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几千年来，封建婚姻制度以夫权为中心，要求妇女恪守“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把妇女压迫在社会最底层，并剥夺男女婚姻自由。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之初，就把领导全国妇女翻身解放、当家作主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中央苏区时期，根据现实需要，各级苏维埃政府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从婚姻原则、婚姻缔结与解除的条件及程序、财产和子女问题、特殊群体的婚姻问题等方面对民众婚姻进行规范。规定男女平均分配土地，同工同酬，享受同样的劳动保护。《婚姻条例》还特别规定，禁止招收女工从事特别繁重或危险的工作，并对妇女的产期、哺乳期等予以特殊照顾。获得解放的苏区妇女真正成为了红色政权的“半边天”。

——摘编自庄秋菊《中央苏区婚姻政策的历史考察》

材料   丘逢甲先生（1864~1912年），是近代台湾史上有影响的人物。甲午中日战争初起，他即预感到台湾的危难，于是登高而呼，以“抗倭守土”号召乡里，“倾家财以为兵饷”，投笔从戎，创办义军，以备战守。马关割台的噩耗传来，丘逢甲痛心疾首，拍案而起，“刺血三上书”，率领台湾绅民向清廷愤怒抗争，坚决反对割让台湾予日本。当一切努力均告无效，在“无天可吁，无主可依”“无人肯援”而强敌压境的危急时刻，丘逢甲又“义不臣倭”，力倡建立以清朝为正朔的“台湾民主国”，与台湾绅民一起奋起自主保台，为反抗日本侵略、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祖国领土的主权，进行了不懈地努力。事败后，丘逄甲满怀悲愤，饮恨内渡祖国大陆，定居广东。但他并未就此消沉，内渡十七年，始终以“强祖国、复土雪耻”为职志，以“教育救国”为己任，不辞辛劳，长期奔波于潮、嘉、穗等地，积极倡导新式教育，主持创办过多所学校，为国家民族培育人才，建树颇丰。晚年，更由赞助维新改良进而同情、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为辛亥革命的成功作出了贡献。

——摘编自徐博东、黄志平《丘逢甲传（增订本）》

材料   李四光于1913年赴英国伯明翰大学系统地学习地质学。1918年以题为《中国之地质》的毕业论文，被该校授予自然科学硕士学位。1921年，应国内培养地质人员的需要，李四光回国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他一生中在地质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如古生物科的鉴定方法、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发现和地质力学的创立，都是在这期间开始的。从1928年起，他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长达20多个春秋，为我国地质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8年4月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8月出席在伦敦举行的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会议。翌年9月，李四光被列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名单。在新中国主要领导人的关怀下，他冲破国民党企图阻挠的阴谋，于1950年5月到达北京，随后主持全国地质工作，开启新中国地质事业的辉煌篇章。

——摘编自陈群《为真理奋斗——近代中国历史演变时势中产生的卓越科学家李四光》

材料   顾炎武，世称“亭林先生”，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他一生以关心民生、救民于水火的儒者风范立身行事，奉行“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准则。他贯通古今，多结合近世国情，论史谈政，“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多次讲到“信史”的问题，认为撰史，要“信则书之，疑则阙之”。他引用宋人刘器之的话说：“文章岂有繁简耶？昔人之论谓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简，则失之矣。”论证问题时，引用资料非常丰富，“博赡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潘耒在《日知录序》中评论：“先生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清代考据学者普遍推崇顾炎武，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更盛赞顾炎武“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

——摘编自周文玖《顾炎武的史学成就及史学思想》

北约东扩是冷战后影响美俄关系的最重大事件，冷战后，在面临着苏联解体、华约解散，曾经对手不再存在的局面下，北约转变其职能，采取了东扩的计划，准备将自己的范围拓展到更多的区域。克林顿政府奉行双轨政策：一方面，继续支持叶利钦的领导地位，支持俄罗斯的改革，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俄罗斯对大国地位的追求；另一方面采取比较谨慎、渐进但却是坚定的步骤实行北约东扩，并设计了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作为东扩的过渡。对克林顿政府来说，这两个方面都是巩固冷战胜利的成果所必需的。美国内部从一开始就对北约东扩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有反对东扩的，也有主张激进东扩的。俄罗斯则举国一致地反对东扩。美俄之间进行了反复博弈。美方在1996年俄罗斯总统选举之前没有采取北约东扩的实际步骤，以免影响叶利钦的选情。在关于双方关系《基本文件》的谈判中，北约答应了俄罗斯的要求，保证在新成员的领土上不部署核武器和大规模的常规力量，但也拒绝了俄罗斯的两个要求：没有给予俄罗斯对北约决策的否决权；没有答应拒绝接纳原苏联国家入盟，尤其是波罗的海三国。1997年马德里峰会决定邀请波、匈、捷进行入盟谈判，打开了美俄关系中的潘多拉盒子。

——摘自陶文钊《北约东扩与美俄关系（1993-1997 年）》

材料 李大钊（1889-1927),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建者之——，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同时也是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的有力推动者。李大钊在其早期历史评论中表达出的史观是，历史具有一定的客观的趋势或者说“大势”，他相信宇宙“大化”有自己的动力且势难阻挡，还认为今与古的区别是相对的，今胜于占、后亦将优于今。1915年后，李大钊的历史观仍以时势思想为主，但吸收了进化论因素。进化论促使李大钊结合传统的宇宙大化思想来深入思考历史的必然性问题，深入思考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问题。1918年11月，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一文颂扬“庶民”、“劳工主义”的胜利。在这一时期，以时势与进化思想为底色，李大钊以唯物史观为自己的历史观。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深化对历史诸多抽象问题的认识，认识到经济因素对于历史发展的决定性意义，认识到民众的历史力量及其创造历史的可能。

——摘编自廉敏《李大钊历史观的三个阶段》

材料 柳公权，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州区）人，元和三年（808年），柳公权参加科举，高中状元。柳公权自幼家教甚严，其母韩氏经常以黄连、苦参、熊胆磨成粉制成丸，让他夜学时含之提神。其父教导他“写人就是一剑一刀，写字更要锋利有力”，以致后来柳公权的书法逐渐呈现出铮铮铁骨的气象。柳公权从小接受《柳氏家训》中关于“德行”的教导，因此终生以德行为根株，为人刚毅正直，“博贯经术”。一次在与唐穆宗谈论书法时，柳公权说道：“用笔的要诀在于心，只有心正了，笔才能正。”柳公权善于书法创新，他在研究和继承钟繇、王羲之等人楷书风格的基础上，还阅遍其他各家书法而熔铸已意，积数十年的不倦磨炼之功，自创独树一帜的“柳体”楷书。柳公权与颜真卿齐名，有“颜筋柳骨”之誉，又与欧阳询、颜真卿、赵孟頫并称“楷书四大家”，为后世楷模。

——摘编自陈白云《一代书家柳公权》

材料 直隶传统的商人组织主要是以会馆、行会等地缘性和业缘性的社会组织形式出现的，它们“不特官与商隔阂，即商与商亦不相闻问”，经常是“只求一已之私利而不顾大局”，在与洋商的竞争中，屡遭失败。1904年，袁世凯改革商人组织，在原商务局、商务公所的基础上成立了“天津商务总会”。总会成立后积极协助政府发行铜圆，禁止私制钱币流通的工作，还在.处理商家纠纷中发挥重要作用。总会还帮助商人了解商务和市场，组织举办商品展览会。在总会的带动下，直隶州县“闻风兴起”，接踵成立了各自的商会， “并心一志、共谋发展”。在总会的倡导下，各地商业学校、工商业学堂、工艺研究所陆续创办。总会还协助袁世凯清理不合理的厘捐征收，减少了对商人不合理的派捐。

——整理自宋美云《近代天津商会》

材料一   建国之初，美国面临着严重的外部军事威胁，而且外债和国内的公债负担沉重。人民对于政府的不满情绪高涨，华盛顿多次说明建设廉洁政府的必要性，声称“人民是宪法的制造者”。

在此影响下，公民纷纷监督政府。当时大部分官员属于绅士阶层，受过良好的教育，为此，他强调“道德建设是建构人民政府的必要源泉”，而且是更经济的手段。面对部分官员的“心口不一”，华盛顿提出要让政府在“法律指引之下”，政府的权力“要在宪法规定的明确的附属权力中行使”。他还通过“精心考虑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来塑造自己的人格魅力，建成了崇尚道德的官僚队伍。众多美国公民受到华盛顿等绅士的影响，也对自身不道德行为进行了约束。

——摘编自管禹《美国华盛顿总统“廉洁政府”思想探析》

材料二   民国成立之初，孙中山多次强调“共和国之根本在法律”，为此他先后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权限》《文官惩戒法草案》等。在孙中山看来，“吾国吏治之坏”，“在官俸微薄，地位不稳，又无养老金”，为此他主张借鉴现代西方厚以年薪的官员管理意识，注重官员的合法利益保障。他强调：“任官授职，必赖贤能；尚公去私，厥惟考试。”为此，他专门在政体中设置考试院以行使考试权。他赞赏明清两代御史使得“上自君相，下至微职，儆惕惶恐”，又说，“美国纠察权归议院掌握……常常形成议会专制”，因此主张把监察权从议会中独立出来作为革命党人的领袖，他认为“党之用意，彼此助政治之发达”，革命党人要学习“孔子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为官治国，应一心为公。对于一些革命动机不纯、灵魂肮脏的党员，孙中山主张必须坚决清除出党。

——摘编自赵天宝《孙中山廉政思想及其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