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旧唐书》《新唐书》等史料均记载：唐强盛时，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包括波斯商人在内的胡商纷至沓来。他们将珍禽异兽、珠宝香料、玻璃器皿、金银货币、宗教信仰、音乐舞蹈、饮食服饰等带入中原，呈现出一派繁华景象。然而，萨珊波斯帝国却江河日下，风雨飘摇，危在旦夕。面对阿拉伯人势不可挡的政治威胁与军事进攻，萨珊国王耶兹底格德三世曾三度“遣使朝贡”，向唐朝求援。终因路途遥远，唐太宗爱莫能助。642年，阿拉伯大军在奈哈万德彻底摧毁萨珊军，攻克泰西封。耶兹底格德三世逃往中亚，651年卒于木鹿，萨珊王朝遂亡。耶兹底格德三世之子卑路斯逃至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求救于唐朝。为了安抚流亡的波斯王子，同时也出于对西部疆域安全的考虑，661年，唐朝在锡斯坦的首府疾陵城（今阿富汗西南部的扎兰季）设波斯都督府，拜卑路斯为都督。按照《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的记述，“唐代波斯都督府所辖境域，仅波斯东部边地而已”。翌年，卑路斯被唐高宗封为波斯王。据《册府元龟》记载，卑路斯两度“遣使访朝”，向唐高宗“献方物”，并于673年亲自来华。由于不断遭到阿拉伯人的进攻，674年卑路斯等波斯贵族入唐避难，定居长安。萨珊波斯亡国后的百余年间，唐朝对流亡、寓居、滞留于大唐境内的波斯王室后裔礼遇有加、诚信亲善。有学者认为，在新疆的一些少数民族可能就是已经融入中华文明的古波斯后裔。

——摘编自雷钰《丝绸之路见证下中国与波斯的友好关系》

材料一   中国古代史官建置甚早，据《周礼八礼记》等书所记，三代所置火官名称甚多，史官职责亦各有异。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均有自己的史官撰写各国国史。“君举必书”的优良传统在春秋时期逐渐形成。汉代除太史令外，还置女史记录皇帝起居。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史学呈现多途发展的趋势，而皇朝正史撰述最为兴盛。唐代正式设立史馆，史官制度趋于完备。史馆以宰相为监修，修换本朝史和前朝史。设史馆官修前朝史书的制度从唐代一直延续至济。五代至济、史官、史馆制度多因唐制而有损益，并名称虽然因代而异，但职掌略同。

——摘纳自瞿林东《中国史学之连续性发展的特点及并深远的历史意义》

材料二   中国传统史学在近代以来日益陷入困顿。梁启超把对旧史学的批判矛头直指帝王集权及其专制思想。他在《斯史学》中狂烈批判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逆不可救”。总体而言，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转型初期，传统史学理念不是遭到否定便是放淡忘。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学术中国化”的讨论中，传统史学与近代史学的关系渐受关注。有学者认为传统史学的某些原则仍具有相当的生命力。翦伯赞提出应“把被否定的诸要素中的积极的东西保存者并发展它，当作断的东西之发展的契机”。

——摘编自胡逢祥《中国史学传统及其近代转型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