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城市化固然是宋代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的象征，然其负面影响也不容被忽视……城市经济活跃，市区面积扩大，城市人口增长，城市化的进程明显加快，在宋代城市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城市土地、水源等资源相对短缺，各种垃圾、污秽也随之增加，城市的水源、土壤乃至空气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受污染。城乡差别的加大引发人口由乡村向城市迁徙，难以果腹的灾民可能遗尸街头，城市内部贫富分化也很严重，孤贫之家无力殡葬，更使得城市沦为疾疫暴发的中心。
疾疫的严重威胁使得宋代城市管理者们面临着重大考验，促使他们审慎探究致疫成因，妥善拟定处置方案，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去应对城市防疫问题，防疫观念为之一变，城市防疫制度随之发展。宋代统治者通过采取整治城市周边环境、积极推广医疗防疫、主动隔离疾疫病患，以及埋瘗尸骸等措施，初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城市防疫制度。这些制度在特定历史场合无疑发挥着积极作用，对后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成为宋代以迄明清城市防疫制度的核心部分。
——摘编自余小满《宋代城市的防疫制度》
（1）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早期城市疾疫暴发难以控制的原因。
（2）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简析宋代后期城市防疫措施的影响。
材料一 20世纪50年代，中国与民主德国的关系良好，贸易和文化交往十分频繁。与此同时，中国与联邦德国之间处于对立状态。1955年，联邦德国与苏联建交后，中国逐步推动与联邦德国的民间往来。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日益紧张，中国与民主德国关系降到了冰点。70年代初，联邦德国调整“新东方政策”，决定改善与中国的关系。1972年10月，两国外长在北京签署建立外交关系的公报，决定互派大使。此后，两国的交流活动迅速升温。
——摘编自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等
材料二 1993年，德国实施“新亚洲政策”，十分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德国企业认为在中国“差不多所有行业都有前景”，纷纷进军中国市场。1998年，德国总理施罗德将实现外交政策“正常化”作为重要目标，对外不依附于任何国家，谋求世界政治大国地位，并与中国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出现多元认同”。中国认为加强中德在多极化世界中的合作，有利于提高各自国际地位，扩大各自在国际上的活动余地，并促进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2004年，中德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内建立“具有全球责任的中德战略伙伴”关系，中德关系发展到了新的高度。
——摘编自吴友法《德国现当代史》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20世纪50~70年代中国与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关系的变化及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中德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历史条件。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德关系发展的历史启示。
材料 一个民族的觉醒，通常要有两个条件：第一，这个民族面对着或者经历了以往没有遇到过的眼中你危机，甚至整个民族被逼到生死存亡的关头，旧格局再也无法继续保持下去。第二，还要这个民族能看到出路，燃烧起新的希望，深信只要奋起救亡，勇于变革，就可以改变目前的艰难处境。
——摘编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的崛起》
根据材料并结合中国近代史所学知识，围绕“危机与觉醒”自行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论题明确，阐述史实准确，逻辑严密，表述清晰）
4 . 材料 1931 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政府采取省、县、区、乡（镇）四级制。乡苏维埃政权“为乡的最高政权机关”，在党和上级政府的领导和监督下履行职责，严格执行党和上级政府的命令和决议，并有考核奖惩。乡苏维埃承担着反映群众意见和满足群众基本生活需求等职能。在乡苏维埃下面，还有各种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群众组织，如贫农团、妇女会等，涵盖了各种人群。乡苏维埃与村之间不是完全的科层制关系，除了运用命令、督察、组织处理等必要的制度化手段外，还采取大量的非制度化手段，包括会议动员、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干部模范带头作用等。毛泽东曾评价:“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的领导，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
——摘编自万振凡 《中央苏区乡村基层政权运作特征及其启示》
（I）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央苏区乡苏维埃政权运作的特征。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央苏区乡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意义。
5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19世纪40年代初，上海开始“依港兴市”，租界中“华洋杂居”；60年代后，上海由一个古老的县城逐渐发展成港口与商业中心；19世纪下半叶形成了沪东、沪西、沪南等工业区。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参与上海发展，形成新的商业区。1929年，由市政府主导，建成以江湾五角场为中心的“大上海市中心区”。1949年后，上海一直是国家重要的经济中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世界影响力日益增强。
——摘编自张仲礼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等
材料二16世纪开始，曼彻斯特从军事要塞逐渐发展成为工商业城市。1830年已有棉纺厂99家，并开通世界最早的现代化铁路。1838年，设立议会和市政府，摆脱了封建管理体制。19世纪下半期，从传统的棉纺业衍生出许多新门类，开通了通海运河，可通往世界各地。20世纪初，不断与周围工业社区及城镇连接，发展为大城市。1961～1981年，因过于拥挤，人口大量外迁，老龄化日益严重，纺织业日趋衰落。20世纪后期，城市中心被废弃的工业区包围，几个大面积的旧贫民区仍然存在。
——摘编自（英）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上海和曼彻斯特发展成为近代大都市的相同因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20世纪中期以后上海相对于曼彻斯特的有利发展条件。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以曼彻斯特为例，简析现代城市发展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材料一：18世纪上半期，随看启蒙运动从英、法向整个欧洲的扩散，德国思想文化界的精英们也汇入启蒙运动的洪流之中。但是，德国的启蒙运动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体现为：一方面，它高扬理性、宽容、进步等启蒙思想大旗，从迷信和传统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它还针对德国分裂落后的现状，将启蒙运动的理性思考与民族情感融合起来，在宣扬理性等启蒙观念的同时，伴之以浓烈的民族情感，最终形成了启蒙思想与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共生。由于这一特点，启蒙运动在德国成长的过程也成了德意志民族意识在文化领域逐渐成长的过程，它不仅构成了德意志民族的自信，而且最终催生了德意志的文化民族主义。
——摘编自邢来顺《德国贵族文化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
材料二：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在“过去”与“现在”不断交互和彼此制约的过程中逐步构建并于甲午后初步形成的。为救亡图存，维新派主张“满汉平等”，“合举国之民心”：立宪派主张“合族救国”；民国后，孙中山将“驱除跶虏”转变为“民族平等，五族共和”，“使世界强国不敢轻视中国”。晚清中国思想界呈现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流动局面，但剖析各种思潮，不难发现民族主义贯穿其中。
——摘编自俞祖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类型及主导价值》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德国“文化民族主义”的内涵，并分析德意志民族意识在文化领域逐渐成长的时代背景。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形成过程的特点，说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对民主革命、经济建设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我国是最早利用海洋的国家之一，殷墟即发现了来自南海乃至阿曼湾的海贝。齐国借助“边海”的地理条件，发展“鱼盐之利”，成为春秋战国时最为富庶的国家。汉代“海上丝绸之路”雏形即已出现，魏晋而后，僧人“附商舶”西行“求法”，成为佛教东传的重要方式。宋元时代指南针等远洋航行工具的使用，使海外贸易达到鼎盛，明朝前期，在郑和下西洋的背景下，出现了一批重要的航海著作，如《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记录海行见闻，反映当时东南亚、印度以及阿拉伯、东非等地的风土人情、山川形胜。明后期，郑若曾针对倭寇等问题，在《筹海图编》中明确提出“海防”的主张：“欲航行于大洋，必先战胜于大洋。”而明、清政府常常采用“海禁”的办法。到鸦片战争前，“各省水师战船，均为捕盗缉奸而设”。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文》等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卷入世界市场体系，通商口岸不断增加。魏源认为海运“优于河运者有四利：利国、利民、利官、利商”。1842~1846年，茶出口增长一倍，丝的出口增长将近五倍；1846~1856年，茶出口又增长55%，丝的出口增长三倍多。海关税收从1861年的490余万两增加到1902年的3000余万两。1866年，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附设福州船政学堂。1868年，江南制造总局制造的第一艘近代海轮“惠吉”号下水，1872年轮船招商局成立，“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1885年，海军衙门设立。随着西方商品与资本输出的扩大，部分国人提出与列强进行“商战”。1904年，张謇上奏朝廷，请准各省成立海洋渔业公司，购置新式渔轮，发展海洋渔业。19世纪60年代后，清政府与英法等国签订条约，允许百姓出国，“毫无禁阻”，仅南洋地区，就有中国移民500万人。
——摘编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我国古代海洋利用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指出晚清海洋利用的主要变化及启示。
材料一
《孟子》中记载了孟子与其学生关于法律问题的讨论。学生问：“舜做天子后，假如其父杀人，舜的法官该怎么办呢？”孟子回答：“抓起来就行了。”学生又问：“难道舜不阻止法官吗？”孟子说：“舜怎么能阻止呢？法官是按职责办事。”学生问：“那舜又该怎么办呢？”孟子说：“舜应当放弃天子之位，毫不顾惜。然后偷偷也背上父亲逃到海边住下，一辈子都很快乐，把曾经做过天子的事情忘掉。”
——据《孟子》
材料二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雅典陪审法庭以亵渎神明与蛊惑青年的罪名判处死刑。他与他的弟子们都认为判决不公。当弟子们安排苏格拉底逃走时，他却认为，虽然逃走是一种正义，但审判过程符合雅典法律程序，遵守合法的判决也是正义的要求，而且是更大的正义，因为如果拒服从判决，就等于践踏法律，倘若人人都以自己认为的正义为借口而任意践踏法律，社会秩序将混乱不堪，城邦将无法存在。最终他选择在弟子面前饮下毒药，从容赴死。
——摘编自（古希腊）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
（1）结合材料及所学知识，概括孟子和苏格拉底的法制观念。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两种法制观念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共同的历史价值。
材料一：北宋士大夫表现出一种崭新的精神面貌。从建国初赵普的屡次谏言，到中期的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无不反映出宋代士人为维护封建政权而做出的最大努力，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在当时士人中间并不是个别现象，这同前代士人逃隐山林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宋代科举制的完善，给普通士人入仕打开了方便之门。全国各地不论是京畿，还是闽、蜀、两广等偏远地区，到处都是读书应举之人。士人挑灯夜读，为求取功名奔波于漫漫求仕途中。由于科举朝着重策论、轻诗赋，重能力、轻浮文的方向发展，这就要求士人具有以文章为工具，利用经术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使士人改变了以往的治学方法和思维方式，形成了士人独具特色的文化风格。
——摘编自宋馥香《略论北宋士风及其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材料二：在封建社会中，士列四民之首，有着其他阶层不可企及的地位和荣耀。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他们进入政权的平等机会消失，生计受到威胁，出现了“依附商人以救其乏”的现象。他们只能研习新学，转向新式学堂，逐步接受和形成了以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为核心的新的知识体系。新式知识分子认同科学理性，崇尚独立人格，向往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社会。他们不再视由士而任为正途，而是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从事各种新的社会职业，源源不断地进入教育、科研、工业、商业、财会、医务、律师、新闻、出版，以及政府、军队等各个社会职业阶层，使得传统的社会结构逐步发生变化。新式知识分子自身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产儿，他们的活动又成为这种转型的强大动力。
——摘编自武端利《科举制的废除与近代知识分子阶层的转型》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宋士风的主要特征，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分析其对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产生的积极影响，并简单谈谈你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的认识。
材料一 英国的城市化运动主要出现在工业革命发祥地和工业化地区，工业革命发祥地多是近代早期的乡村工业区。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和机器工厂的出现，原有的乡村工业城镇成长为城市，对资源和人口的吸附力大为增强；原有的乡村工业村庄演变为工业城镇，原有的农民要么就地转变为城镇居民，要么移居本区域新兴的工商业大城市。这些地区后来一直是英国主要工业城市分布的区域。1851年，经过大约一个世纪的工业革命后，英国城市人口已超过50%，基本完成城市化。城市化高潮的早期基本上是农村城镇化的高潮，因为城市人口增长主要依靠农民移民，其次才是城市居民的自然繁衍。
——摘编自刘景华《农村城镇化：欧洲的经历与经验》
1895年底，中国总共对外开放26个通商口岸。这些开放通商口岸分布的区域，形成了一个以开放口岸城市为中转枢，各方面力量参与其间的广泛的贸易网络几乎在西方国家将商业势力拓展到通商口岸的同时，中国内陆地区各种资人口商业等也开始了向通商口岸的集中中国对外开埠通商后，口岸城市在对外贸易的刺激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它们逐渐盖过了一些传统内陆城市的光芒。开埠通商既是对中国传统市场园的改纽，也是对国内资源的一次整合，更是对中国近代城市分布格局的调整由此开始，口岸城市的迅速崛起打破了中国城市发展的某种均势。
——摘编自徐峰《商业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英国的城市化与清末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异同。（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清末中国城市化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