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06年立宪派大臣载泽明确表示：“立宪之国君主，神圣不可侵犯，故于行政不负责任，由大臣代负之。即偶有行政失宜，或议会与之反对，或经议院弹劾，不过政府各大臣辞职，别立一新政府而已。故相位旦夕可迁，君位万世不改。”同年10月，官僚赵炳麟强调，“凡君主立宪国，其君主有统一之大权，一切关于政治之事，不经君主裁正，不能施行”，且国君可通过议院牵制“政府”。所以，“政府”权虽重，而“无从逞其强权”，“虽有枭雄不敢上凌君而下虐民”。1908年，资政院表示“君上有统治国家之大权，凡立法、行政、司法，皆归总揽”，“政府辅弼行政”。

1910年前后，梁启超说，“夫使对于君主而负责任者即称之曰‘责任内阁’也，则我国之有责任内阁已数千年，岂复劳诸公之陈请”。他指出，“责任政府”只有对代表民意的国会负责，才能真正成立，“与国会相依为命”；“夫使国家而果为君主私产，则君主固自应非国家机关，即政府、议会等，亦不过为君主之机关，而非国家之机关。”而清廷所谓的“责任政府”，与军机处没有实质区别，梁启超后来回忆说，“彼其时虽号称有国家而实未尝有国家也，号称有政府而实未尝有政府”。

——摘编自陈思言《“政府”概念的创制与清末政治改革》

材料 在八国联军炮口下逃出北京的西太后以皇帝的名义下诏变法，由此开始了晚清最后十年所谓“新政”时期。面对庚子以后的社会危机和日益迫近的革命，它明显地带有王朝自我挽救的意味。而一个扑杀过变法维新志士的人物侈口昌言“变法”，又像是一种历史的嘲讽。所以，人们称之为“假维新”，以区别于戊戌年间那场以救亡图存改造王朝为目的的维新运动。然而，真实常常存在于矛盾之中。在假维新的过程中又实现过一部分真改革。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在社会历史进程中，革命与改革具有决定性意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确定了社会革命与改革的辩证关系，赋予了它们各自科学的理论内涵。革命，是社会进步的特殊形式。任何类型的社会革命，都能直接地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社会革命只有在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转变的关节，点上才发生，是有特定的历史条件的。改革，是社会进步的普遍形式。社会改革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转轨换型，另一种是社会制度的自我完备，具有革命性意义的除旧布新。

——摘编自张艳国《革命进程》

1905年中国大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