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公元前118年桑弘羊向汉武帝提出了一个盐铁官营的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是(一)将煮盐、冶铁之事均收归政府管理，所得收入，以补充赋税。(二)“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三)“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四)“郡不出铁者置小铰官”，管理铁器的专卖事宜。”(前117年开始实施这一计划----编者)……据专家断定“西汉的冶炼生铁的技术，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前期冶炼技术发展的一个高峰”……
——摘编自林剑鸣《秦汉史》
材料二 汉阳铁厂于1891年兴建，张之洞托人到英国购买设备，结果用买来的炼铁炉生产的钢轨，质太脆而不能用。1896年后，洋务派官员盛宣怀掌管汉阳铁厂，实行股份制改革，购买了世界最先进的马丁炉改造全厂冶炼设备，大量聘用外国技术人员，落后状况有所改观。但严重依靠买进外国先进设备来维持运转，缺乏独立性和后续力。张之洞也采取措施培养自己的人才，却忽视了高级技术人才和管理人员的培养。当时，外国资本主义为了“久据其利”和“傲我之无”，“凡有益于我之事彼必挠之”。一战后， 钢铁价格剧跌， 国内军阀混战，民国政府改变钢轨标准，到1924年，汉阳铁厂全部停产。
——摘编自夏冬《中国近代和现代钢铁工业发展道路的得与失——汉阳铁厂和宝山钢铁总厂比较研究的启示》
材料三 “十一五”以来，重庆钢铁行业显著提升，2011年重庆钢铁工业产值达到743亿元，年均增长 24%，钢材产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年均增长24%；基本建成全国最大的船舶用钢精品生产基地和西南地区最大的涂镀板生产基地；重钢环保搬迁完成后装备水平跻身全国先进钢企行列。当前，国际国内宏观形势正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钢铁行业市场需求萎缩，国内产能过剩、竞争加剧，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等制约因素不断加强，与此同时，重庆市还肩负在西部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重任，加速发展仍是第一要务，工业化进程加速推进，城镇化、农业化进程不断提速，这为重庆地区钢材消费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重视本地用钢需求 优化钢铁产业布局 ——业内人士谈重庆钢铁工业发展趋势》(2012年)
(1)根据材料一，归纳桑弘扬盐铁官营计划的主要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这一政策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阳铁厂停产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十一五以来重庆钢铁业发展的有利条件。
材料一 东汉以来，分布在西、北边疆的少数民族陆续向内地迁徙，内迁的少数民族很多，迁徙持续不断，此起彼伏。北方汉族人口向江南、西北和东北地区大规模流亡迁徙。魏晋时期，汉族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各少数民族的控制，并补充内地居民的不足，经常招引或强制他们入居内地……与汉人杂居的少数民族与汉人一样要纳租调、服劳役，即“服事供职，同于编户”。十六国时期，北方政权多为少数民族所建立，兴亡不定，冲突激烈，他们大多推行汉族传统政治制度。
——摘编自王子今、方光华《中国历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材料二 从公元2世纪中叶起，罗马皇帝为了获得兵源税款，允许大量的日耳曼人进入帝国领土，并把他们迁移到帝国境内人口稀少的地区。日耳曼人的整个部落，都带着妻子儿女和全部家当，登上征途。4至6世纪的大迁徙运动，日耳曼人占据罗马帝国的领土，以征服者的婆态，建立主国定居于此。日耳曼人的大迁徙给欧洲社会带来的绝不仅仅是野蛮对文明的征服。他们建立的各王国，尽管大小不等，但都是在摧毁罗马当地奴隶主政权后建立起来的，他们本身所固有的一些传统，恰恰构成了建立西欧封建社会所必需的因素。
——摘编自张淑清《日耳量人大迁徙及其深远影响》
材料三 印欧人主要靠畜牲为生，食物的匮乏和来源的不固定使得他们几乎无法在一个地方长久定居，迁徙成为古印欧人最显著的特征。约从公元前3000年末开始，印欧语系各族分批地从他们的故乡向外迁徙，形成一个个规模巨大的、世界性的民族迁徙浪潮。当时印欧人正处于原始社会解体过程中，社会内部已发生了阶级分化，军事首领和贵族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加强。对他们来说，进行掠夺是比劳动更容易获取财富的途径，对财富的追求成了他们迁徙的主要动力。在印欧人中，原始社会的解体过程是不平衡的，黑海北岸地区开始较早，而其他地区则较晚，这也是形成多次迁徙高潮的内部原因。
——摘编自麟剑《人类源流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简析其所产生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日耳曼人迁徙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日耳曼人迁徙的积极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印欧人迁徙的原因。
材料一 汉廷每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简称则曰“贤良”……“孝廉”为孝子廉吏之简称，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是为汉室令举孝廉之始……此项制度之演进，一面使布衣下吏皆有政治上的出路，可以奖拔人才，鼓舞风气；一面使全国各郡县常得平均参加中央政局，对大一统政府之维系，尤为有效。而更重要的，则在朝廷用人，渐渐走上一个客观的标准，使政府性质确然超出乎王室私关系之上而独立。
——钱穆《国史大钢》
材料二 为了“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自南北朝后期便开始探索考试选官的方法。隋唐间均田制以土地国有、计口授田为原则，摧毁大族豪强的庄园经济，使一批自耕农和庶族地主得以产生，并参与分享文化和权力。唐代手工造纸产量颇大，雕版印刷渐趋流行，为普通人读书并参加科考创造了便利条件。
——摘编自冯天瑜《科举制度——中国“第五大发明”》
材料三 唐代科举取士原则兼顾士子的平日才学和科场表现，若仅就规则而言，尚不周严。为杜绝舞弊，自宋真宗朝始，各级考试的试卷一律“封弥”、“誊录”，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也实行初考、复考、详定三级评定制度。在宋代，科举入仕者逐渐增多，成为文职官僚队伍中的核心力量。赵宋统治者鼓励敞开言路，士大夫们在处理各类国家事务之际亦敢于负责而直抒己见。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代选官制度的标准并概括该制度产生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指出隋唐时期科举制兴起的历史背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宋代科举制的发展特点及对宋代社会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中国古代为了巩固政权的基础，发展农业经济，尤其重视县以下的基层组织建设。夏商时期，出现了乡里制度的萌芽。战国时期，随着以郡统县的“郡县制”在各国的推行，乡里行政组织渐成雏形，成为基层组织。汉承秦制，县以下基层组织为乡、里，既发挥基层政权的作用，又带有半自治的性质。还于每十里处设亭，是专门从事“求捕盗贼”的警察性组织，另设游徼，掌捕盗贼。唐朝，基层组织已有城乡之分，农村以村为单位，城邑以坊为单位，乡有乡长，里有里正，村有村正，官方控制与统治不断增强，乡和里的功能逐步弱化。从王安石变法开始，乡里制度转变为职役制，治权所代表的官制从乡镇退缩到县一级。明代城中称坊，近城称厢，乡村称里。凡一百一十户为一里，设里长，里下为甲，设甲首一人。清代基层组织在明里甲的基础上，创设了保甲。地方基层组织以十户为牌，设牌头；十牌为甲，设甲长；十甲为保，设保长。保甲对乡里的控制更加严密。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古代乡村基层治理经验》
材料二 近代以来，西方各国在继承地方自治传统的基础上，加强了对基层治理的管理。美国建国后，基本保持了地方自治的传统，乡镇是最基本的地方自治单位，承担着除司法之外的所有公共服务功能。法国大革命后，形成了以自治市镇为基层单位的制度，每个市镇的市长和市议会都由普选产生，市长同时对中央政府和本地选民负责。英国在1835年颁布《市政法案》，确立了英国近代自治市制度。法案规定自治市政府和议会都由当地选民选举产生，地方征税所得也由自治市自主开支，但必须接受选民监督。随着城市人口激增，失业、贫困等社会问题使传统的社会救济出现变化，把城市分成若干小区，每个小区组织志愿者，负责救济的分配，并协调慈善团体和救济机构的工作，社区组织开始形成。
——摘编自人教版《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基层治理变革的基本趋势。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与近代西方基层治理的不同。
材料一 湖南教育在宋代出现了第一个发展的高潮，书院、官学、私学成为宋代湖南3种主要的教育形式。湖南则是书院教育发展之重镇，在全国非常突出，更出现了当时闻名全国的岳麓书院和石鼓书院以及书院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朱张会讲”（朱熹张栻在岳麓书院诘难辩论）。宋代时期，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也有较大发展。宋代湖南进士中试人数为唐代的37倍，黄宗羲所著的《宋元学案》中共写宋代学者988人，其中湖南有141人，位居全国第5。
——摘编自冯象钦刘欣森《湖南教育史》
材料二 湖南近代教育改革在民国建立后拉开帷幕。湖南军政府先后设立学务司、教育科，裁撤清末各县劝学所，县署内设第三科掌管全县教育事务。学务司颁布了《湖南暂定学制大纲》，将全省教育系统分为保育、普通教育、专门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6大类。各级学校取消读经讲经课，代之以民主自由；课程设置注重学生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教学上开始摆脱填鸭式的传统方法，重视并实行多元互补的现代教学方法，注重提高学生的自主能力。湖南各级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留学教育均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摘编自罗慧《民国初年湖南教育改革的历程与现实意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湖南教育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归纳民国初年湖南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民国时期湖南教育改革的影响。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儒学思想是一个流动的发展过程。孔子以及后来战国时代儒家，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人的价值，人的完善的品德，以及人性的冶炼。董仲舒把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塞进阴阳家的框架，加上一个最高的主宰“天”，成为一种神秘的天人感应论。唐代出现了儒、道、佛“三教”并立的局面，同时一些思想家或明或隐地吸取佛学思辨哲学的若干方面。宋明理学在三教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理学一方面使人们屈从于封建主义统治，另一方面，理学家发展了早期儒学中重视人的独立思考，兼综百家和重视文化遗产研究的传统。明清之际，儒学的经邦济世思想和“国格”观念，在一些不是理学家的志士仁人上发出了光芒。
——摘编自张岂之《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
材料二 近代中国“两极相逢”，中西文化冲突是这个时代的突出内容。从“制造或政法制度之争”到“思想上之争”，是中西文化和哲学论争的一个转折。戊戌维新前，形成了“中体西用”这一应对中西文化冲突的命题。戊戌维新后，随着民族危机愈演愈烈，“用”的膨胀突破“体”的界限而日见其困窘。20世纪初期，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中体”已经体无完肤，随之而出现了中西调和、融合的意识。这种调和中西、融合新旧的意识很快蔓延，成为一种广有市场的社会意识。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三 中华民族形成了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价值观念和文明体系，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历史充分证明，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
——摘编自中国社科院《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古代儒学的演变历程。(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近代前期中国文化发展的新变化，并简析其意义。
(3)综合上述材料，概括指出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所呈现出的突出特点。
材料一：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其后积弊日甚，其势不得不变。于是先从在下者（平民）起……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秦皇尽灭六国以开一统之局……下虽无世禄之臣，而上犹是继体之主（最高统治者仍由王族世袭）也。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天下之变局，至是始定。
——赵翼《廿二史札记》
材料二：位于重庆市渝中区望龙门的巴县衙门，始建于1667年，在平面布局上，20多间房围成3个四合院，形成了巴县衙门的大堂、二堂，大堂动刑罚，二堂理政事。大堂即正堂，是知县举行重大典礼、审理重大案件的地方，内有原告石、被告石，又称下跪石，绅士以上身份的人候审时可以不跪。二堂是知县商议政事的地方，取名“琴治堂”，表示知县一面弹琴，一面理政，寓意为仁政教化以德治县。
——据《重庆府志全图》整理
夫中国刑狱皆以贵治贱。所谓法者，直刑而已，所以驱迫束缚其臣民，而国君则超乎法之上……（近代西方）之所谓法，治国之经制也，上下所为皆有所束。
——严复《法意·按语》
材料三：观察下面三幅图
(1)分析材料一，说明“天下之变局”是指什么。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由西周至秦汉国家政治体制发生的变化。
(2)根据材料二，从巴县衙门的布局结构概括其反映了古代中国司法体制哪些特点？在严复看来，中西法律存在哪些差异？
(3)根据材料三指出每一幅图反映了当时中国何种政治制度，并归纳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势。
材料一 从唐中期至宋，当时的人普遍认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要数扬州和益州（成都）。唐开元年间，成都府的人口户数为137046户，在当时位列全国第二。宋代时，成都为西南大都会，素号繁丽、百货川委。宋人田况有诗写到：“蜀虽云乐土，民勤过四方……所以农桑具，市易时相望”。
——据何一民、王毅《成都简史》
材料二 19世纪60年代，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口号的洋务运动不断发展。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桢从欧洲购买机器设备，创办西南地区第一家机器厂——四川机器局，四川开启了早期现代化进程。四川机器局管理上采用封建官僚社会的管理方式，早期主要生产机器、枪炮、火药等，后期还增加了电灯等民用产品。在四川机器局的带动下，一部分官僚绅商等投资现代工业企业，到1911年四川近代工业企业遍及矿业、印刷、纺织等20多个行业，还对云南等周边省区的现代工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据何一民、王毅《成都简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唐宋时期成都城市经济繁荣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四川机器局创办的特点，并分析四川机器局创办后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西周立国之初，西周统治者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避免重蹈商王朝的覆辙，确立起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一方面，与周部族共同颠覆商王朝的大大小小的方国，对于新生的周王朝并非绝对的心悦诚服；另一方面，周部族尚未能对旧商统治区域形成有效的统治，商朝遗民及其贵族群体并未放弃“中兴”商王朝的野心。有鉴于此，西周统治者开始大行分封，作为“友邦君”的各地诸侯自然在分封之列，但是姬姓王族同样也通过分封获得了大片地区的统治与控制大权。不论是商之旧地或者是尚未征服的偏远地区，都被纳入分封体系之内。这样，以周天子为核心的姬姓王族不仅巩固了新政权，还确立起了对整个“天下”的控制。而异姓诸侯则处在众多姬姓封国的包围与封锁之中，“友邦君”纷纷成为周天下的臣下。在此基础上，周王室进一步通过在商朝已经逐渐成型的宗法体制，理顺了王族内部的关系，协调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通过周公的“制礼作乐”规范了贵族群体的等级秩序。一个具有惊人稳定性，绵延八百载的政权就此逐渐定型。
——刘子言《贵族政治的范式——浅议西周政治》
材料二 “六王毕，四海一”，扫荡六合而归一的嬴政皇帝陛下，决心要在千古未有的伟业基础上构建起大秦王朝的万世不易之基。首先，便是明确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嬴政看来，唯有“皇帝”这一凌驾于“三皇五帝”之上的称号才能配得起自己的伟大，也唯有自己才能掌握那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威。再者，帝国之内尺寸之地皆是皇帝陛下私产，耄耋垂髫之人皆是陛下之臣，那任何大小官员皆当由陛下所命，锱铢之权皆当由陛下所授。是以，上至丞相，下自县令，各级官员之任免考核调用升迁贬谪之权皆归于皇帝。如此，皇帝之下及其庞大的官僚体系，构成了一整套高度集权的统治模式。
——刘子言《变局——大秦帝国的国家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周在国家治理方面的创新与突破，并说明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秦与西周在国家治理方面的不同之处并分析不同之处形成的原因。
材料一 汉王朝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成功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边疆政策，促进了疆域的巩固和发展，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汉王朝对匈奴采取了优待和赏赐匈奴降众的政策，尊重他们的政治地位，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使匈奴纷至沓来。尊重西域各国制度习俗，得到诸国拥护。扶植和发展边疆的农业，缩小了经济差距。推进文化交流，汉王朝在边疆地区实行的鼓励文化发展、文化交流的政策，丰富了中国文化内容，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共同提高。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
材料二 唐朝时周边各族迅速发展。7世纪前期，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他多次遣使向唐朝求婚，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他。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大批手工艺品和多种技术，医药书籍等。9世纪中期，吐蕃与唐会盟，此后，唐蕃间基本上停止了纷争。唐玄宗统治时期，东北的林羯族粟末部强大起来，唐玄宗封其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上）》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代的边疆政策。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处理边疆民族关系的方式。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汉唐加强边疆管理的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