一代表。这种表面地位造成的结果，就是地方长官只有在与当地士绅头面人物的密切合作下，才能做他的工作。”

——摘编自张研、牛贯杰《清史十五讲》

材料二   近代以来，西方各国在继承地方自治传统的基础上，加强了对基层治理的管理。美国建国后，基本保持了地方自治的传统，乡镇是最基本的地方自治单位，承担着除司法之外的所有公共服务功能。法国大革命后，形成了以自治市镇为基层单位的制度，每个市镇的市长和市议会都由普选产生，市长同时对中央政府和本地选民负责。英国在1835年颁布《市政法案》，确立了英国近代自治市制度。法案规定自治市政府和议会都由当地选民选举产生，地方征税所得也由自治市自主开支，但必须接受选民监督。

——摘编自人教版《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材料一   （隋朝）明确规定九品以上地方官一律由尚书省所属吏部任免，每年由吏部进行考核。……与此同时，选举权也集中到中央。……代之以科举制。科举制的特点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首先设立秀才、明经等科……一律按才学标准录取……隋炀帝时增设进士科，放宽录取标准。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二   从独相到群相再到兼相，致使相权逐渐削弱，这既是我国集权体制下的政治制度发展变化的突出特征，也是皇权与相权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材料三   故宫导游说：“这个不起眼的偏房，在雍正时代及以后的清朝政治生活中，成为了这个王朝的权力中心。”

材料一   为防止袁世凯专权，3月11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颁布了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国民不分种族，阶级、宗教信仰，一律平等﹔国民有人身、居住、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宗教信仰及请愿、考试、选举、参政等自由和权利；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国务员须副署临时大总统公布的法律及命令；等等。

——《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二   ︰由于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从历史上考察是缺乏法治文化传统和法律制度背景的。因此可以说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法治建设的基础是非常薄弱的，法治建设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政府和人民不畏艰辛，60年来在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只要与我国的国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的法治之路，就能克服法治建设的阻碍，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目标。

——摘编自郭庆珠《新中国法治建设历程》

材料一 汉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举后直接授官，充分适应了君子贤人任官以“轨德立化”的思想。自东汉光武帝始，察举实施中“授试以职”，举主对秀才、孝廉先委以一定职务，以此检验其是否“便习官事”，合格者方举至中央。顺帝阳嘉元年考试经术笺奏，从而出现了一个新环节，构成了察举制向科举制演进的初阶。

——摘编自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

材料二 唐代科举考生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允许自由报考，当时的取士原则兼顾着士子的平日才学和科场表现，若仅就规则而言，尚不周严。为杜绝舞弊，自宋真宗朝始，各级考试的试卷一律“封弥”、“誊录”，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也实行初考、复考、详定三级评定制度。在宋代，科举入仕者逐渐增多，成为文职官僚队伍中的核心力量。赵宋统治者鼓励敞开言路，士大夫们在处理各类国家事务之际亦敢于负责而直抒己见。

——摘编自哀行需《中华文明史》

材料三 唐代朝廷经常派遣监察官员或特使巡行各地，在视察地方政治的同时，监督校核官员课绩。宋代地方监司既管监察，又掌考课。宋代中央监察部门以整肃吏治为己任，也时常过问官员的善恶、能否。宋廷考察地方官吏时并不专一倚重地方监司，而经常是通过监司、御史台各自系统独立检举、相互核查。

——摘编自邓小南《课绩·资格·考察——唐宋文官考核制度侧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