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和平解放前，受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的影响，西藏城镇贫困人口主要来源于农奴，农奴主以残酷的刑罚维护其腐朽制度，造成残疾人、乞丐、流民、孤苦老人等城镇贫困人口的大量存在。封建农奴制度下长期沉重的经济剥削是西藏贫困人口广泛存在的另一因素，旧西藏绝大部分耕地、牧场、森林、山川、河流、河滩和大部分的牲畜都被官家、贵族、寺庙上层僧侣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占有。西藏法律将人分成三等九级，上等人命价同黄金，下等人命价如草绳，并努力维护这种不平等的社会政治制度。因饥寒贫病而死者不计其数，拉萨、日喀则、昌都、那曲等城镇乞丐成群，到处可见满街要饭的老人、妇女和儿童。
材料二 和平解放后，西藏城镇救济和社会保障事业逐步开展，各项赈济和救助城镇乞丐、贫民及老弱病残等人群的举措在大范围实施，流浪街头的乞丐和流民过上新生活，长期失业的贫民获得工作就业机会并组建家庭，无人照顾的未成年孤儿被送进学校，孤老残疾人在福利院安享幸福晚年，城镇底层居民的基本生存生活和发展权益得到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得到彰显，过去那种混乱不整、肮脏不洁的城镇面貌得到改变，西藏人权事业取得巨大成就。
——以上材料摘编自关浩淳《消除贫困的努力——从和平解放到自治区成立西藏城镇的扶贫救济与社会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藏解放前城镇贫困人口大量存在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藏和平解放后城镇实施扶贫救助措施的特点和效果。
材料一 传统秦汉的全面体制之后，魏晋时期的邻长、里长、党长还具有“义兴讼息”的
功能，乡官此时还具备理讼的职责；隋代也曾短暂地赋予乡正以署理辞讼之权；随后基层事务大多转化为里正负责，基层治理体制不断下延，秦汉以来什伍体制的延续，至北宋中后期与明清时期实行保甲制。另一方面，虽然基层治理体制向下延伸，加大对基层社会及其基本单位“家庭”的控制，但县以下原本有关听讼、解决纠纷的职责则不再明晰。原本里正的各类职责之中，只有“检察非违”在涉及词讼与纠纷解决，其余大多为行政性事务。但“检察民间善恶”之后，里正须“以告监官”，反映出里正并不是官职，有明显的差役的特征，丧失了原本乡官所具备的纠纷解决功能。宋代耆长仅负责刑事案件的调查取证；从元代开始的社长，以及明代的老人则是法律规定，拥有基层调解民事纠纷的权力。
——摘编自杨晔《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纠纷解决模式及其启示》
材料二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我国基层治理发生了巨大变化。1908年，清朝颁布了《城镇地方自治章程》，规定人口满丑万以上者为镇，不满五万者为乡。自此开始，中国首次出现乡镇自治。到民国初期，乡镇自治、民主选举和公务员制度等西方现代治理观念与手段逐渐深入，国家权力在推进基层自治的过程中成功扩张、乡镇基层组织逐渐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而原本在帝国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地方乡绅与家族组织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被逐渐淘汰，地方乡绅在清朝内外交困的大背景下大量向城市转移，以期在动荡的社会中获得政府的保护，所以乡绅阶层在农村慢慢消亡了。从20世纪初开始，家族组织受到多方面的冲击而陷入解体之中，现代国家的成长打破了家族组织的权威以及合法性基础，家族自身的血缘性和封闭性受到流动的社会威胁，丧失了其生存能力。
——摘编自毕鸿昌《中国古今农村基层治理新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秦至明代乡村社会纠纷解决模式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概括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我国基层治理发生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德国的职业教育体系主要包括高等专科学校与职业学院两种类型的院校。1919年后德国颁布一系列诸如《职业教育法》、《联邦德国职业学校总协定》的法律法规，立法体系完备详细。“双元制”为学生提供很多进入企业实践的机会，在生产实践的一线平台学习，既能及时消化课堂知识，又能快速发现和掌握新的学问。2003年，德国的职业教育经费中企业投入103亿欧元，国家投入56亿欧元，企业占72%。
——摘编自吴建国《中外高等职业教育法治化比较研究》等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召开了六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但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还没有系统化，没有广覆盖，配套性地方法律法规少。虽然国家明确规定“职业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职业教育是低于普通教育的职业教育以学科本位或者知识本位为主，知识与现实工作联系不紧密。近十年来我国职业教育经费占全国教育总经费投入的比例，几乎都在11%~13%之间徘徊，远低于国际上25%的比例标准。当前我国财政性经费依然是职业教育经费的最主要来源.
——摘编自孙希《中外高校职业教育的特点及对比分析》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德国职业教育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国外职业教育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国际法 | 条款 |
《国际联盟盟约》 | 联盟会员国约定，倘联盟会员国间发生争议，势将决裂者，当将此事 提交仲裁或依司法解决，或交行政院审查。联盟会员国并约定无论如何，非侯仲裁员裁决或法庭判决或行政院报告后三个月届满以前 ，不得从事战争 |
《非战公约》 | 缔约各方同意它们之间可能发生的一切争端或冲突 ，不论其性质或起因如何，只能用和平方法加以处理或解决 |
《联合国宪章》 | 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和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 ，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
| A．国际法适应国际形势不断调整 | B．禁止战争是国际法的一贯原则 |
| C．国际法有力地维护了世界和平 | D．维护国家主权是国际法的宗旨 |
| A．有利于官僚队伍的建设 | B．着眼于协调三省之间的关系 |
| C．深受儒家治国理念影响 | D．能够有效防范高级官员渎职 |
| A．家国双重治理结构升级 | B．制定严刑峻法加强对社会管控 |
| C．着力缓和官民紧张关系 | D．加强制度建设维护社会的稳定 |
| A．教育体制呈现半殖民地化 | B．科举取士退出历史 |
| C．人才培养方式具有多样化 | D．社会转型趋势明显 |
材料一 中国传统法律体系的最大特色就是法以礼为灵魂，这种以礼为原则的法律体系是被后人称为至圣先师的孔子总结了西周“礼治”经验后于2500年前创建的。孔子将法与礼所能达到的不同社会治理效果作了比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由此看来，以理（礼）服人的“王道”显然要优于以力（法）制人的“霸道”。孔子认为依附于“礼治”的法律只有维护忠、孝、节、义，才具有惩恶扬善的功效，当人情、道德与法律相抵牾时，永恒的人情、道德是不可改变的，可变的只是法律。孔子追求的是“以礼治国”，有两个显著的标志，一是“胜残去杀”，消除了暴力的统治方式——法律，社会治理依重教育；二是将社会的和谐而不是公正放在首位，以达到礼让“无讼”的境地。孔子认为在治国中，“人”的作用远远重于法律，“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摘编自马小红《礼治、法治之辩》
材料二 孟德斯鸠所言，“在民法的慈母般的眼里，每个个人就是整个国家”。但是，民法法典化的本质正是政治运动，始于18世纪晚期的欧洲法典化潮流无不服务于各种政治目的。法国民法典成为法国革命的皇冠，巩固和实现了自由、平等、博爱等革命理念；意大利民法典直接促进了亚平宁半岛的统一；奥地利民法典迅速将奥匈联结整合，这些国家皆通过法制统一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建立。
——摘编自张亮《世界史中的民法典与新中国民法典的编撰历程》
材料三 制定和实施宪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中国共产党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后，经过艰辛探索和实践，成功在中华大地上制定和实施具有鲜明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宪法，在我国宪法发展史乃至世界宪法制度史上都具有开创性意义，为人类法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摘编自习近平《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传统法律体系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欧洲民法法典化潮流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现代中国的宪法文献并概括其发展特点。
材料一 史料一：《礼记·曲礼下》载：“天子以牺牛，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
史料二：《礼记·大传》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于祫及其高祖。”
史料三：《国语·鲁语上》载：“天子祀上帝，诸侯会之受命焉。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
材料二 在前国家时期，先民们信仰原始宗教，这是祭祀的起源阶段。
早期国家时期，君王们通过举行祭祀来建构政治权威与权力秩序，祭祀因此呈现高度政治化的特征，并逐渐由早期的原始祭祀向国家祭祀演变。
秦汉时期，中国“国家祭祀”制度也随着儒家礼制化的改革而渐趋定型。
唐代时期，国家祭祀中的人性成分逐步提升，孔子、太公望均进入国家祭祀体系，出现吸纳民间信仰的先兆。
宋代时期，国家祭祀体系吸纳的民间信仰开始增多，最为突出的有马神祭祀。
明朝时期，朱元璋通过国家祭祀体系祭祀先代帝王的力度可谓空前，并且把大批历代名臣加入从祀。
清朝时期，吸纳民间信仰的关圣、文昌入中祀，设立贤良、昭忠祠入小祀，光绪年间朝廷升孔庙祭祀为大祀，以增强王朝的社会控制能力。
——摘编自廖小东《政治仪式与权力秩序—古代中国“国家祭祀”的政治分析》
(1)根据材料一的三则史料探究古代中国祭祀制度的历史，指出其共同的史料价值并进行说明，同时指出古代王朝强化祭祀的目的。(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中国历代王朝祭祀制度的演变与强化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提炼一个论题并加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一 湘鄂赣地区在民国时期是较为富庶之地，矿业、纸业是平江的主要工业，浏阳出产鞭炮、夏布等大宗商品，工商业较为发达。国民政府的围剿和掠夺，破坏了生产，激化了社会矛盾；而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开辟给受压迫阶级带来了新的希望。从1929年冬至1931年秋，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先后设立省县区各级苏区红色银行，发行了几种版别的银币和五十多种苏区纸币。苏维埃政府发布《平江县苏维埃政府为创办工农银行颁发的布告》和《敬告群众书》，向群众广泛宣传并进行政治动员。革命根据地的金融改革为巩固苏维埃政权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摘编自《红色金融史：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金融机构》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将各解放区的地方银行整合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行。在建立中国人民银行体系的同时，人民政府还建立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合作银行等国有专业银行。人民政府还接管了国民党政府官僚资本保险机构，成立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新中国成立后，私营银钱业倒闭成风，人民政府推动其走向联营、合营，向公私合营转变。在农村，中国人民银行确定了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的工作方针。首先建立信用互助小组，再由互助小组逐步发展到信用社。到1956年，一乡设立一个信用社，实现了农村信用合作化。
——摘编自赵学军《新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变迁与历史经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开展金融改革的有利条件。(2)根据材料二，概括新中国初期金融改革的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其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