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豫剧定型于清末。流传广泛的原因在于它的“形式重于内容”：它不是一味追求自己内容的文学性、高雅性，而是着重发展自己的对普通大众的吸引力。豫剧出自底层大众，表达着底层民众自身的精神追求。如剧目《七品芝麻官》，描述了主角唐成对自己苦读诗书进而成为进士的过程。进入民国后，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生存压力，樊粹庭等一批知识分子创造出一系列新戏曲，如常派的《花木兰》等剧目，将花木兰这一文学形象刻画成为抵御侵略的样板。在各类剧目的空间设定方面，主要确定在河南当地，剧中的各类典故也都是以河南常见的各类典故为主。如花木兰的故居在商丘市虞城县，《穆桂英挂帅》、《秦雪梅》、《包青天》都是以河南最为繁盛的宋代为背景，设定的空间也不外乎于开封及其周围的各个地点。
——摘编自武强《河南豫剧剧目之历史考察》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大量戏曲被搬上银幕。1956年10月，《花木兰》搬上银幕，标志着豫剧电影诞生。拍摄电影时，主要是对其艺术成就的忠实记录。“文革”后，豫剧电影迎来新一轮发展高峰。1979年，豫剧《七品芝麻官》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吹响了新时期豫剧电影百花争胜的号角。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计划经济体制调整，原有戏曲电影生产模式被打破。新世纪以来，豫剧电影逐渐走出凋零状态。豫剧电影工作者保留豫剧艺术魅力的同时，加大电影技术运用以展现剧种自身优势，更注重演员内心体验，呈现诸多舞台上无法呈现的艺术效果。
——摘编自张青飞《豫剧电影的历史及艺术嬗变轨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豫剧剧目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后豫剧电影曲折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科举制的产生，是中国古代社会内部矛盾发展与官吏选拔制度自我更新的结果。东晋以后，九品中正制完全成为士族维护特权的工具，对中央集权构成一定的威胁。这既埋没了有才德的寒士，也将士族子弟引向歧途。南北朝后期，世族走向衰落，庶族势力发展壮大，要求获得更多的参与政权的机会。统治者为了加强皇权，扩大政权的人才基础，也需要破除九品官人法，将人才选拔权力收归中央。就选拔人才制度的形式而言，隋唐时期的科举制与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和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有着一定的渊源。旧制度的合理因素为新的人才选拔制度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等
材料二 科举制将选官权集中到朝廷，有利于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扩大其统治基础。它为庶族学子乃至贫寒子弟打开仕进之门。使官僚集团得以不断扩充更新。巩固了封建统治、科举考试有固定的考试内容，士子必须熟谙儒家经典，无形中加强了思想的统一。但是，科举制片面地以文章、诗歌为衡量标准去选官，必然将学子引到一味追求空谈泛论的方向，特别是八股文等模式固定的体裁，只会使人思想僵化。
——摘编自林甘泉《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中国历史25讲》
材料三 科举制度是一种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与大一统的君主专制体制相适应的国家官吏选任制度，在封建时代备受称赞。但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全面转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政治改革大潮涌动，科举制所代表的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不能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随着新式学堂的兴起，科举制日益遭到有识之士的抨击，“废科举，兴学堂”势在必行。1905年，延续1300年的科举考试被废除。
——摘编自杜怀亮《科举制度废除百年后的反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科举制度产生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科举制度的利弊。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科举制度在近代被废除的原因。
材料：至明代中后期，以田赋赋税为主，对田赋的征收与管理也占主导地位。存在多年欠税和严重偷税漏税两大问题。为此，张居正采取了两项整顿措施：一是“稽查”，二是“清丈”。万历元年，张居正进一步推进其稽查考核之法，并明确规定公务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当根据紧急、困难、容易等情况确定期限。如迟延或管理不善，应移送有司。使用月检、年检进行层层把关、互相监督的方式，使得一切政令，从头到尾官吏都不敢懈怠。一条鞭法颁行年余就使得中央税收显著增加。不到五年时期，国家税收收入达到435万两，比隆庆年间增长74%。另一方面，消费下降到349万两。收入收支平衡，且有85万两的盈余，扭转了多年的中央财政危机。
——摘编自贺晟《“一条鞭法”与明地方财政法制演进》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一条鞭法实施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张居正“一条鞭法”改革成功的原因。
材料一 我国经济已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渐渐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并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建立于计划经济背景下的社会保障制度，已不能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社会保障制度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中国共产党坚持低水平、广覆盖、多层次的基本方针，逐步由“全部包揽”向“国家、单位、个人”三方负担转变，形成了由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三条保障线”所构成的新一代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为经济的飞速发展提供有效的后勤保障。
——摘编自《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材料二 与高消费并行的是西方国家的高福利政策，这一政策最早可以上溯至英国伊丽莎白时期的济贫法。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中，制定了一些社会保障政策。1932年，瑞典社会民主党首次提出“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改革政策。但福利国家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在欧美国家广泛实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北欧五国，最突出的是瑞典，其被称为“福利国家的橱窗”。……它（福利政策）力图拉起一张社会保障的大网，使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即使是最底层的人也可以生活下去，同时又搭起一架社会进步的阶梯，为人们提供向上进阶的可能。……国家不堪负担巨额公共开支，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下降，产品竞争力不强，中产阶级日益削弱，国家生产和国民收入增长缓慢。这些在欧美国家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被称作难以治愈的“瑞典病”，它是一种由福利国家政策而引发的现代社会病。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新一代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完善的原因并说明其意义。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方福利国家政策的特点，并指出“瑞典病”的表现。
材料一 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随着雅典的战败，其海外的收入渠道被切断，公民生活陷入困苦。公元前4世纪，雅典将军卡瑞斯为筹集士兵的薪水，只好带着军队前去为正在发动叛乱的波斯总督提供服务。他回雅典后将战利品分给各部落，平民纷纷鼓励他招募更多的雇佣兵。雅典将军的这种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为雅典城邦所默许并支持的。雅典曾多次利用这种方式来缓解伯罗奔尼撒战争带来的财政危机。这一时期，许多将士在战事失利后惧怕被民众审判而被迫逃到国外，只能在国外靠提供佣兵服务为生。
——摘编自任冰妮《古典时期的希腊雇佣兵》
材料二 3世纪，罗马的传统征兵方式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一些有钱人不再愿意到军队服役。而统治者认为蛮族大多好战，“让他们保卫帝国远比入侵帝国好得多”。军队的蛮族化程度和3世纪的社会危机程度成正比。对于皇帝和政府而言，军队的蛮族化是不得已的选择。军队的蛮族化加速了军队的质变过程。军队蛮族化使军队的雇佣性质愈加凸显，更容易成为远在行省的将领的工具。在原有公民兵逐步失去对国家忠诚的前提下，让“外人”——蛮族军人保持对国家的忠诚，实在是无法想象的。
——摘编自张晓校《罗马帝国3世纪危机时期军队蛮族化问题》
(1)根据材料一，指出公元前4世纪雅典军事领域出现的新现象，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罗马军队蛮族化的原因，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从19世纪起对欧洲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社会主义在多数方面是18世纪和19世纪初叶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对立面，因为社会主义提倡有利于整个社会利益的社会管理或生产资料所有制。自由主义强调个人和个人权利，社会主义则强调社会和社会的集体福利。在近代初期，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描绘了一种理想的国家，其公民不是因其财富或祖先，而是因他们对国家的贡献才受到尊敬。马克思的学说对整个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如今已成为决定历史进程的最重大的力量之一。其原因可在马克思学说的性质和吸引力中找到。这些学说给各地的工人以一种自信的感觉，使他们确信未来是属于他们的。因为剩余价值理论不是已证明资本主义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吗？马克思主义还使工人们行动起来、富有战斗精神，因为阶级斗争理论已证实：要赢得社会主义的美好社会，不是靠慈善的捐助人的帮助，而是靠工人本身的努力。
——摘编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我们所讲的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围绕民族理念，以民族国家独立为核心的思潮和实践。马克思恩格斯亲历的1848年革命，波兰、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等都是典型的民族主义运动，与美国独立战争和紧随其后的拉丁美洲独立运动性质相同。而当时的中国和印度，尚未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理念，他们的斗争只是被压迫民族对侵略者的自发性反抗，和进入20世纪以后在中国同盟会（国民党）、印度国大党领导下的两国真正的民族主义运动是有区别的。但就其反对民族压迫的性质以及与欧洲民族运动同时代的背景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民族反压迫斗争的论述也可视为他们民族主义认识的一部分。
——摘编自王希恩《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主义观》
(1)根据材料一，归纳早期社会主义者的理想诉求，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历史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亚洲民族主义运动和欧美民族主义运动的不同点，并说明造成不同的因素。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对19世纪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兴起的共同根源。
材料一 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然亦有库、序、学、校以教之。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其时士皆有勇，国有戎事则奋身而起，不避危难，文、武人才初未尝界而为二也。自孔子殁，门弟子辗转相传，渐倾向于内心之修养而不以习武事为急，……故大部分人皆趋重于知识、能力之获得，盖战国时有才之平民皆得自呈其能于列国君、相，于是武士乃蜕化而为文士。然战国时，士不但不能废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儒侠对立，若分泾、渭，自战国以迄西汉殆历五百年。……及汉代统一既久，而游侠犹不驯难制，则惟有执而戮之耳，故景帝诛周庸，武帝族郭解，而侠遂衰；举贤良，立博士，而儒益盛。……范晔作史，不传游侠，知东汉而后遂无闻矣。
——摘编自（美）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在12和13世纪，骑士的道德标准和生活方式变得文明起来。随着封建诸侯权力的强化，诸侯们能够在更大程度上维持领地的秩序；而更加安逸的生活也许会降低一个人的野蛮程度，骑士精神逐渐形成。一个骑士俘获另一个骑士后，不再给他戴上镣铐、投入地牢，直到家族和陪臣付钱赎回，相反，俘虏被待若上宾。12世纪中叶，任何体面的骑士都会给敌手一个穿盔戴甲的机会，然后再发动攻击。12世纪末，许多骑士不再承认他们为利益而战，他们仅仅为荣誉而战。12世纪对武士行为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来自一种对妇女在封建社会中的作用的新的强调。这部分由于教会的影响，部分由于新风行的骑士爱情。教会教导妇女要臣服于丈夫，但它一直倡导尊重妇女，对妇女要温文尔雅。然而，骑士爱情对中世纪社会的影响完全不同于教会。它的中心原则是，如果一个骑士献身于侍奉一位女士通常是有夫之妇对她百依百顺、爱慕备至，他就会最有效地赢得声誉。
——摘编自（美）布莱恩·蒂尔尼/西德尼·佩因特著《西欧中世纪史》第七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从春秋到东汉“士”的主要变化，并分析造成这些变化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世纪晚期骑士精神形成的原因，并概括骑士精神对欧洲社会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19世纪上半叶，自由贸易理论在英国盛行，作为垄断特权阶层代表的东印度公司面临着尖锐的舆论指责，但也有人站出来为其辩护（如下表所示）。
| 辩护者 | 解释 |
| 英国外交使团高层（1816年访华） | 由于中国法律使外国商人在华处于一种特殊的境地，我不认为英国在印度开放贸易所产生的那些积极效果会在中国重现 |
| 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 | （东印度公司）不仅稳定而安全地为英国政府带来收入，而且向英国大众提供了足量的日常消费品 |
| 1830年，部分议员提交的报告 | 由于东印度公司常年进行诚信贸易，中国方面对西方商人在整体上都保持着良好的印象 |
| 英国商界人士 | 如果我们宣布东印度公司将不再代表英国国家，那么中方对我们的信心将大打折扣，最终受损害的将是整个外商群体的利益；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会大受影响，损失很可能会转嫁到公众身上，这对英国国内的工业发展和人民福祉都不是什么好事 |
——据高昊《利益与形象：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特权之争探析》整理
材料二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先后通过了《1974年贸易改革法》《1979年贸易协定法》《综合贸易和竞争力法》（1988年），宣布美国的贸易政策由“自由贸易”逐渐转变为“公平贸易”。这些法案赋予总统以动用各种手段来反对“非公平贸易”的权力，包括因贸易逆差问题、劳工权利问题、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等原因向其他国家发起报复性贸易制裁。在具体适用层面表现为，美国指认他国“不公平贸易行为”如何侵害本国利益，并据此附以相应“救济”措施。与此同时，当美国的贸易政策与国际法冲突时，美国政府公然声明法律冲突之下以美国国内法为准。对“公平贸易”政策的青睐逐渐超越党争，在美国高层政客中达成共识。
——摘编自朱洁《美国的“公平”贸易，真的公平吗？》等
(1)运用材料一的信息，说明英国部分人士认为自由贸易理论不适用于19世纪前期中英贸易的理由。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调整贸易政策的背景，并简评美国的“公平贸易”政策。
材料 就制度而言，朝代与朝代之间永远是“继承”大于“断裂”的，制度自身自有其惯性。隐藏在制度的延续性下面的，是各个朝代所面临的一些共性问题，如官僚的选任，新中国成立之初通常会“急于选拔人才”；四十年之后则难免“员多位少”、一位难求；再和平发展四十年，家族背景在官员升迁中的权重必定会大大提高。又比如皇帝周边势力（后妃、外戚、宦官等）的处置问题，士大夫与皇帝的关系问题，官员管理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治理问题，兵权的收放与边防的关系问题等。这些共性问题才是帝国治理的真正难题，也是“理乱兴衰”的深层原因。
——摘编自赵冬梅《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
根据材料并结合中国古代史的相关知识，围绕“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变化”提炼出一个观点，并加以论述。（要求：立论正确，史论结合；表述成文，叙述完整；逻辑严密，条理清晰）
材料 棉的故事并非始于18世纪末期英国产业的工业化，也非始于19世纪美国奴隶种植园的原棉生产。棉的故事始于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早在欧洲和其他各州掌握棉纤维的栽培、纺纱和织布，以及通过印花进行的后期处理和其他纺织品装饰之前，亚洲就占据着这种原料和布料生产与贸易的统治地位。这是一种在印度广为人知的东西—印度在殖民地之前的财富依赖于棉纺织品的国际贸易，在中国同样如此。早在明代以前，棉纺织生产就已经发展成为经济领域中最大的产业之一，供养着数以百万计的耕种者、纺纱匠和织布匠。棉是纳税的媒介，是比丝绸、苎麻和其他纺织纤维更常见的织物。……工业革命之后的两个世纪，欧洲在经济上占据了统治地位，彭慕兰称之为“大分流”。但棉的故事展示的却是纺织生产——更概括地说是纺织产业——现在又重新回归亚洲，中国再次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制造经济体。牛仔裤、T恤衫、棉纱和布料在亚洲的生产达到惊人的数量。棉纺织品兜了一圈再次在中国和印度的经济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我们可称之为亚洲经济的“大合流”。
——摘自[意]乔吉奥·列略《棉的全球史》中文版序言（2018年）
（注:“大分流”：意指18世纪以前，东西方走在一条大致相同的发展道路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18世纪末19世纪初，东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背离，分道扬镳，距离越来越大。）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18世纪前棉业的区域分布情况，并说明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8世纪末东西方“大分流”的原因，并说明现在亚洲经济“大合流”的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