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张居正，明朝中后期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隆庆六年（1572年）至万历十年（1582年）间担任内阁首辅，曾上奏《辛未会试程策》，阐述他的治国思想，成为其日后在万历年间改革的蓝本。他主张国家治理“随时制宜”，强调为国立政，首要在于“安民”。他既主张皇帝必须重新树立朝廷的权威与君主之威，又强调严厉整肃群臣的贪腐怠政。他主张官员的任用或罢免、奖赏与惩罚，应重视其实才与政绩，不为资历资格所限。对于边患侵扰问题，他提出了加强武备、整顿边防、奖励军功、转弱为强的战略。在张居正着手改革的时代，清除官场积弊，官员怠政、腐败等问题得到改善，使得万历年间的政府行政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破格启用大批人才，解决了明朝选拔官员的负面危害，改革卓有成效，促进了“万历中兴”形成。

——摘编自李天石《张居正行政伦理研究》

材料   蔡和森（1895—1931），湖南湘乡人（今双峰县）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13年，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其间，同毛泽东等人一起组织进步团体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参加五四运动。1922年，蔡和森在担任团中央机关报《先驱》主编期间，运用马克思主义积极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1924年，他全面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1925年年底，蔡和森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做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长篇讲演，详细回顾了从建党到1925年中央第二次扩大执委会议的历史，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党的历史任务和各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做了深刻的分析，指出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党史著作。1928年11月初，蔡和森发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对“中国革命是不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等问题的分析，正确指出1927年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后，中国革命的性质并没有改变。这对汲取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澄清党内一些同志的模糊认识，自觉贯彻党的统一思想、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摘编自李永春《蔡和森年谱》等

材料 东汉末年，封建割据势力混战，洛阳、长安等地“粮食并尽，鸡犬无余，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无青草”，出现了“战乱、农废、土荒、人饮”的现象。建安元年（196年），曹操“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屯田分为军屯和民屯。民屯“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司马之上逐级为屯田都尉、典农中郎将或典农校尉，中央则是大司农总领，自成一系统，不属郡县。军屯以军士耕种，完全按军事组织原则组建。它采取了国民两便的利益分配办法，规定：凡使用官牛的，官得产量的六成，民得四成；不用官牛的，产量“与官中分”。屯田实施第一年，就得毅百万斛。曹操于是下令广泛推行屯田制，对整个北方的政治经济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摘编蕭云岭《曹魏屯田制略析》

材料 程长庚（1811-1880）被称为徽班领袖、京剧鼻祖。他不断地吸收秦腔、京腔、尾曲等剧种的特长，又与二簧调进一步交融，为京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程长庚能戏300余出，且对自己和别的演员严格要求，演出时如有失误，退场后立即指出并改正。他精于唱功，讲求字正腔圆，唱腔高亢又别具沉雄之致。他注重剧目建设，与知识分子卢胜奎合作，编了三十六本连台轴子戏，并取名为《三国》。他的人物表现手段多样，突显人物形象的技巧丰富，他所塑造的鲁肃、孔明等艺术形象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他擅演的剧目也成了京剧的传统名剧，代表作品有《战樊城》《群英会》《华容进》等。在主持三庆班的同时，程长庚也十分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继他之后的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等京剧后“三鼎甲”，以及杨月楼等人都曾受其指导教益，他在中国京剧史上铸起了一座丰碑。

——摘编自王灵均《程长庚评传》

材料1914年12月，在总统时国会的演说中，威尔逊定位美国在一战中的角色―不偏不倚的调解者：“我们是和平的获益者，我们现在热切希望这一特征（即保持中立）可以让我们不用屈从于其他国家。1917年1月，威康二世批准了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3月18日，包括蓝辛、豪斯在内的大部分威尔逊政府成员主张对德宣战。4月6日，国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对德宣战问题。同日，威尔逊发表了宣战咨文，提出“世界叶民主更安全”的口号。1917年11月，俄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十月革命，加重了西线的形势。威尔逊于1918年1月8日，在国会就战后国际秩序发表了演讲，提出了著名的“战后和平十四点”。这份讲话是威尔逊构建战后世界和国际秩序最为具体的一个方案，几乎囊括了威尔逊时战后世界安排的所有问题。

——摘编自吕源《国际联盟盟约在美国失败的原因分析》

材料 汉景帝虽颁布律令以维护法钱制度，允许中央与郡国铸币，但是没有完全禁止私铸，郡国与私铸的钱币大小不一，形制也不一致。到了汉武帝，他下令通过铸钱谋利，以扩大货币供给和缓解军事耗资等财政困难。汉武帝建立五铢钱制，并设立了专门的铸币机构。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公卿请令京师铸官赤仄发行“赤仄五铢钱”，其主要目的是解决郡国与中央铸钱在重量与币值上的差异，通过规定“一当五”，即一枚仄钱可兑换五枚郡国五铢钱，中央变相驱逐郡国五铢钱。之后又统一了钱币重量与价值，法定货币即为“三官钱”，所有郡国销毁铜材输入“三官”，铜币遂归化为一，保证了币材；后又规定了钱币的形制标准，严禁郡国与私人铸造钱币。改革后的钱币形制与重量标准趋于稳定，轻重适宜，后世改制以五铢钱为标准。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   

雅典卫城是综合性的公共建筑，是雅典乃至整个希腊的宗教政治中心。现存的主要建筑有胜利神殿、山门、巴特农神庙、伊瑞克提翁神庙等。

从总平面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出，雅典卫城的几座主要建筑都建在卫城的边缘，即使是卫城中最重要的主体建筑——巴特农神庙―也并未将基址选择在卫城的几何构图中心位置，而是选在卫城的南侧边缘附近。建筑都尽量靠近边线，并尽量位于山下，这让卫城山下雅典城中的人都可以看到建筑。胜利神庙扭转一定的角度是为了让上山的人们能够看到神庙最优美的柱廊，巴特农神庙距离山门80米，是为了让人一进入卫城就有对巴特农神庙最舒适的观赏条件。

——据孙迪《古希腊雅典卫城群体建筑布局手法研究》等整理

材料   杨崇瑞，河北通县人。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她认为“强国必先强种，有了强健的种族，才有强健的国家”，并将其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杨崇瑞从北京协和医学堂毕业后，留学美国，并赴欧美各国参观和考察公共卫生设施和医学教育。回国后，杨崇瑞成立中央助产教育委员会，至1937年，建设中央、省、市及私立助产学校五十四处，毕业生约二千多人。20世纪30年代初，杨崇瑞“预见到我国人口增长的严重性，提出要‘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除此之外，她在近代中国的妇婴卫生机关担任多种重要职务，促进了中央及地方各级妇婴卫生机关的建立和发展。同时她还精心撰写《妇幼卫生纲奚》《妇婴卫生亭》《简易产科学》等专著，这些论著是当时最好的教材，至今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摘编自杨红星等《留美医学生杨崇瑞与中国妇婴卫生事业的近代化》

材料   陈延年、陈乔年，陈独秀之子，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者。1915年，由于父亲陈独秀常年奔走革命，二人为躲避军阀迫害，来到上海求学，生活异常艰苦，但努力半工半读，自谋生活，后双双考入震旦大学。1919年，二人在上海组织无政府主义进化社，创办《进化》杂志，宣扬无政府主义思想。1921年，赴法留学的两兄弟在多次斗争中认识到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与反动性，在参与生存斗争的过程中，得到蔡和森、周恩来等一批共产主义者的鼓励和帮助，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1925年五卅惨案后，陈延年在广东领导了省港大罢工，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震惊全国；陈乔年也在北京的工作中崭露头角，获得党内认可。然而好景不长，1927.1928年，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之下，两兄弟先后被捕，但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二人均展现了顽强的意志，毫不妥协，最终壮烈牺牲。

——摘编自徐光寿等《陈延年、陈乔年兄弟的上海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