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孔子曰:“善人为帮百年,亦可胜残去杀矣。”“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对于如何实现“无讼”,孔子提出的是一套为政以德、为国以礼、为政在人的治理方案,总体上是以德去刑。汉代一些地方行政司法官吏,在社会治理中,综合运用礼教、政教对社会的指引作用及刑罚对犯罪的禁止功能,综合治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解决社会冲突、化解社会矛盾的目的。例如:秦彭“准礼训人,不任刑罚,崇好儒雅,教明庠序”;东汉刘矩稍迁雍丘令,“以礼让化之,其无孝义者,皆感悟自革。民有争讼,矩常引之子前,提耳训告,以为忿恚(愤怒)可忍,县官不可入,使归更寻思。讼者感之,辄各罢去。其有路得遗者,皆推寻其主”等。
——摘自胡仁智《中国古代地方治理的儒家化及共历史启示》
材料二 罗马法是在古希腊自然法理念的感召下,经千余年的历史筛选而鼎立起来的传统私法文化之源,由于罗马法学家一开始就以自然法为指导,诠释着以市民法和万民法等为代表的法律法规,并亲历种种司法实践,在几个世纪中ー贯以往。他]形传统的诉讼指导、诉讼参与、撰写契据,解答司法实践中大量的现实问题,使他们的解答常常必须被审判者所接受,直接作为判案据,这大大推动了罗马法律制度的发展。加之罗马版图的日益扩大,对外文往日愈频繁,国内人际关系越来越趋于复杂,法律的确认和处理已是罗马国家不可替代的必然手段,因此,罗马民间才靠着罗马法学家的活动成了有史以来的“法制帝国”。
——摘编自张蓉蓉等《罗马私法一一自然法的法律表达》
（1）根据材一并结冷所学知识括指出汉代社会治理的发展,并作简要评析。
（2）根据材料一、二比较古罗马与中国古代在社会治理上的不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产生不同的原因。
材料 理解任何历史时期的关键，在于找出决定该时期形态的主要动力。在近代中国，我们看到了几种发挥作用的强大动力。其中有些是明显的，有些则是潜藏的。
首先，自然是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命运的兴衰。
其次，在整个近代中国，反对外来因素的民族或种族抗争，构成了一个清晰的历史主题，它时而浮现到表面，时而转入地下。这种动力经久持续。
第三种动力是在新的天地里寻求求生之道，这个新天地是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强加到中国头上的。即抛弃旧中国的成分，采纳近代西方的东西。
——摘编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结合中国近代史的相关知识，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 近来西洋学者，许多都想输入些东方文明。我仔细想来，我们实在有这个资格。希望我们可爱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的好处。
——摘编自梁启超《欧游心影录》(1920)
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市镇统于州县，例无设官”。为解决治安与税收上的困难，明清两代在江南市镇派驻巡检司、税课局等专职机构，但派驻到市镇的官员数量有限，难以承担市镇的公共管理与服务。于是，江南市镇自发形成了各类功能性自治组织，如规范本镇本行业交易活动的行会、维持治安的保甲、负责慈善事业的义庄等，事类不一，互不统属。这些组织往往由地方宗族力量主导，同一功能的自治组织之间亦有地域分割的痕迹。各市镇有自办的公益性学校，有独立的城市保护神——城隍，有完整的市镇历史记载——市镇志，表明市镇已经成为一个相对自足的文化共同体。
——据武乾《官治夹缝中的自治：明清江南市镇的非正式政体》
材料二 中世纪晚期，城市人口迅速增长。为提高自己的地位和改善日常生活，城市居民不断抗争。封建领主在收取市民们支付的赎金后，向城市颁发具有政治契约性质的特许状，给予其各项自治权利。城市行会、市政当局、市议会等自治组织逐渐发展起来。行会制定规章，训练工人的职业技能，控制产品的质量、价格，为社会福利积累资金，并通过礼拜天祈祷和节日游行等公共仪式鼓励市民对行会和城市忠诚。市政当局支持行会采取限制性措施，市议会核准行会规章，城市法庭负责追捕违规者。城市生活受到更为复杂的正式规则的约束，市民也更多地承担了公共卫生和公共秩序等责任。
——据陈灿《论走向近代的英国城市职业市场变迁和行业规则的完善》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江南市镇与英国城市在自治发展上的相同原因及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明清江南市镇自治与英国城市自治的不同之处。结合所学知识，对二者的走向加以评析。
材料一 中国古代王朝的对外政策，服从于“以德抚远”的政治目标，希望建构一个以中国古代王朝为中心，具有共同道义和文化基础的稳定的国际体系。汉代外交“临西海而望大秦”，使节出使各国，“远人宾服”。唐代时，要求选派的对外使节，“到彼宜阐扬经典，使知大国儒教之盛”，都城长安各国使节云集。明初朝廷四处宣谕，“有贡必封”。清初，顺治曾诏谕：“南海诸国，有能倾心向化、称臣入贡者，与朝鲜一体优待。”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成功经验来看，建构东亚世界更主要是依靠先进的制度、法律、文化和技术，使得周邻国家受到吸引而自愿输入移植。中国古代王朝对外政策的基本点是和平的文化影响，而非武力的征服和领土的扩张；是国际体系的领导者和维护者，而非统治者和掠夺者。
——摘编自韩昇《中国古代的外交实践及其基本原则》等
材料二 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清政府严词拒绝英国遣使进京。庚申之役后，清廷被迫允准外国公使进京常驻，但对遣使驻外无意执行。1864年，总理衙门将系统介绍国际法的译作《万国公法》分发到沿海各重要口岸。1875年，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使英。甲午惨败，清廷被迫承认朝鲜为自主之国。庚子国变后，清廷广兴新式学堂，鼓励有志青年留学西洋，新式人才逐渐成为驻外使臣来源的主流。1901年，清廷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上。1911年，外务部职能趋于简化，“大臣掌主交涉，昭布德信，保护侨人佣客，以慎邦交”。
——摘编自何新华《中国外交史（从夏至清）》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外交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晚清外交所面临的挑战，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晚清政府的应对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