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东汉时期，在今四川南部、云南、贵州等地散居的主要有哀牢夷、掸族等。哀牢夷生活在今哀牢山一带，西汉以前与中原没有联系。51年至69年，哀牢夷有两支内附，共有5万余户，50余万口。东汉在这一地区设置哀牢（今云南盈江东）和博南（今云南永平南）两县，后又设永昌郡（治今云南保山），只向哀牢人的富豪征收赋税，一般居民不直接承担赋税。掸族居住在哀牢人的西南部，自东汉设永昌郡以后，才与汉族发生直接的联系。77年，掸王雍由调与附近各族遣使到洛阳，奉献珍宝。汉和帝赐给他们印绶和钱、帛。120年，雍由调又遣使进京，贡献“幻人”（魔术师），安帝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给印绶、金银、丝织品等。东汉时期，西南地区还散居有白狼等族，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年），汶山以西的白狼等部落有130余万户，600余万人自愿内附。白狼王还作诗歌三章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即《白狼歌》。这三章诗歌都保存在《后汉书·西南夷传》中，成为研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的宝贵历史资料。

——摘编自赵毅、赵轶峰《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天启年初，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授意其党徒在重庆突然构难，公开反叛朝廷。为尽快结束西南乱局，以便全力对付实力日增的后金政权，崇祯二年朝廷谕命西南五省总督朱燮元移镇贵州，为朝廷斩截擒凶。朱燮元为保证贵州作为西南交通枢纽和控遏云南的战略功能，分别对贵州经济、行政、教育、民族制度进行全面治理：第一、从增加人口数量、扩大耕地面积、增加财政收入、减轻赋税徭役四个方面同时着力，重振地方经济。第二、调整永宁—毕节段川黔分界线，解决土司间的承袭权和土地权之争，在改土归流后的水东地区新建开州，复置施秉县治，通过行政手段，恢复地方秩序，确保地方安全。第三，建新学立文庙，续庠序之教，增加诸生之额，拓宽夷汉子弟晋升通道，重建地方教育，搭建“夏风化夷”平台。第四，在“分土世官，众建诸蛮”的地方民族政策中，将原属土司的宣慰公土分给有功官兵作为抵饷和赏银，并根据官兵和目把的功绩大小、对朝廷的忠顺度、在地方上的影响力等具体情况，分别授予大小不同官职，命其管理地方事务。

——摘编自黄咏梅《朱燮元与明末贵州地方治理》

材料一

材料二清代“内-疆-外”治理模式中，广东省沿海（含“内洋”）为“内”，南海诸岛等“外洋”区域为“疆”，周边越南、吕宋、苏禄等南洋区域为“外”，“疆”发挥着保“内”驭“外”的关键作用。清代中央政府将南海海疆的治理范围扩展到了整个南海诸岛的陆海区域，在清代一系列官书、方志等文献中，一直将“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作为山川单位列入广东省琼州府辖下的万州治内。清代采取派官、驻军、户籍、税收四项治理方法对南海诸岛进行管辖，具体体现为基层政府对南海诸岛渔民的渔课征收，水师的巡海活动、朝贡护送以及海难救助等。雍正元年（1723年），清政府要求东南四省沿海商船和渔船必须用不同颜色的油漆涂饰船头和桅杆，以示区别，海船的两侧需刊刻字号，写明某省某州县某字某号船，明令“取鱼不许越出本省境界……船只有照方能下海”。另据《琼州府志》记载：“崖州协水师营，分管洋面。东自万州东澳港起，西至昌化县四更沙止，共巡洋面一千里，南面直接暹罗、占城夷洋。”

——摘编自王晓鹏《清代“内—疆—外”治理模式与南海海疆治理》

材料层级是行政区划与地方政府组织体系的基础。通观中国自秦朝以降的两千多年变化过程，可将地方行政层级归纳为三个层次，即县级政区、统县政区与高层政区（其特征如下表所示）。

——摘编自周振鹤《中央与地方关系史的一个侧面（上）——两千年地方政府层级变迁的分析》

材料一   夫吏者，民之师也。车驾衣服宜称。吏六百石以上，皆长吏也，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闾里，与民亡异。令长吏二千石车朱两幡，千石至六百石朱左幡，车骑从者不称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闾巷亡吏体者，二千石上其官属。三辅举不如法令者，皆上丞相御史请之。

——摘编自班固《汉书·景帝纪第五》

材料二   

材料三   大体而言，制度内部视角的研究以国家颁布的统一法令条文为基础，故常常采取自上而下的目光，强调中央对地方的统摄，以及国家对社会的支配。与之相对，制度外部视角的研究则瞩目制度在不同地域、不同场合的实际运作、效用，故多采取自下而上的目光，注重地方对中央政令的偏离，以及社会对国家统治的反拨。二者的差异整理如下   

——摘编自孙正军《何为制度——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的三种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