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6世纪～17世纪，瘟疫在西欧频繁暴发，英国人口大量死亡，基督教会束手无策。英国王室政府与地方政府相互合作，共同致力于防疫工作。为了防控疫情扩散，英国当局采取医学隔离、物件消毒、禁止公共集会、打扫街道、清理垃圾及捕杀流浪动物等措施，同时采用放血、催吐等疗法治理病痛。尽管有信徒进行抵制，但政府依然强制推行。英国的防疫不仅来自欧陆防疫经验，而且也来自地方长期防疫实践，更来自医生专业性建议，是多方面智慧的结晶。在各方努力下，英国的防疫措施加快了瘟疫的消退。

——摘编自陈凯鹏《论近代早期英国防疫对策的特点》

材料二   1910年中国东北发生了长达半年之久的烈性肺鼠疫。清政府立即成立了京师防疫局和东三省各防疫机构，出台百余项法规，要求各地区必须逐日向上级机关详细呈报疫情，同时任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伍连德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伍连德通过解剖疫尸，证明此次鼠疫为肺鼠疫，主要通过呼吸飞沫在人际传播。他采取隔离诊治、注射抗鼠疫血清、对公共场所实施污染源整治及清洁消毒、疫尸火化、推广使用口罩等措施。面对疫情，上到皇亲国戚、下到平民百姓多能参与募捐。1911年3月，东北鼠疫全部消灭。庚戌鼠疫的成功防治，为中国近代公共卫生机制的形成和中国近代防疫体系的构建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摘编自焦润明《庚戌鼠疫应对与中国近代防疫体系初建》

材料一   中国文官制度的发展是在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的，很少受到外来的影响，不仅历史悠久、从未中断，而且沿革清晰、源流可考。中国文官制度的主宰和灵魂是皇帝，同时，文官机构又是支撑皇帝专制主义统治的重要支柱。中国自秦汉时起，便开始制订文官律。唐六典的出现，则是文官法成熟的标志。经过宋元至明清，以会典的形式为主，形成了文官法的独立体系。

中国古代发达的文官制度对世界各国文官制度的发展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唐代文官制度中的制授、敕授、旨授和判补等影响了日本的近代文官制度。13世纪末以来，马可·波罗、利玛窦等人也介绍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其中便包括文官制度，这对于开阔西方人的视野，传播东方的古代文明起了良好的作用。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综论》

材料二   19世纪50年代起，英国正式拉开了革新吏制的帷幕。1853年，斯坦福·诺斯科特和查理·屈维廉爵士的《关于建立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痛陈了当时政府官吏制度的痼疾，同时提出了改革的原则性建议：（一）建立公开的、竞争性的考试制度，择优录用文官；（二）根据不同的教育程度，把文官分为高级和低级两大类；（三）对各部的文官实行统一管理，各部文官可以互相转调；（四）严加考核文官平素的工作，根据他们的工作成绩和勤奋程度加以擢升。1855年，内阁颁布了《关于录用王国政府文官的枢密院令》，决定成立三人文官委员会，独立主持文官考选事宜。1870年，内阁又颁布了第二个改革文官制度的枢密院令，一切文官的任命都必须根据文官委员会的规定，通过公开竞争考试方能录用。至此，英国文官制度最终形成。

——摘编自顾新生《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官制度》

材料   温铁军认为，古代社会自郡县制以来，政权只设到县一级，社会基层长期维持“乡绅自治”。秦晖进一步将这种治理格局概括为“国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中国传统基层自治的存续，得益于既是社会经济单位、又是政治责任单位的家户制度和儒家意识形态的教化。

随着中国步入现代社会，现代性的侵蚀导致传统基层宗族社会受到严重冲击，近代以来中国不断探索与现代性相适应的基层治理制度。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进一步对当前基层社会自治水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摘编自任杰、郁建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自治、法治与德治》等

材料一   英国的城市化运动主要出现在工业革命发祥地和工业化地区，工业革命发祥地多是近代早期的乡村工业区。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和机器工厂的出现，原有的乡村工业城镇成长为城市，对资源和人口的吸附力大为增强；原有的乡村工业村庄演变为工业城镇，原有的农民要么就地转变为城镇居民，要么移居本区域新兴的工商业大城市。这些地区后来一直是英国主要工业城市分布的区域。1851年，经过大约一个世纪的工业革命后，英国城市人口已超过50%，基本完成城市化。城市化高潮的早期基本上是农村城镇化的高潮，因为城市人口增长主要依靠农民移民，其次才是城市居民的自然繁衍。

——摘编自刘景华《农村城镇化：欧洲的经历与经验》

1895年底，中国总共对外开放26个通商口岸。这些开放通商口岸分布的区域，形成了一个以开放口岸城市为中转枢，各方面力量参与其间的广泛的贸易网络几乎在西方国家将商业势力拓展到通商口岸的同时，中国内陆地区各种资人口商业等也开始了向通商口岸的集中中国对外开埠通商后，口岸城市在对外贸易的刺激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它们逐渐盖过了一些传统内陆城市的光芒。开埠通商既是对中国传统市场园的改纽，也是对国内资源的一次整合，更是对中国近代城市分布格局的调整由此开始，口岸城市的迅速崛起打破了中国城市发展的某种均势。

——摘编自徐峰《商业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

材料一 宋代是乡村社会救助的发展时期。社仓、乡约、义庄、社邑等社会救助形式丰富了宋代乡村社会救助手段。社仓是建立于乡村的地方仓储形式；乡约在社会救助中更多的作用是社会道德教化和劝导人们进行社会救助活动；义庄建立体现了宗族内部成员救助的规范化特征；社邑所表现的社会救助形式是乡村救助的普遍情况。宋代社会处于“国贫民富”的时期，以士绅、富民为代表的民间力量在乡村平时的社会救助中占据主导地位

——摘编自陈国柱《宋代乡村社会救助的新特征》

材料二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人们开始感觉到农村问题的严重性，当时“救济乡村”“复兴乡村”的呼声特别高涨。一些在农村已设立试验区、从事乡村教育的教育机构、团体开始逐渐将工作重心从乡村教育转移到乡村建设上来，先后设立各种试验区1000多处，乡村建设运动逐渐兴起。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保护环境，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材料一 长城区域是我国质史上森林分布的重要地区，但从明代尤其永乐迁都之后，随着这一地区冶铁、采木烧炭等行业的发展，很多地方“斧斤如雨，喊听震天”，导致明中后期许多地方“山场树木砍伐尽绝，以致今柴炭价贵”。明朝政府一直对皇陵山脉、名山、边境执行禁伐政策，但很多时候对于盗砍边林树木者“沿边守备操防，不惟不能禁约.且索斧锯等钱，通同卖放。”

——摘编自暴鸿昌《明代长城区域的森林采伐与禁伐》

材料二 中世纪时期，英格兰至少有400万英亩林地。随着16-18世纪进步观念不断被英国人接受，砍伐森林被视为征服自然、告别野蛮走向文明的合理行为。这一时期，英国森林覆盖率不断下滑，到1800年，英格兰与威尔士总共还有不超过200万英亩的林地。1875年，议会下议院特别委员会提出：新森林地区作为英格兰唯一幸存的原始森林，应该加以保护。1877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新森林法案》。1878年《埃平森林法》的通过制止了对埃平森林的圈占，并在四年后对公众免费开放。

——摘编自李鸿美《崛起的代价：16-18世纪英国森林的变迁》

材料三 1901年，西奥多罗斯福上台时面临严重的森林保护问题。他决心利用自己的职权，为保护森林而奋斗。他从国有森林中划定1.5亿英亩未出卖的森林，作为国家森林保留地，并把国家森林移交给农业部，下设森林局，按科学方法进行管理。1902年，国会通过“新地开垦法案”，规定从出卖国有土地的收入中拿出部分资金兴办灌溉工程，并为此成立开垦局。罗斯福还创设5个国家公园，4个野生动物保留地，50个以上的野鸟保护地。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史编》

材料一   唐朝前期，政府沿用隋朝的粮仓，并在洛阳附近营建大型国家粮仓。其中含嘉仓规模最大，粮窖总数400个左右。第160号粮窖还保存有一窖已炭化的谷子，约50万斤。仓城设有专门管理机构，并有驻军守护。唐朝政府通过财务勾检，即财务审查、账目审计与法律法规来对粮仓进行管理监督。仓窖所储粮食主要是从华北地区运来的租粟和江南地区运来的粗糙米。地下储粮采用低温密封的科学原理。大型粮仓均分布于长安、洛阳方向的运量干道上，便于各州县的税谷、税草的输送。隋朝大运河修建时，也充分考虑了大型粮仓的位置关系。

——摘编自《洛阳藏宝中的历史》《王恺考古文集》等

材料二   粮食储备体系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支撑。清代统治者高度重视仓储制度的建设，将粮食仓储视为“生民之大命”。属于国家专项粮食储备的有京仓、通州仓、水次仓、旗仓、营仓等，保证官俸、京城军粮供应。以积贮备荒为宗旨的常平仓、社仓、义仓是清代仓储的重要组成部分。常平仓作为官仓，是清代储备粮食救灾的主体，设于各直省府、厅、州、县，每年“春夏出粜，秋冬籴还，平价生息，凶岁则按数给散贫户”。国家对常平仓的管理非常严格，从修建仓库、储粮数额到仓库的日常管理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并严定常平仓盘查追赔之制，严防仓粮亏空。义仓则为民仓，设于市镇，另外还有同属民办的社仓，设在乡村。

——摘编自赵晓华《清代粮食安全政策及其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