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为“政由方伯”，诸侯国基本上已具有独立权。各国间的利益冲突不断加剧，军事竞争催生出国际间的战争规则和交往原则，并由此出现了专门的外交机构和外交官。各国为了协调国际关系，经常组织会盟活动，制定盟约作为诸侯共同遵守的国际规范。盟约具有国际司法和调节功能，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各国在国际交往中，形成了国家平等、和平外交、互不侵犯等原则。与此同时，儒家也力图将国际法纳入“礼”的范畴，构建和谐的“天下秩序”。

——据高旭《先秦国际法的溯源与探究》等

材料二   近代国际法话语权体系依托资本主义国家崛起而实现，主要适用于欧洲主权国家之间。西方国家凭借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等优势，将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法推广至全球，将非西方国家置于它们单方确立的国际法之下。在这一进程中，主权平等原则得到承认，但这只是欧洲范围内的有限承认，如柏林会议商讨非洲国家的国际公约时，列强是以西方的文明标准决定非洲国际事务，非洲国家却无从参与。近代国际法话语权体系偏离了主权平等原则，这种单一性的话语权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法的“国际”属性。

——据冯胜勇《国际法史背后国际法话语权体系的现代性反思》

材料三   国际法脱胎于西方文明的母体，如今已逐渐为中国所接受、认同和支持。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交往活动，从国际法律秩序中获得巨大的收益。中国应提高现代国家治理能力，不断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同时应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力求使自身的主张与行动符合国际法的规范与理念，并在全球治理问题上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据韩逸畴《从欧洲中心主义到全球文明》

材料一   13世纪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思想就已经存在。此时，国家主权的概念尚未出现，但民族国家已在孕育和形成之中。到了中世纪末期，欧洲出现了向民族国家过渡的大趋势，其标志则是专制王权的建立。

——摘编自刘成《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意义》

材料二   欧洲君主专制国家统治者的合法性源于“君权神授”观念。在欧洲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资产阶级选择“民族”概念来整合国家，目的是通过消解封建君主的合法性基础来建立自己的统治。在近代欧洲，选择用“民族”概念来整合“国家”具有历史必然性。

——摘编自田德文《国家转型视角下的欧洲民族国家研究》。

材料三   二战后，欧洲各国之间逐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欧洲民族国家将维护本国区域内独特的生活方式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而将防务、安全、外交等国家职能转交给了欧洲的相应机构。

——摘编自陈晓律《欧洲民族国家演进的历史趋势》

10 . 在中国近代，梁启超较早地提出了“中国民族”“中华民族”的概念。1903年，他撰文论述道“吾中国言民族主义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由此可知，其主张意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