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杨荫杭（1878—1945），近代革命党人、法学家。1899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期间受革命思想影响，从事反清爱国活动，宣扬资产阶级民主思想。1902年毕业后被派往南洋公学译书馆译书，次年组织无锡理化研究会，并担任上海《苏报》报社编辑，兼职教师。1905年在无锡公开鼓吹民主革命，遭到清廷通缉。后潜逃日本，入早稻田大学专研法律，获法学学士学位后远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法律。1910年回国后，赴上海《申报》馆担任编辑并从事律师事务，发起成立上海律师公会，立志“以法治国”。辛亥革命后，先后出任江苏、浙江、京师等地高等审判厅厅长和高等检察长等职。任职期间秉公执法，刚正不阿，拒绝欢迎任职军阀、判处浙江督军的恶霸亲戚死刑、因津浦铁路管理局租车购车舞弊案扣押交通总长许世英。1919年辞职后回到无锡，1920年移居上海，被《申报》报社聘为副编辑长，并重操律师旧业。
——摘编自梁景明《杨绛之父杨荫杭：京师检察厅检察长》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杨荫杭的主要活动。(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杨荫杭的主要活动。
材料 由宋入元的遗民学者胡三省，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进士，曾任小官，宋亡避归乡里。三省精于史学，立志为编年体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作注。注释初稿在战乱中遗失，他复购他本《通鉴》重新作注成书。《通鉴》胡注用力精深，内容丰富，大致包括八个方面。第一是音读，即对一些生僻字注出读音。第二是官制，注某官名的职掌、品秩、设立时间等。第三是名物，对一些当时人已不熟悉的古代物品、概念进行解释。第四是地理，注古代地名的建置沿革和名称变化。第五是前后照应，注《通鉴》所载事件、人物的先后联系，诸如某事为此后某事张本，某人某事见此前某卷某年，某字号即此前某卷某人等等。第六是改正错误，指出《通鉴》记事中的一些疏误并进行考订。第七是事件补充解释，对《通鉴》中一些记载过于简略的重要问题补充材料，作进一步说明。第八是对《通鉴》中某些事件、人物的评论。清四库馆臣评为“深得注书之体”，“足为千古注书之法”。而且，胡三省通过注释中有限的评论，抒发了宋元鼎革的亡国之痛。
——摘编自张帆等《辽夏金元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胡三省的史学贡献。
材料：1963年，约翰避宣誓就任美国总晚，他曾发誓要彻底研究越南战争及相关问题，并在48个小时之后开始全面了解越南战争，面对日益严峻的越南问题，他在升级战争的同时，也不断与北越接触以寻求和平。约翰逊“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他往往会以强有力的行动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加之对于中国出兵干预的忌惮，此时他陷入了矛盾之中，既不想承担丢失越南的责任，但又不想放弃他挚爱的“伟大社会”;既不想让美国参战，又不想让“共产党人获得胜利”。在他执政生涯中，国内的建设是他关注的首要问题。一旦越南战争正式开船，国会里的保守派就会利用财政问题做文章，号称“第四政府”的媒体对军队规模、战争情况以及美军伤亡的报道绝对地左右着民众对于战争的态度。因此，越南战争后期的约翰逊不断地向北越释放和平信号，他所做的，就是为了尽早结束战争。
——摘编自郭庆贺《从越南战争看约输逊的矛盾政策》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约翰逊政府矛盾政策产生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越南战争对美国的影响。
材料 1956年底，聂荣臻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 领导了《1956-1967年科学规划》的制定。社会上有人认为：“搞科学研究，规划有没有关系不大，谁能保证需要的研究项目一定能够搞出来呢？”聂荣臻指出：“根据需要和可能，提出研究课题，探索途径，对预期取得的程度和进度作出预测，则是可能的和必要的”。1956年3-10月，经过600多名科技工作者的努力和部分苏联专家的帮助，初步摸清了国际先进科技的发展状况和我们自己的“家底”，基本上完成了规划的起草工作。在讨论中，不同观点的“交火”最终都以少数服从多数而结束。其中，确定规划的“重点问题”是争论焦点，有的与会者不同意将“几种主要疾病的防治和消灭”列入重点。聂荣臻说：“如血吸虫病，严重地危害着几千万人民的生命与健康，不是件小事”，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同意。
——摘编自曾敏《从“两个科学规划的制定”看聂荣臻的科技发展战略思想》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 概括聂荣臻的科技发展战略思想。(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 简析聂荣臻领导制定《1956-1967年科学规划》的历史意义。
材料 中途岛海战共历时四天（1942年6月4日至7日）。作战双方都力争主动从空中发起进攻，海面和水下的攻击只起了辅助配合作用，充分显示了航母的威力。6月5日这一天，本来处于劣势的美军，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以损失1艘航母、1艘驱逐舰、147架飞机和死亡307人的代价，换来了击沉日本4艘航母、1艘重巡洋舰、击落332架飞机、击毙2000余人的重大战果。对于日本海军来说，中途岛海战是一服清凉剂。到了这个时候他们才从“巨舰大炮主义”的梦幻中痛苦地清醒过来，但为时已晚。日本人的损失，不仅是在物质上、人力上，精神方面的损失对他们的打击更为沉重。这一仗，彻底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太平洋战争形势从此逆转。
——摘编自房兵《决战决胜-扭转战局的中途岛海空决战》
(1)根据材料，概括中途岛海战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途岛海战的影响。
材料 蓝鼎元（1678—1732年），字玉霖，福建漳浦县人，历任广东普宁知县、广州知府和内阁一统志馆编修等。1721年，清廷讨论准备把台湾镇总兵迁移到澎湖。蓝鼎元上书说：“台湾海外天险，治乱安危关系国家东南甚巨，其地外则日本、琉球、吕宋、噶啰吧、暹罗、西洋荷兰诸番，一苇可杭；内则福建、广东、浙江、江南、山东、辽阳，不啻同室而居，非若寻常岛屿郡邑介在可有可无间。”清初，虽在台湾设置府县，但认为台湾是海外孤悬之地，不宜“辟地以聚民”。蓝鼎元上书主张鼓励携眷入台，消除单身青壮年给社会的压力；同时从大陆获得大量劳动力，便于台湾的开发。蓝鼎元根据台湾社会的特点，提出广设义学，设立“讲约”；提倡节俭，力禁豪奢；主张严禁鸦片、赌博。当时台湾还生活着土著民族“番人”，蓝鼎元主张严禁“社商”、“通事”欺压盘剥番民，主张减轻番民的徭役、兵役，加速开辟番地，使番民成为清朝的子民。
——摘编自赵靖《简论蓝鼎元的经济思想》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蓝鼎元经营台湾的主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蓝鼎元经营台湾的主张。
材料 邓宝珊(1894-1968)，名瑜，以字行，甘肃天水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杰出的爱国将领、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早年父母双亡的他，15岁戎马从军，在辛亥革命期间，加入了同盟会且参加了著名的伊犁起义；随后参加了华山聚义、三原起义，一直战斗在陕西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的第一线。国民革命时期，参加了西安解围、中原大战，后入甘理政，一直活跃在中国西北的政治和军事舞台的中央。八年抗战驻榆期间，支撑北线，保护陕甘宁边区，坚决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联合抗战，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结下了深厚友谊。解放战争中反对内战，促成北平、绥远和榆林的和平解放，被称为“和平将军”。新中国成立后，主政甘肃，勤政爱民，成绩卓著，被称为“甘肃人民的好省长”。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邓宝珊的革命活动。(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一谈邓宝珊的革命精神。
材料 张伯苓（1876—1951年），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办者，历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全国运动会总裁判长等。他认为“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1907年，张伯苓建议立即成立奥林匹克运动代表队及争取奥运会在华举行。1910年，他与一些外国教育界人士共同组织了第一次全国学界运动会，后被国民政府追认为首届全国运动会。1911年，他又与北洋学界合办运动会，这是华北运动会的雏形。1915年，张伯苓又组建了华东等五个地区的体育联合会，宣传业余体育精神。1922年，中华业余运动会成立，实际上履行了领导全国社会体育的重要作用。1922年，国际奥委会承认中国的“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为中国奥委会。张伯苓为密切中国与国际奥委会的联系做了大量实质性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以张伯苓为首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坚决抵制“满洲国”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得到了张学良的支持。抗战胜利后，张伯苓等人，向国际奥委会正式提出在华举办奥运会的设想，得到积极回应。
——摘编自杨向东等《中国早期奥林匹克运动的倡导者——张伯苓》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张伯苓对中国早期奥林匹克运动做出的贡献。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张伯苓能够做出上述贡献的原因。
材料 从1933年到1935年，苏联先后同美国、西班牙、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1933年7月起，苏联同罗马尼亚、蒙古、中国等邻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1935年，苏联与法国及法国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法苏互助条约》和《苏捷互助条约》。条约规定，缔约一方如受到侵略威胁时，彼此应立即给予援助。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并且成立伪满洲国后，苏联公开宣称将不改变绝对不干涉政策。1935年3月，苏联将中东铁路的权益出卖给伪满洲国。同时，苏联还在库页岛石油开采和渔业协定上对日本作出了让步。苏联还派遣志愿军人直接到西班牙和中国抗击法西斯侵略者。1938年，在德捷危机期间，苏联多次明确表示，坚决履行苏捷条约的义务，支持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进行自卫。苏联认为，英法的“不干涉政策就是纵容侵略，就是策动战争。因而就是把它变成世界战争”。
——摘编自郭美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外交》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33—1938年10月苏联在外交上采取的措施。(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一时期苏联采取上述外交举措的历史背景。
材料 汉景帝认为笞刑“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故下诏说：“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后又“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又下诏“改碟（把肢体分裂）为弃市，勿复碟”。汉景帝提出，虽然按律文定罪而犯人如果不服可上诉，有关部门应及时会审评议。后元元年（公元前143年），汉景帝又特别下诏对刑狱案件要求慎重处理，疑难案要复审。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再次下诏，说：“高年老长，人所尊敬也；鳏寡不属逮者，人所哀怜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朱儒当鞠系者，颂系之。”所谓颂系，就是“宽容之，不桎梏”。
——摘编自马亮宽《略论汉景帝》
(1)根据材料，概括汉景帝法制改革的内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景帝采取上述举措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