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人生天地之间，所以异于禽兽者，谓其知有礼义也。所谓礼义者，无他，只是孝于父母，友于兄弟而已。若于父母则不孝，于兄弟则不友，是亦禽兽而已矣。李三为人之弟而悖其兄，为人之子而悖其母，揆之于法，其罪何可胜诛。但当职务以教化为先，刑罚为后，且原李三之心，亦特因财利之末，起纷争之端。小人见利而不见义，此亦其常态耳。恕其既往之愆，开其自新之路，他时心平气定，则天理未必不还，母子兄弟，未必不复如初也。特免断一次。本厢押李三归家，拜谢外婆与母及李三十二夫妇，仍仰邻里相与劝和。若将来仍旧不悛者，却当照条施行。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名公书判清明集》
(1)根据材料，分析该案中李三被判“免断一次”而“押归家”的原因。(2)概括材料中该案件处理体现出的当时社会治理的特点。
材料一 宋徽宗赵佶倡导“治病良法，仁政先务”，宋前期的中书门下和元丰改制后的三省六部作为中央最高政府机构，主要负责疫情的分析判断、政策制定、组织协调与文书下达，以及信息渠道的沟通与保障等。翰林医官院作为中央最高医疗兼行政管理机构，全面负责疫病流行期间派医、巡诊、赐药和救治病人等。尚书省和剂局负责制造各类药物。医学机构、临时医院和慈善机构，成为国家防疫取得成效的制度保障和关键所在。宋代地方政府有关医学的职能也有所扩大，防治疫病、推广医书、发展州县医学教育和打击巫术等成为地方官吏的重要职责之一。地方乡绅、医学家、僧人、道士和普通民众等社会民众力量，在宋代疫病防治体系中发挥了辅助性作用，尤其在自然灾害和疫病流行最为严重的广大乡村地区，地方乡绅、民间医学家和宗教人士等建立的救助机构，救济活动更为直接，效果也较为明显。
——韩毅研究员的《瘟疫来了：宋朝如何应对流行病》
材料二 19世纪前期英国公共卫生状况恶化的一个原因就是沿袭中世纪的地方政府管理模式与工业社会的要求相脱节。在19世纪之前，英国的公共卫生管理一直处于地方层面，由地方当局进行管理，受自由放任思想的影响，国家和中央不插手地方事务。在1835年立法中，中央政府已经感觉到有必要对地方政府结构进行重组以使他们能够应付“低层政治’的挑战，他们希望完善“二元政体“结构，以处理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成堆难题。于是，通过公共卫生立法，英国在中央建立了专门的中央卫生机构。“到19世纪中期，“应该”这样试验性的规定渐渐出现在卫生立法中：1848年《公共卫生法案》的第10部分，在不卫生的地区赋予这个法案强制力，但是这个法案只包含权力，而不包含义务，在付诸实践时没有义务做任何事情。然而，1866年《卫生法案》的第49部分‘卫生立法的语法需要强制性语气的功效。”
——张丽丽《19世纪英国公共卫生立法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宋朝时期防疫制度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英国近代防疫制度的变化原因，与宋代相比有何不同，并结合上述材料分析中国古代、英国近代的防疫措施对今天世界防疫有何启发？
材料一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人口统计的国家之一。西周已有公开的人口调查，还有专司人口统计的官吏。春秋战国时期，为实现富国强兵，统治阶级建立了严格登记户籍的“书社制度”、呈报户口及税收的“上计制度”，加强了人口管理。唐朝政治家杜佑认为治国理政需要掌握详细的人口数字，曾尝试多种方法统计人口，如根据食盐消费量估算进行。明朝建立后，在全国推行“户贴制度”，制定了统一的填写要求和规定，其调查项目之完备，在当时世界上实属罕见。
——摘编自董友涛《中国古代人口统计发展史叙略》
材料二 1908年《预备立宪公会公报》介绍并讨论了日本东京的人口调查。1909年，清政府发布“宪政编查馆奏定统计表总例”，并公布民政和财政统计表式的详细解说。各地调查登记户口时，须核查登记外国人口、教民人口和每户的壮丁、学龄儿童。在此过程中，地方自治区域调查亦同时进行。
——摘编自李章鹏《清末中国的近代人口调查》
材料三 2020年，我国组织实施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与前六次相比，“七普”全面引入电子化方式进行登记，利用互联网云技术实现数据的实时上传，还利用部门行政记录数据对普查进行核验比对。“七普”为了解全国人口状况和发展趋势提供了详细的分年龄人口信息，也为人口领域学术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摘编自张现苓《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年龄数据准确性分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人口统计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中国古代相比，清末人口统计的目的有何不同，并分析产生这些不同的时代背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战略意义。
材料一一战期间，在大量英国成年男子奔赴前线造成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妇女作为非熟练工人参与军火生产，有效地保证了军火供应；在银行、行政机关和保险机关里，中上层妇女充任事务员；在交通运输中，她们还充任邮递员、收票员和公共汽车司机等。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的妇女从事于应战争的紧急需要而产生的工作。到战争结束时，仅工业部门和运输部门工作的妇女就达300多万。从事钢铁业的女性近50万，代替了9/10的男工。配属海、陆、空三军的特种辅助部队中服务的妇女有15万人。妇女还作为家庭的支柱，承担了稳定社会的重任。1918年，英国妇女终于在法律上取得了部分选举权。十年后，妇女取得了与男子完全平等的政治权利，英国妇女的参政权运动最终以辉煌的胜利而告终。
——摘编自刘秀红《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英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
材料二美国参战以后，妇女占劳动大军的比例从1940年的25%增加到1944年7月的35%，1945年已高达38%。原来被男性占据的国防工业也涌入高达200万的妇女，增长46%。战时服役女兵达35万之多。战时，做女佣的黑人妇女从72%下降到48%，在工厂劳动的黑人妇女比例增长到19%。在教育上白人和其他人种的入学人数差距也在缩小，其中其他人种的女性受教育程度平均高于她们的男性同胞，这是以往她们所不敢奢求的。1964年的《民权法案》第七条生效，性别歧视被视为非法；1972年，国会通过“全国妇女组织”提出的《全国妇女组织人权法案》。同年，国会还批准了教育修正案；《平等工资法》也延伸到各行各业，并有35个州通过了“平等权利法案”。在妇女们的争取下，重大的国际组织也在法律上承认男女的平等权利，联大制定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摘编自周良君《试析二战期间的美国妇女解放运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一战后英国妇女获得部分选举权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二战期间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特点，并指出其意义。
材料一 1954年12月1日，缅甸总统吴努在访华时对毛泽东说：“很坦率地说，我们对于大国是恐惧的，但是周总理访问了缅甸以后，大大地消除了缅甸人的这种恐惧。”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苏加佐·维约普拉诺托在1957年初回国述职时向记者畅谈他在中国的观感时说：“我跟中国最贴近的邻国，如印度、缅甸、尼泊尔、越南、阿富汗、老挝、柬埔寨等国的大使们经常接触，到了今天，他们已经完全理解了中国和平政策的本质，为此对中国完全不再有任何顾虑。我们印度尼西亚在邻国中是距离最远的一个。却要神经过敏地担忧，那岂不是大笑话！”
——摘编自孙泽学、常清煜《新中国成立初期和平共处外交与国家形象的塑造》
材料二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和推动周边地区的区域合作，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10+1）对话、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推动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推动构建中国—东盟自贸区、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积极参与亚欧会议，作为观察员参加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主持东亚自贸区可行性研究，积极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等。周边地区的多样性决定了区域合作的多层次和多形式特征。中国通过机制化的平台更能拉近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如中国与东盟共同创建了以合作发展为导向的新型关系，上海合作组织旨在共同推动新型地区关系与地区发展进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中国在推动区域合作的过程中力求发挥引领而不主导的建设性作用。
——摘编自张蕴岭《新形势下推动构建中国与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50年代中国塑造国家形象的努力。(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区域合作政策的特点，并分析该政策实施的意义。
材料一 夏商周，史称三代，三代期间均有一统雄心，但只有周立之后，广为封建，才在政治上，并由政治而文化上实现了最初的大一统。这种一统之势，在社会管理方面形成以王室为中心、为正统的政治权力体系；在民族关系上，形成了以华夏为主体，融合各族群的统一民族形态；在地域上，基本统一了宜耕地带，形成以华夏地区，也就是中原地区为主体，延及广大农耕地区疆域，以精耕细作为特点的农耕文明；在文化上，以华夏地域为主体的中原文化成为其文明的主要形态，并融合了周边地带的有益元素，形成了容纳多样文化而又以中原文化为正统的文明。
——杜学文《大一统的形成与治理体系的完善——从华夏文明到中华文明》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古典大一统模式的基础上，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结合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创造性地发展出了新大一统模式。在这一模式的指引下，现代中国实现了有效治理和科学发展。其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立并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其二，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立足于中国的“土壤”，创造了新型政党制度，是从古代专制社会到现代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最终得以建立和发展。具体而言，更多地指向两个层面：一是在民族问题上，二是在统一问题上，即族群统一与疆域统一。这也正是大一统在社会主义中国最为明显的制度化表达。
——摘编自韩向臣、李龙《政治制度与政治文明：现代中国的新大一统模式》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分封制对西周“大一统”的促进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现代中国新大一统模式的特点，并指出其制度内涵。
(3)结合上述材料，就中国的制度建设与“大一统”模式之间关系，谈谈你的认识。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
材料一：清政府将代表内地经制州县基层组织的保甲、汛塘等移植至改流后的地区，并且设立国家军队，施行儒家教化，责令习读《圣谕广训》等儒家经典书籍，逐步培养他们的忠君观念和君臣尊卑思想，以实现王朝国家权力所不及地区与内地早日实现一体化。随着改土归流的推进并派驻内地流官对基层深入治理，加之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与内地治理模式差异较大，或因地方势力过于强大，清政府通常做法是“土流参治”，虽以流官治理为主，但也充分尊重少数民族长久以来生产生活所延续下来的行为方式，甚至会吸纳当地曾经的土司头人协同治理。
——摘编自聂迅《清代土司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体系重构：以改土归流地区为中心》
材料二：英国有着深厚的地方自治传统，被誉为“地方自治之母”。都铎王朝时期，地方自治……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地方自治权限得到很大发展……1835年市政法案规定由领取薪水的行政人员来执行地方政府的工作，并对郡治安法官进行分权；1888年，英国下院通过了《地方政府法》，规定郡议会每年集会四次，居民成为自治主体……随着各种机构的不断设置……中央政府加大对地方的行政监督。
——摘编自孙宏伟《英国地方自治的发展及其理论渊源》
材料三：近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是在延续“皇权不下县”的治理方式之下，民众面对的是乡绅，而不是代表国家权力的县一级政府。基层社会的乡绅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实际主体，充当了政府官员和当地百姓之间的中介人。政府“治理”角色的缺位，基层乡绅“治理”角色的出现，成为近代中国“自治”观念传入的社会背景。当士绅这一群体离开庙堂回归基层社会的时候，就成为基层社会中集民望、学识、威望和能力于一身的领导者，成为道义上和实际上的基层社会的治理主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乡绅逐渐在农村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家族组织，政府给予乡绅及其家族组织充分的尊重与信任，并利用这些基层组织获取资源、履行维持秩序和劝课农桑等重要职责。
——摘编自刘凤雪《近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与“自治”观念的中国化》
材料四：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采取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完成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年，政务院颁布《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确立乡和行政村为乡村的行政区域，乡人民政府和行政村不设置内设机构，只设置专职或兼职的工作人员。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明确乡镇为基层政权。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进，1956年和1958年是农村党员发展的两个高峰期，探索出“支部建在村庄”、“支部建在生产单位”等经验，组织农民参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现代国家建设。
——摘编自董帅兵《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历程、基本经验与实践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政府加强“改土归流”地区管理所采取的措施。(2)根据材料二，指出英国地方自治制度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乡绅在农村基层治理中充当重要角色的原因。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总结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探索乡村治理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材料一 1959年，新加坡颁布《新兴工业法令》，1961年成立经济发展局，后相继颁布《经济扩展鼓励法令》《雇佣法》和《工业关系法令》等，确立以面向出口的工业发展方针。
新加坡经济发展概况
1960—1975年 | 国民经济平均年增长率约为11% |
1960—1978年 | 国内工业产品的直接出口值由164.3百万元增至9575.9百万元 |
1976年 | 国内产品出口美国1623.3百万元，占17.3%，居第一位；其次日本1384.4百万元，占14.9%；第三西德423.2百万元，占4.6% |
——摘编自何启拔《新加坡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速度问题》
材料二 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巴西致力于经济发展，利用国际资本纷纷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机会，积极引进外资，改变以往单纯依赖美、英资本的局面。1968年，外国在巴西的直接投资为18.5亿美元，1973年达到45.7亿美元。把扩大出口视为发展经济的重要杠杆，1968-1973年，巴西向非洲、西亚和中东地区、拉美一体化协会成员国出口剧增。1967年，巴西在北部设立自由贸易区，大力发展电子工业、手表工业、光学仪器工业等，带动北部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政府把“拥有高质量的人力”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大量投资教育事业，向国外派遣大批留学生。1968-1973年，巴西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11%以上，创造了“巴西奇迹”。
——摘编自齐涛主编《世界通史教程·现代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加坡经济发展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巴西奇迹”出现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加坡、巴西经济发展的启示。
材料一 19世纪晚期，西方科技发展出现新趋势：科学研究与工业生产直接结合，许多大型企业建立了科学技术实验室，如德国西门子等；科学研究走上集体攻关道路，1873年德国“国立物理研究所”、1876年美国爱迪生实验室即在此背景下创立；各国大量创办理工学院和技工院校；企业在科研中的地位日益提升。1901年，美国82%的专利颁发给个人，18%颁发给公司；1932年，公司所获专利数超过国家颁发专利总数的一半。
——摘编自何顺果《世界史：以文明演进为线索》等
材料二 二战以来，科学研究出现一种新模式——“大科学”。它将基础理论研究与尖端工程联系起来，以解决重大问题。“大科学”对资金、设备和跨学科要求更高，远超普通企业的承受能力，只能由大型企业或政府资助和组织。到1965年，美国国民收入的3%用于科学研发，科研资金的3/4来自政府。苏联也大致类似。二战以来，美苏在众多领域尤其是军用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大科学”日益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舞台。
——摘编自巴克勒《西方社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科学研究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19世纪晚期以来科学研究主体的变化及其影响。
| A．为社会主义运动设计了美好蓝图 |
| B．思想上具有批判和保守并存的特点 |
| C．为无产阶级实现解放指明了方向 |
| D．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