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古典”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先秦典籍。《史记》太史公曰：“书缺有间矣。”唐司马贞解释说：“言古典残缺有年栽，故曰有间。”《后汉书》称孝明皇帝“垂情古典，游意经艺……正坐自讲，诸儒并听”。
有学者提出，对“中国古典”的学术研究可称为“中国古典学”，它至少涵盖三个层面。其一，商周文献、诸子之学、秦汉典籍，以《汉书·艺文志》中所列六类书目为代表。其二，与典籍相关的文字学，如陶玉石器上的刻划文字、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两汉今古文以及相关的音韵学、训诂学，以汉代的《尔雅》《释名》《说文解字》为代表。其三，以传世经典与文字资料为线索，充分利用考古资料，统合研究“中国古典”，如古代文明、思想文化、学术史研究等。
有西方学者认为，从西周到魏晋时期为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进入古典时代后，技术发展使得农业和整个文明的扩展速度与强度都大大超越过去。秦汉帝国确立了其后中华文明发展的基本要素。该文明要素的结构不仅包括庞大官僚体系和国内服务系统，还包括把这个广大的文明连接起来的道路和运河，支持着农业基础的灌溉网络，以及保护中国内地免于游牧民族袭扰的庞大的边墙。正如这些成就所表明的，中华文明是全部人类历史上最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文明之一。
——摘编自《百年考古推动中国古典学步入黄金时代》《全球文明史》等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对象。(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在“古典时代”的开创性贡献。
材料一 “国际法”一词最早是18世纪末英国哲学家、法学家边沁提出来的，他所指的“国际法”是在此之前一个多世纪就已形成的一种源于欧洲国际社会的国际法律规则体系。这样的国际法最初出现于17世纪的欧洲——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体现出来的以国家主权和主权平等原则为基础的欧洲国际法。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后来成为国际法的普适性基础。但们并非天然就具有普适性。国际法在其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伴随着殖民主义和所谓文明优越的原罪。在殖民时代，欧洲列强不仅对所谓的未开化地区实行直接殖民统治，否认其国家与欧洲圈的“文明”国家之间存在着平等关系，无视或贬低其主权，甚至以“欧洲中心论”否认非欧洲文明和国家权利、如印度这样的古代文明，欧洲就实行完全剥夺其主权的做法。
——摘自何力《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国际法史与文明互融》
材料二 清末民初关于中国古代国际法的研究，以时代的世界的眼光重审视中国古史。宋育仁不仅以“春秋公法”比拟西方公法，更利用国际法的规则与概念，如“身治”“实际”等，来论证《春秋》具备适用于世界的、永恒的普世价值：《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实历四交公法，即万世之公法。如会盟朝聘、侵伐平乱、行成存亡、继绝灭亡、会盟班次，无事不备，无义不特·此类皆西书公法所斤斤聚讼讫无定论者。《春秋》三传各有义例，合之乃成完备。如自治境内，义在《谷梁》；交际礼仪，例在《春秋》；驾驭进退，权在《公羊》。胡薇元在《公法导源》对包溶于礼、伏笔于传的中国古代外交思想进行挖掘和重新阐释，从《春秋》等古史中梳理出与近代国际法规范相匹配的知识资源，实现了中西法系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摘自金瑶《东方国际法谱系的重新发现》
材料三 20世纪下半叶、非洲国家开始在国际舞台上自由表达主张、开展法律实践。1960年，22个非洲国家联同部分亚洲国家向联合国提案，并一致投票支持通过《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民族自决的原则得到落实。1964年，非洲统一组织通过了《关于非洲国家之闻遭界争端的决议》，首次在国际法律文件中提出成员国保证尊重国家独立时业已存在的边界。经非洲国家广泛实践，该项内容被奉为国际社会处理边界问题的圭臬，并由国际法院确立为一项国际惯例。1972年，塞内加尔首任最高法院院长凯巴·姆巴耶首次将发展权定义为人权。发展权自此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被1979年联合国《关于发展权的决议》确立为一项基本人权。
——摘自洪永红《试论非洲国家对国际法发展的贡献》
(1)根据材料一，概括近代国际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清末民初中国古代国际法研究。
(3)根据材料三，归纳非洲国家在国际法发展方面做出的重大贡献，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历史意义。
材料一 秦朝最初为三十六郡，县总数在一千左右。到西汉，郡级政区（郡与国）比秦代大幅增加，西汉末有郡国一百零三。东汉末年，朝廷派中央的高级官员出任州牧镇压农民起义，授与兵权、财权和行政权，以与农民军对抗。此后，州演变成了郡以上的一级行政区划。魏晋南北朝时期州郡数膨胀，平均每州只辖二个多郡，每郡只辖二个多县。隋炀帝大举并省州县，同时又改州为郡。并省之后全国有一百九十郡，一千二百五十五县。唐承隋制，但郡被改为州。唐太宗时，按山川形势分全国为十道监察区，以观察使监察地方。为了扑灭安史之乱，唐玄宗时不得不在全国普遍设置方镇，任命一大批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节度使。唐后期，经常以观察使兼任节度使。这样，观察使的监察范围——道与节度使的军管区域——方镇也就合二为一了，州县以上新的一级政区道（方镇）就渐渐成形了。
材料二 宋初取消方镇。后来，宋代依据天下土地形势，分路而治，于是在州以上又出现了路一级的新型行政区划。各路设有负责转输地方财赋的转运使，负责监察、司法之职的提刑按察使，负责治安边防的安抚使，负责储备粮食平抑物价的提举常平使等。这些官员的衙门通称诸监司，“监”是指以诸使兼理“监察”州县之职的意思。这些监司的行政管辖地域都称为路，但各监司的路并不尽一致，即使有两司的路一致，治所（行政中心）有时也不在一地。
——摘编自周振鹤《中央地方关系史的一个侧面（上）》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秦至唐地方政府层级演变的基本历程并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宋朝“路”级制度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归纳中国古代行政区划层级变迁的规律。
材料一：汉唐时期开启了中国古代外交的崭新阶段，使中国古代外交突破了本土和东亚的范围而开始走向世界。此后在汉唐一千余年中，中国的外交触角西向伸入了中亚、西亚诸国乃至非洲和欧洲；东向及于三韩、日本等国；南向及于中南半岛、南洋群岛和南亚诸国。正是在汉唐时期才奠定了中国古代与外国的基本外交格局。
——黎虎《汉唐外交与外交制度论略》
材料二：“这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要抛弃我国的传统外交政策，即‘孤立’政策。……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一种趋势，即各大国都在形成联盟，不断增加其海陆军备。另外，现在的战争常常会突然爆发，这是前所未闻的。因此，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如果还有哪个国家敢说自己愿意接受……避免与外国同盟的政策，那么我认为这个国家太自满了。”从这篇讲话中可以看出，《英日同盟条约》是当时外交部的大政方针之一，其目的是使英国摆脱孤立的地位。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英国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协约》。第三步是《英国与俄罗斯帝国协约》。考虑到当时英国面临的危险，必须承认英国外交的深谋远虑。
——[英]罗伯特·莫厄特《欧洲外交史1815——1914》
材料三：此次沙（沙特）伊（伊朗）在北京的对话并达成协议。为双方后续合作打下坚实基础，翻开沙伊关系新的一页。为地区国家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分歧、实现睦邻友好树立了典范，有利于地区国家摆脱外部干涉，把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沙伊双方再次强调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及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中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和祝贺。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沙、伊三方联合声明》
(1)阅读材料一，用史实说明汉唐时期“中国外交触角伸入中亚、西亚诸国”的具体表现。结合所学，指出唐都城长安当时的国际地位。
(2)根据材料二，概括英国抛弃“孤立”政策“第一步”后的外交举措，并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根据材料三，归纳沙特与伊朗此次协议达成得到“中方高度赞赏”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三，概括改革开放以来外交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
材料一 唐朝统治者在借鉴之前王朝社会救助思想的同时，建立了制度性社会保障体系，颁布了不少社会救助相关法律，宗族和社邑组织在人的生老病死和婚丧嫁娶等领域发挥着作用，民间救助得到肯定。除了采取设立义仓、免除赋税、残疾人收养、贫民救助等行政性措施外，朝廷还开始运用市场化手段调动社会力量，如以工代赈，让社会力量参与到自救活动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救灾实施过程中构建起密切的协调配合机制，这使唐朝成为古代社会救助体制发展的重要时期，社会救助体制的规范化深受时人好评。
——摘编自丁建定《唐代的社会救助制度及其管理》
材料二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点是紧密配合企业改革，其主要做法有：养老保险引入效率原则，坚持“效率优先，益顾公平”,激励劳动者通过勤奋工作、自我积累，为将来幸福打下基础；并须布《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条例》《失业保险条例》《工伤保险条例》《医疗保险条例》和《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法规。
——摘编自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下册》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代社会救助体制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93年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时代背景。综合上述材料，归纳古今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共同作用。
材料一封建政府利用户籍制度将人口控制在特定地域范围中,限制其流动，甚至把任意离开户口所在地视为一种犯罪而加以惩处一-人身束缚导致整个社会的封闭，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同人口的地域流动一样,人口的等级、职业也被户籍标志得清清楚楚;不同等级、职业间的流动受到制约,户籍是世袭的，而且还被划分为特权户种、民籍户种和贱籍户种等类别,这几种户籍地位逐级降低,界线分明。政府还通过户口管理对人口活动进行控制和制约。宋代以后出现了保甲制,户籍管理制度进一步被赋予了社会治安功能。
——摘编自金裕凤《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及其特点》
材料二汉代起实行的“编户齐民”制度，直接把户口与土地、赋税、徭役联系起来，被历代封建王朝效仿，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基本的户籍制度。而早在春秋前期，齐国管仲将居民按职业分为士、农、工、商四民,不迁不移、恒业不变,秦汉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十分严厉的互相监督、互相检举的连坐制度，“脱籍”不仅本人要治罪,而且亲属乡邻以及执掌户籍的官吏都要治罪,统治集团借此将每一座城镇、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毫无遗漏地编入国家行政网络之中。
——摘编自王凌云《论中国古代户籍管理制度的历史作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历史作用,并对其进行简要评价。
材料一 随着黄道婆的手工棉纺织技艺在松江地区的传播，逐渐开始辐射到整个江南，随后向中原、湖广等地扩展，掀起了一场明清时期的“棉花革命”。在明清政府的推动下，棉花作为经济作物被大量种植，加之河南、山东等地的棉花伴随着地区商品市场的发展作为大宗商品贩运至江南，为江南地区棉纺织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由于棉纺织业的发展，对纺织劳动力需求进一步增大，出现了雇染匠、研匠“往来成群”的现象，在织造、染色和平整等流程上的分工也越来越细。棉纺织产品不再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范畴，而是大量投入市场销售，迎合了明清时期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棉布成为“寸布皆有”的主要布料，并远销海外。
材料二 近代开埠通商以来，洋商凭借雄厚的资金及本国国家权力为后盾，使我国棉花贸易基本落入外人之手，而华商大多资本短缺，金融周转不灵难以与洋商抗衡。近代国际市场棉花贸易日益标准化，且一般采用国际通行的机器打包，棉包密度有严格规定，而中国市场棉花贸易缺乏量化标准，打包的形色也颇有参差，部分棉商甚至为了谋求利益，人工掺水掺杂。洋商在航运交通上的优势大大缩短了交易周期和经营成本，而这也使得华商望其项背，加之战争对船只、火车运输的阻断“贸易几至完全停顿”的现象偶有发生。然而在国际贸易大背景下，在华洋行为华人棉商提供了模仿和学习的机会，棉业公会相继确立，业务涵盖了从国内贸易到国际贸易，从零收贩运到加工业务，从设行收花到居间介绍。
——摘编自于新娟《近代国际化背景下的江南棉商》
材料三 随着我国产业经济发展，相关企业、行业在全球市场主导之争也日益激烈，一些西方国家利用长期以来形成的国际话语权体系和企业价值体系进行“围追堵截”的现象屡见不鲜。
西方某些组织、企业捏造所谓“强迫劳动”来抹黑新疆棉，其真实意图是利用自身影响力破坏我国棉产业基础。“打铁还需自身硬”，新疆棉产业只要保持信心和定力，不断转变经营观念，并采用有力措施加以应对，就一定能打破某些西方国家别有用心的“魔咒”，开辟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摘编自牛方《新疆棉事件：热搜之后的冷思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明清时期棉花革命的特点并分析产生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以来中国棉花贸易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3)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新疆棉事件的启示。
材料一 《唐律》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完备成熟的法典，全面制定了有关性别与婚姻的法规。《唐律》对离婚有三种规定，一是“出妻”，指由夫方提出的强制离异。在《礼记》中为出妻规定有“无子、不顾父母、妒、淫、哆言、窃盗、恶疾”七条理由。妻子若犯了其中一条，丈夫就可名正言顺地休妻。二是“义绝”强制离婚。“义绝”包括夫对妻族、妻对夫族的谋害罪、奸杀与殴杀罪。官府判断一方犯义绝，必须强制离婚。三是受鲜卑族法律的影响，唐朝还存在“和离”的情况。从敦煌文书的“放妻书”样文看来，“和离”不仅双方自愿，而且还有对妻子再婚的祝词，“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选聘高官之主。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摘编《从<唐律·户婚>看唐代婚姻的双重性》
材料二1950年《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后正式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规定：“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党和政府利用报纸、广播、书籍等方式进行大规模宣传活动，还通过集体婚礼、评选模范夫妇等形式宣传《婚姻法》。各级法院对于因干涉婚姻自由而伤害妇女或逼致妇女自杀的罪行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婚姻法》的贯彻使受封建婚姻制度束缚、压迫的妇女纷纷向政府和法院申请解除不合理的婚姻关系，妇女提出的离婚案件迅速增加。妇女获得婚姻自由后积极参加了基层政府以及生产互助组织的工作。伴随着婚姻自主意识的增强，青年的择偶标准也发生了改变。
——摘编《论1950年<婚姻法>》
(1)根据材料一归纳唐代的婚姻观念，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
(2)根据材料二指出1950年《婚姻法》的核心理念，概括其贯彻实施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意义。
材料一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源于“天人合一”、阴阳、五行与八卦等理论。从文化整体观的角度看，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注重人体自身的统一性以及人体与自然界的和谐，带有某种类似经验性、直觉性、模糊性的特质。从历史趋向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一贯向着娱乐性、表演性、礼仪性的方向发展，注重个人修养，形成了以追求自身强健和延年益寿为目的的民族内向性格；中国民族传统文化提倡“胜固可喜，败亦无忧”，体育运动中的竞争性逐渐减弱。
西方传统竞技体育文化以西方哲学为基础，在重外在、重分析、重与大自然抗争等观念的指导下形成和发展，注重科学实验、解剖学、生理学以及现代医学等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
就历史发展趋势而言，西方传统竞技体育始终向着竞争性、惊险性、健美性等方面发展。在价值追求方面，西方传统竞技体育文化强调更高、更快、更强，忽视了竞争中的道德教育，提倡竞争，超过对手。
——摘编自陶晓雯《试论中西方传统体育文化的冲突与互补》
材料二 中世纪西欧的社会变迁削弱了竞技体育与宗教、教育、娱乐等依附载体之间的诸多联系，竞技体育形态在人文思潮的浸润下呈现出了近代完整形态一独立性。一方面，西方竞技体育对其他事物的依附性减弱；另一方面，其运动方式逐渐丰富。在文艺复兴时期，古希腊、古罗马体育被重新发现，学界谓之找到了“现代体育的开端”。在西欧文明“脱胎变骨”的同时，西方竞技体育的文化影响力从区域化的地中海文明向外辐射整个欧洲大陆，而竞技体育的形态特征也从区域化转为地域化。具体表现为：运动形态独立性的呈现；观念形态规范性强化；组织形态专门性显现。
——摘编自刘为坤《论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形态之嬗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古代中国和西方传统体育文化的不同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方竞技体育向近代化转型的背景及影响。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中国现代史的知识，谈谈中西体育文化对你的启示。
材料一 在中世纪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西欧国家没有建立起相应的管理机构，国家的权力，甚至是领主的权力都无法直接影响到下属的农村地区。德意志王国的国王们只能通过“巡游制”来管理自己的领土。由于外族入侵，大量村庄被纳入庄园之中，使得中世纪德意志地区的乡村组织有了基本的框架。长期的战乱促使庄园体系扩展，农民出于自身保护的需求不得不接受庄园制度的管理。在中世纪社会中，按照基督教会的理念，人被分为专门从事劳动的农民、从事军事的贵族以及从事祈祷的教士，中世纪中期教会的改革也深刻影响到了村庄的地位。
——摘编自陈若毅《中世纪中晚期德意志乡村组织的变迁》
材料二 明中叶，广东福建地区为了稳定地方局势，转变地方风气，在地方社会中进行了大量的社学建设，成为国家统合东南边疆、加强其对地方社会控制力的软性工具。弘治十七年，正式将儒家日常礼仪列入社学教学内容，对社学童生进行礼仪教育。这种转变意味着明代社学的政治教化模式，完成了由“重法”向“重礼”的转变。通过社学教育，使得国家意识形态能潜移默化的影响基层社会，以达减少诉讼，端正风俗的效果，最终巩固国家在地方社会的统治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明中叶闽粤地区的儒学事业逐渐步入正轨，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儒家知识分子。
——摘编自张昂霄《明清闽粤地区的社学与地方社会》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世纪欧洲乡村治理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归纳明朝乡村治理的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积极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说明中世纪欧洲与明朝在乡村治理上所体现的不同文化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