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数千年来一脉相承，既有其一以贯之的核心内核传承延续，也有与时俱进、不断鼎新的新要素持续融入。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阐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时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而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体现在中华文明标志性要素的传承与发展。

—摘编自叶坦《中华文明连续性考察—基于“以民为本”理念的新视角》

材料一   孔子以“仁”为核心，主张“为政以德”。《论语》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孔子认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又主张统治者“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孟子将孔子的仁爱理论发展为“仁政”的政治统治理念，主张将礼乐教化渗透于人民的日常生活中。

认为统治者要在纷争的战乱中取得胜利，不能单纯地凭借武力征讨，最关键的是实现民心的归向和支持。统治者要想获得民心，则必使百姓有“恒产”。孟子提出了“大农业”的概念，将林、牧、副、渔都纳入民生的范畴进行综合发展。

材料二   管子将人民对粮食的依赖性上升到国家的层面，统治者要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统治的巩固，那么就必须保证人民无口腹之忧。管子对农业生产条件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将土壤及其产物分为九十种，建议当地生产者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商鞅大力实施其“农战”思想。在他看来，国家之强弱的关键在于粮食的多寡。商鞅将农业和战争紧密结合，以农养战，以战促农，把全国大部分劳动力都束缚在土地上，使其成为耕作者，从事农业生产，提高粮食产量。农民平时生产，战时则从戎打仗。为配合“农战”的顺利推行，他还提出限制人口流动，限制士大夫所养食客数量。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向德富、赵川《先秦儒法两家重农思想之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