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宋应星（1587年—约1666年），江西省奉新县人，明朝著名科学家。其著作《天工开物》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百科全书”，它在明末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横空出世。明代土地开垦面积达到极限后，精耕细作是提高产量的唯一方法，也是农业科技发展的着力点。宋应星关注水稻栽培，把《稻》作为全书之首。科学家丁文江道：“先生（指宋应星）生于豫章。广信之铜，景德之磁，悉在户庭。滇南、黔、湘冶金采矿之业，又皆操于先生乡人之手。《天工开物》之作非偶然也。”日本学者依据《天工开物》思想，提出富国济民的“开物之学”。法国汉学家儒莲把《天工开物》中的生产技术信息不断翻译出来，促进了欧洲的技术革新。德国学者薛凤的《开万物之技艺·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在美国出版，引起西方学界对《天工开物》的热烈关注。

——摘编自张志清《《天工开物》的守护与传承》

材料   从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我国耕地面积增加不到%，而人口增加了近3倍，我国传统的农业文明呈现出停滞状态。从19世纪中叶开始，我国传统的农业文明很难抵御西方强大的工业文明的攻击；甲午战败，唤醒有识之士开展维新变法运动，通过转变观念和实践探索，推动中国社会全方位地向近代社会转型。在这次变法中，改良农业的主要措施有：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发展农业；编印“外洋农学诸书”；“于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各直省即由各该督抚设立分局”；“设立农务学堂”；“广开农会”，提倡民间普遍采用农业新技术等。变法失败后，变法期间定下的一些农业改良措施，并未停止，农业改良并未中断。可见，我国近代农业的发展，与戊戌变法的推动密不可分。

——摘编自楼宇烈主编《中华文明史·卷四》、闵宗殿《晚清时期我国农业的新变化》

材料   改革官僚机构是戊戌变法的重头戏。有学者认为封建王朝末期的改革之所以成效极其有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统治者用于发动改革的官僚队伍本身就是一支腐败之师。因此，封建王朝的历次改革都将精简机构与人员作为挽救王朝命运的措施之一，戊戌变法也不例外。甲午战后，光绪帝为奋发自强，命督抚廷臣保举人才以备调用，于是各方保举折片络绎不绝，然光绪帝尤对维新党人青睐有加，授予他们极高的品衔，有利于推动维新变法的同时，也使维新派陷入与老资格官员的尖锐对立之中。此外，光绪帝还对官僚机构以大刀阔斧之势进行改革。1898年6月，仅京师一地被裁撤衙门就达十余处，被裁的官员胥吏“将及万人”，以致“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凡遇新政诏下，枢臣俱模棱不奉，或言不懂，或言未办过”。地方督抚看到京师乱象后，其原本的观望态度变成敷衍，裁撤诏令在地方成为一纸空文。

——摘编自熊小欣《再论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材料 甲午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在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过程中逐渐染指中国的路矿利权。张之洞、刘坤一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提出制定矿律为当务之急。新政时期，清政府先后颁布了若干矿务法规。1908年，农工商部在此前颁行矿务章程的基础上，参照英、德、法等国矿章，颁布实施《大清矿务章程》。章程规定以农工商部为总理矿政的中央机构，在京设立矿务总局办事处，各省设矿政调查局；明确了华洋合办煤矿的具体政策，规定洋股以十分之五为度；章程同时对矿区、执照、税收、矿工等亦各有规定。这部章程吸取了外国矿业法中的有益部分，填补了中国矿业法的空白，为后来制定矿业法规提供了依据。

——摘编自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人认为，能使用汉字的人才是有学识的。伴随着和学的兴起，大多日本人认为汉字是阻碍国家繁荣富强的绊脚石。于是，日本出现了文字改革的高潮。在改革过程中，日语音节少、结构单一，同音词、异义词非常多，而西方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都是全新的知识，用现有的词语不足以表达。因而，他们便利用汉字强大的表意功能和造词能力，创造了大量新的汉语词汇，如：政治、经济、物价、文化、天体等涉及到各个领域的词汇。除此之外，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汉字已根植于日本的语言系统和社会文化生活中，它与“假名”共同承担着记载日本文明的任务。近代以来，汉字不仅依然作为日本最重要的文字被广泛使用，还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摘编自陈月娥《日本近代文字改革论中的中国与西方》等

材料 王景，字仲通，东汉名臣。他从小就很聪慧，接交的朋友也很广泛。王景受人引荐得到皇帝赏识，却没有因为才华出众而招到他人妒忌。公元69年，汉明帝在黄河水患频发不止、百姓苦不堪言的情况之下，下令让王景和王吴治理黄河。王景在接下治水的任务，到达指定地区之后，首先做的是勘察发水处的地势，并根据勘察结果制定方案。第二年夏天，行洪渠道筑成，河水外溢问题得到解决。王景在面临治水工程浩大的情况之下依然保证了治水工程质量，在1048年（宋仁宗时期）之前，黄河没有再发生见诸正史记载的大规模改道。王景的治理黄河方案对现今中国治理黄河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当时黄河周围的人民为水所患之时，王景勇于承担使命，给人民带来了富足和安康。

——摘编自刘朔《从﹤王景治河辨﹥看东汉王景及其治河的历史贡献》

材料   隋朝建立时，由于以前在门阀士族把持地方政权的情况下，州主簿、郡功曾的权力很大，州郡长官的实际权力受到限制；而掌握军权的地方都督长期干预地方行政，导致地方治理的混乱。开皇三年，隋文帝对地方行政体制进行改革。从制度上取消州郡长官自辟僚属的权力，规定地方佐官一律由中央任免；在地方另设由中央吏部统一任免和考课的品官；将原属都督僚属的长史、司马任命为州府的主要属官。这样既加强了地方行政长官的权力，同时也有利于防止地方势力的膨胀。州县设官分职的状况也有所调整，基本确立了与中央六部的对应关系，地方行政管理的专业化程度得以提高。

——摘编自《中国大通史·隋唐五代（上）》

材料   北魏孝文帝上台以后，对法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鲜卑拓跋部依据旧有习惯法原只“置四部大人坐王庭决辞讼”，直到太和中期，孝文帝诏群臣议定官制，中央设有廷尉、御史中尉、五局司直、廷尉正监评等官职， 地方由州牧、刺史、太守等地方行政长官兼理司法。延兴四年（474）孝文帝下令凡“狱有大疑，乃平议焉”，“事无大小，皆令据律正不得疑奏。”又诏曰：“自今以后，非谋反、大逆、干纪、外奔、罪止其身而已。”太和三年（479）“令中书令高间集中秘官，制定法律”，对违反礼教的做法，都要以违法行为来处置。在实行均田令的同时， 孝文帝于太和十年（486）、十一年（487） 连续下诏：“凡轻系之囚，宜速决之，无令薄罪久留狱扦。”以此解脱一些无罪或轻罪被囚的犯人， 增加劳动人手，恢复农业生产。北魏律定本，成为了北周与北齐的法律制度源头。

——摘编自邓奕琦《北朝法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