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史记》曰“沿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隋唐时期，部分人对海洋的潮汐运动规律认识有了理性上的提高；宋元时期已有了升降舵和多副舵的运用，罗盘导航、天文定位以及航迹推算，使跨洋航海的宏愿与构想得以实现。15世纪的明初，开始了历时28年的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壮举，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处于巅峰时期的表征，途经多国，在当时世界航海史上占据绝对的领先地位。郑和下西洋绘有20页航海地图，是中国航海技术与实力的具体体现。
——摘编自何国卫《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技术基础》
材料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扩展国际合作空间，缓解中国与各国海上与地缘矛盾的重要战略举措。近年来，中国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需求量与日俱增，中国在伊朗、沙特、伊拉克等国投资了大量油田和石油炼化厂。同时，西亚、北非的部分国家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基础建设方面存在一定合作空间。南亚作为“一带一路”的交汇地带，中国可以为南亚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南亚国家的能源、剩余劳动力等比较优势也得到充分发挥。但众所周知，西亚、北非地区可谓是全球政治局势最为复杂、政治风险最为突出的地区之一、中国与西亚、北非地理位置间隔较远，有些国家交通设施仍不成形，存在极大的金融风险。由于南亚地区各国关系并不和谐，地域冲突、历史积怨等问题错综复杂，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中国想要连通铁路、公路、通信网络等设施具有很大挑战。
——摘编自毛立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机遇与挑战试析》
(1)根据材料一、分析中国古代开展“海上丝绸之路”所具备的条件，并理解郑和下西洋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处于巅峰时期的表征”。(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机遇与挑战。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和现代“丝绸之路”的共同核心精神。
材料一 《灵著录序》和《灵著录略》两篇文章，是重要的妈祖史料。《灵著录序》提到元代诗人张翥曾奉旨到湄洲妈祖祖庙代祀，得祖庙《灵著录》母本，致仕后汇订成编。另一篇《灵著录略》，著者林朝裕，作于康熙二十四年五月，是对张翥《灵著录》一书内容的概括，保存了《灵著录》的主要内容。《灵著录序》中“妈祖诞降”“海上灵迹”等是后来妈祖显圣故事的母本。如妈祖诞降湄洲，有“生而地紫”异象，自幼“变幻而秘法得”；能“席海以行”，即后来的“挂席泛槎”故事；“逝而见梦以祠”，即后来的“显梦辟地”故事；海上救护神迹即“怒涛济溺”“神助漕运”等故事。林朝裕在《灵著录略》按语中说妈祖“种种奇迹”及“褒赠”，早在宋元时期就“俱载《灵著录》”。《灵著录略》记载“天妃妈祖，林氏，出自吾族，毓诞湄洲，而神灵赫濯，利国济民”。曾祖统军兵马使林保吉，曾参加高平之战，“乘功而归，遂别业于莆阳之湄屿”。
——摘编自林龙锋，刘福铸《仙游郭坑林氏族谱与妈祖史料》
材料二 传说妈祖受到观音菩萨的超度而成为女神，有预测大海变化的能力，故而成为福建地区民众心目中的保护神。宋元时期，中国海商数以万计，虽然中小商人最多，但资产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海商也层出不穷。据南宋刘克庄文集记载，“海贾归来富不赀（同“资”，财），以身殉贸实堪悲。”两宋以来的王朝政权多次因“护海神迹”而将福建地方社会的妈祖信仰纳入到国家礼制秩序当中。
——据王文钦《妈祖崇拜与儒释道的融合》等
材料三 妈祖信仰起源于北宋时期的福建莆田湄洲岛，大陆移民将其传入台湾后，在岛内各地进行了广泛传播，初步形成“福建祖庙、台湾开基庙、台湾分灵庙的三层关系网络”，奠定两岸妈祖信仰的谱系结构。
——游红霞《妈祖信仰铸牢两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与实践机制》
材料四 妈祖文化在国外传播的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古代海上贸易，主要是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二是福建、广东等地去海外的移民传播。三是当地华侨华人团体的积极推动。据陈尚胜《清代的天后宫与会馆》中的资料统计，总共159座天后宫会馆，其中闽商所建占105所，分布在广东、广西、云贵川、湖北、湖南、江西、山东、安徽等地。资料显示，全球有妈祖庙数千座，分布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遍及南极洲外的所有大洲，信众超3亿人。
——摘编自林明太《妈祖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传播与发展》
(1)根据材料一中的史料探究妈祖信仰的历史，指出其史料价值。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两宋时期妈祖信仰兴起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三四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妈祖信仰传播的现实意义。
材料一 宋代与中南半岛、大食诸国、高丽、日本的来往十分密切，高丽和日本都辟有专门对宋贸易的港口。宋代进出口货物有410种以上，按性质可分为宝物、布匹、香货、皮货、杂货、药材等，单是进口香料，其名色就不下百种。宋代出口货物种类也很复杂，据日本学者统计，仅日本进口的“唐物”就达41种。宋代对外贸易港口有20余处，设有广州、泉州等5个市舶司。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宋政府正式修订《广州市舶条（法）》，委官推行，并援用于各市舶司。宋代海船可乘五六百人到千人以上。据推断，福州一地就有300余艘宽一丈二尺以上的海船。此时既有大批海外蕃客来华贸易且定居，也有宋朝海商、水手“住蕃”的现象。
——摘编自曹中原、刘常青《宋代海外贸易的兴盛及其原因》
材料二 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军占领泉州之后，元世祖即命在泉州设立市舶司，任用阿拉伯人后裔蒲寿庚为行省中书左丞，主持泉州的海外贸易。次年，元世祖又令行中书省唆都、蒲寿庚等招徕海外各国贸易。元代进口舶货数量和品种都超过前代，且呈不断增长的趋势。据《大德南海志》记载，元代前期经广州港进口的舶货计有“七类七十多种”。元代后期，海外贸易更加繁荣，舶货进口量剧增。王元恭的《至正四明续志》记载，由四明（又名庆元，今浙江宁波）进口的市舶物货高达224种，比元代前期翻了三番。元代海舶制造和航海技术都居于世界先进之列，再加上全国统一以后，农业、手工业都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能够为海外贸易提供丰富的物资。因此，元代商舶东起高丽、日本，西抵非洲海岸，十分活跃。
——摘编自沈自强《元代海外贸易体制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海外贸易兴盛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元代海外贸易繁荣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宋元时期海外贸易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五代时期，黄河流域战乱频繁，社会生产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南方各割据政权一般却比较稳定，战争较少，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五代后，全国的经济重心，已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流域。据北宋初年统计，当时北方人口只有100多万户，后陆续平定南方诸国，又得230多万户。南方人口已经是北方的两倍。这一方面是江南人民长期辛勤劳动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北方经常发生战乱，劳动人民为躲避战火大批南迁，增加了南方的劳动力，同时带来了北方的生产技术和经验。“绍兴和议”以后，北方移民大量涌入，使南方社会经济继续获得发展。1159到1179年，南宋全国丁口从1684万增加到2950多万，20年间丁口增加了近3/4。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显著进步，城市和商品经济十分繁荣。自唐朝安史之乱时候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到南宋最终完成。……农业生产技术以江浙一带最进步，“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由此产生。
——摘编自朱绍侯、齐涛、王育济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人口增长的最主要的原因，传统农业在这一时期（两宋时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新发展，中部和南部水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相应增加。
淤田、沙田、潮田、山田、圩田、围田、湖田等各类耕地的开垦；南方地区讲究精耕细作的集约化经营。作为主要粮食作物的水稻，在这一时期不仅种植地区扩大，而且耕作技术与经营方式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早稻优良品种占城稻，在宋初从越南引进以后，经过一百多年的推广，到南宋时江南各地十之八九普遍种植。有些地区，已有早稻、中稻、晚稻的区分。水稻栽培技术有了明显的提高，把稻种在秧田上培育，然后移植（即插秧）到大田。陈旉《农书》专门记述了秧田的修治技术，不少地区还发明了插秧工具——秧马。秋收后的耕田，务求再三深耕，使土壤疏松细碎；春耕时再三耕、耙，使土细如泥。耕田用牛犁也用踏犁；耘田除草，有了耘爪、耘荡等工具；水利灌溉在原先的筒车、桔槔之外，出现了效率更大的龙骨车（翻车、踏车），可以把河水抽到一二丈高的稻田中。集约化经营的结果，是水稻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当时人说，在两浙路一带，上等水稻田一亩，可以收获稻谷五六石，约为750斤到900斤之间，是相当高的产量。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宋时期南北经济重心开始转移的表现，并分析其影响。(2)依据材料，探究人口增长与农业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
材料一 大榭岛遗址的年代相当于龙山文化早期，发现了双排并连的盐灶，手制厚胎粗糙的煮盐陶盆，用于支撑陶盆的烧土柱等。先秦文献《世本》记载：“夙沙氏始煮海为盐”,而宁波大榭岛发现的史前制盐遗存就是煮盐的，鲁北沿海也有史前存在煮盐遗址的线索。到商周时期，从鲁北沿海的考古发现看，煮盐规模显著扩大，煮盐工艺流程也更加进步，尤其出现了有意用草木灰铺就的摊场，来泼洒卤水并刮取生成的盐土，以及周壁抹泥防渗的淋卤坑，来过滤盐土获得符合煎煮要求的高浓度卤水，这应该就是文献记载的我国古代传统的煮盐工艺“淋煎法”。
——摘编自王青、曹洋《我国海盐考古二十年回顾》
材料二 把古沉船“华光礁1号”上的器物，与东南亚国家如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出土和出水的瓷器进行对比，发现它们之间具有高度相似性。由此可以推断这是一艘从中国港口装货，经过海上丝绸之路。最终将商品运送至东南亚国家的远洋商船。
“华光礁I号”的船载货物类别，是宋代海外贸易商品的一个缩影，其中尤以外销陶瓷器最为突出。因“华光礁1号”是一艘南宋早期沉船，各窑口的工匠按自己的理解生产瓷器。到了“南澳1号”沉船所处的明代中晚期，大量带有异域风情的瓷器出现，海外贸易实现了从过去的纯输出到“订制”输出的转变。
——摘编自符宇群：《贾宾：“海丝”古沉船如何诉说中外交流往事》
(1)分别说明材料一、材料二作者如何运用考古成果进行史学研究。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华光礁I号”的考古文物可用于研究哪些历史课题（拟出一个课题名称即可）。为深入开展所列课题的研究，请简要阐述你的研究思路。
材料一 两宋时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古时期森严的良贱制度也逐渐被打破。宋仁宗时赋予了私人奴婢编户齐民的法律地位，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后官奴婢制度消亡。仁宗朝，政府规定商人、佃农、奴婢均为编户齐民，这意味着压抑下层百姓权利的种种桎梏得以剔除，而对奴婢生命权的保护亦更加深入具体了。
——郭尚武《两宋良贱制度的消亡及其影响》
材料二 (宋代)岳州知州指出：“(农民)自来兼作商旅……欲出榜招召，务令疾速归业。如贪恋作商，不肯回归，其田权许人请射(承佃耕种)。”宋高宗采纳户部意见：“商人田产，身虽在外，家有承管，见今输送二税，难(不应)许人请射。”
——摘编自徐松《宋会要辑稿》
材料三 社会流动按其流动方向，划分为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关于水平流动，多表现在地域和职业方面的流动。如农民摆脱户籍与土地的束缚，“释其耒耜而游于四方，择其所乐而居之”。商人在各地流动，“富室多是外郡寄寓之人，盖此郡凤凰山谓之客山，其山高木秀皆荫及寄寓者。其寄寓人，多为江商海贾……”士人也从事经商，在赶考途中，有“贩盐为事”。垂直流动则多表现在科举制全面展开，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上升的机会，宋代开始阶级区分不及前代严格，阶级之间的流动性比较大。
——摘编自陈静《宋代商品经济与社会流动研究》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朝社会发生的新变化及其变化的原因。
(2)据材料二，概括其反映的社会现象及其出现的原因。
(3)据材料三，概括宋代社会流动的主要表现，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概述宋代社会出现的主要新变化。
材料一 东京倚汴水建城，便于漕运。……五代至宋，东京逐渐繁盛，如潘楼街南，多是真珠匹帛香药铺席。……潘楼酒店下，买卖衣物书画珍玩。还有瓦舍（娱乐场）勾栏（剧场），演出百戏伎艺。……晚间有夜市至三更，到五更又再开张。“耍闹去处，通晓不绝”。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材料二 宋政府在广州、泉州、福州等地设立了市舶司，多次派使臣赴海外招徕外商并管理对外贸易。两宋亦利用民间力量来广招外商，友好往来。每艘海舶船主，也是政府委任的“市舶纲首”，负有在域外“招诱舶商”的任务，规定“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货物，及五万贯者，补官有差”。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指出“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请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论证这一观点。（要求：史实准确，逻辑清晰，史论结合。）
材料 针对有一种“唐宋变革”理论把唐、宋两代分割为二，唐为贵族政治，宋一变而为君主独裁，同时其政治、经济、文化上都“近代化”了的情况，当代学者阎步克认为，唐宋两朝的政治体制的相似性大于变异性。期间虽有变化，但其变化幅度未必就比秦汉400多年的变化幅度更大，更达不到所谓“变革”的程度。此期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若干新现象，总体上仍然从属于中国史的内在演化规律，不具备西欧的那种“近代化”的意义。
——摘编自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针对材料中的观点，自拟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要求：写明论题，史论结合）
材料一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巨变的重要时期，城市变化是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集中体现。唐宋时期打破了秦汉一唐前期古典城市的空间布局的限制，出现了坊市合一的新型城市格局。唐中期城市延长了营业时间，到了北宋，营业时间不再受限制，除白天营业外，还有夜市、晓市。北宋时草市更广泛，有的草市逐渐发展成为固定的市镇。唐宋时期．涌入城市的人多起来，他们或做生意，或当手工业工匠，城市人口大大多于过去都市人口。与唐长安城相比，南宋的临安城商品经济更加繁荣，不仅是政治中心，更是经济文化中心。
材料二 唐宋城市的变化昭示了社会深刻而全面的变化。城市由隋唐的坊市制转变为北宋的厢坊制，再变为南宋的隅坊制，政府以更加开放的管理模式来适应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城市人口结构在社会不同层面不断进行流动和重组，市民阶层逐步形成。唐宋城市商品经济空前活跃，促使了市民文化的更新，文化趋向平民化、大众化、娱乐化。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叶玲《唐宋城市经济的变迁及其影响》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宋时期城市变化的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宋城市变化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宋代“市井交易堪称早矣”,不用再候市门启蜂拥而入，更不必忧市门落锁仓促收场。因为宋代不仅早市无禁，更兼夜市不绝，而且热闹程度非凡。有史料论及宋代夜市境况，“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寻常四梢远静去处，夜市亦有猪胰、胡饼和菜饼……果子之类。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至三更，方有提瓶卖茶者。盖都人公私荣十，夜深方归也”。
——据《东京梦华录·卷三·马行街铺席条》等整理
材料二 从1914年到1919年，民族资本共设新厂矿379家，新投入资本1430万远。中国民族工业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工人队伍的壮大，1919年中国产业工人有二百万人左右。尽官民族工业在大战期间出现了短期的繁荣，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比重仍然不大，重工业的发展尤为微弱。大战期间民族资本在全国产业资本中的比重虽有较大的增长，但在1920年仍不足30%,外国资本占70%以上。
——摘编自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等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分析与唐朝相比，宋朝“市井”的新特点，简析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
(2)根据材料二，概括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1914年到1919年”发展的特征；简述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此阶段发展中存在的主要不足，分析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对社会政治进程的主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