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税制改革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以一条鞭法为例，“条鞭并夏税、秋粮、均徭、里甲、土贡……。未几而里甲之值年者，杂役仍复纷然。……岂知其为重出之差乎？此所谓积累莫返之害。有明自漕粮而外，尽数折银。天下之银既竭，凶年田之所出不足以上供；丰年田之所出足以上供，折而为银，则仍不足以上供也，无乃使民岁岁皆凶年乎？此所谓所税非所出之害”。……故条鞭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於后世者大矣。

——摘编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田制三》

材料一   商鞅在秦国担任丞相十年，“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这促进了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但因为“凌轹公族，残伤百姓”，“用法严酷”，以至于“车裂以徇，尽灭其家”。

——摘编自司马光《资治通鉴·周纪》

材料二   苏轼认为，商鞅虽使秦国走向富强，但政令严苛，使民众产生怨怒与抵触；“其民见刑而不见德，知利而不知义，卒以此亡”。因此，“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

——摘编自杨胜宽《苏轼与郭沫若对商鞅评价的分歧及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