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上图为1970年西安市南郊出土的“怀集庸调”银饼。银饼正面刻有铭文：“怀集县开十（注：开元十年）庸调银拾两，专当官令王文乐、典陈友、匠高童”，银饼上的“怀集”是地名，唐时属岭南道广州。“怀集”银饼左下面有一圆形补疤，上缴国库前银饼必须验明成色和重量，据考证，该“补疤”是缴税或入库前校订重量后发现不足补加。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上）》等资料

材料二   中国古代赋税制度以土地制度为基础，随土地制度的变化而变化。西汉实行编户制度，作为征收赋税、征发徭役的依据，农民从此向封建国家承担田租、算赋和口赋、徭役、兵役，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完整的赋税徭役制度正式形成。隋朝及唐朝前期的租庸调制则是封建社会前期税收制度的集成和创新。唐中期以后采用了“两税法”，以财产和土地为征收的准则，统一了税收制度。宋朝时期，王安石构建的“方田均税法”，反映了公平税负的思想。明中期直至清初实行“一条鞭法”，把过去的所有征收项目合并起来征收，化繁为简，从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变。到清雍正年间，实行地丁合一政策。

——金玉佳《中国封建社会的赋税制度》

材料一   为了减少大疫带来的损失，自西周以来，我们就有一套“医在王官”的官方医疗制度，即以政府的力量参与到医药行政、医疗组织乃至医学教育的过程中去。唐代开始创建州一级的医疗体系，宋代将其下沉到县级，基层社会医疗体系初步得以建立，极大提升了普通百姓在瘟疫面前的自保能力。除此之外，政府也会拨付款项，积极动员民间力量参与到对病患的救治和疾病防控中来，许多地方富商士绅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地方的施医局等医疗机构多为临时设立的应急机构，太医院虽为常设，服务范围大多只限于皇室，宫廷高水平的医师很难参与到民间一线的防御工作中，地方的普通医师又缺乏监管，以至于出现庸医泛滥的局面。

——摘编自《古代防疫制度》

材料二   上海自开埠以来，便成为各种流行病频发地带……检诸相关史料，可以发现霍乱是其中最为频繁的一种。民国时期上海霍乱流行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频繁，数十年几乎无年不发生；二是死亡人数多，涉及各色人等，尤以移民、苦力等下层社会群体受害最深；三是成因极为复杂，既有自然因素，又有人为因素的作用，如贸易、人口、移民、城市管理、习惯文化、生活方式、社会分层、战争等。多种因素叠加交互作用，使上海成为当时中国三大霍乱中心之一。研究还发现，民国时期上海霍乱不同于一般的传染病，而是现代沿海城市畸形发展的一种城市病，其社会问题的层面要多于自然的层面。

——摘编自胡勇《民国时期上海霍乱频发的原因探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