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大英博物馆是世界上第一座国家博物馆。从19世纪开始，议会出资以国家力量收购了来自国内外的大量藏品，将大英博物馆原有的勋章、自然和人工制品部拓展转化为东方古物、希腊罗马古物、钱币与勋章、英国与中世纪古物等部门。同时，国家将博物馆定义为一个重要的公众教育机构，取消了严格的参观人数和参观资格限制，尽最大可能让英国的每个民众都能够便利地在大英博物馆参观或者学习，儿童和妇女也都获准进入大英博物馆阅览室，博物馆的受众慢慢由精英向大众转变，大英博物馆真正成为一个文化、教育空间。

——摘编自洪霞、谢小琴《从精英掌控到大众文化空间——19世纪上半叶大英博物馆的建构与功能转换》

材料二   洋务运动时期，一些中国官员在参观了外国博物馆后正面肯定了其对开启民智的积极作用，维新派更是提出了开设博物馆的具体设想。实业家张謇意识到保护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意义，于1905年创办了以“为本校师范生备物理上的实验，为地方人民广农业上的知识”为宗旨的南通博物苑。在该时期，中国博物馆多以介绍各行业发展状况的“劝业型”和传播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型”为主，以为富国强民之助，人们更看重博物馆的传播教育功能而非收藏特性。1933年，国民政府决定在南京建立中央博物院，下设自然、人文和工艺三馆，并明确提出“自然馆中……求其利用中国材料。人文馆中，求其能系统地表示世界文化之演进，中国民族之演进。工艺馆中，表示物质文化之精要，尤其关于国防者，用以激励国人”。20世纪40年代，中华民国教育部通令全国，要求各省都要成立科学馆、博物馆，新中国成立后不少省博物馆就是在原科学博物馆或科学馆基础上重建的。

——摘编自黄春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视野下的中国博物馆发展史》

材料三   近些年来，除去来自联邦基金会的少量拨款外，美国公、私立博物馆的事业经费基本都依赖自筹。美国政府规定，向文教事业捐款可获得减税优惠，因此多数博物馆能够从社会上募集到大量捐款。在举办专题展览等活动时，博物馆常常在宣传材料中提及赞助者名称，并举办招待会，以此争取企业的经费捐助，或要求企业承担某项工作，如免费为展览印刷图册等。美国几乎所有的博物馆都实行会员制度，会员每年缴纳会费，即可享受免费进馆、购物折扣等优待。在文物保护、展览讲解及各项研究工作中，美国博物馆都引入义工参与，既有利于减少运营成本，又密切了博物馆与公众文化生活的联系。

——摘编自王宏钧主编《中国博物馆学基础》

材料一   这些通过科场考试精选出来的、富有较高文史知识素养的文臣，受到了宋政府的重用。宋代文官制度使权力收纵自如，无尾大不掉之虞。宋代士大夫阶层的组成部分，与前代相比，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隋唐以后重科举取士，为中下层的寒族知识分子进入仕途打开方便之门。通过科举取士，帝王也有意识地让下层知识分子进入仕途，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关键的一点是这些文人士大夫出身寒微，没有势家势力作为社会背景，故也没有深厚的社会根基和实力，其荣辱盛衰皆掌握在帝王手中，即使位极人臣，也不会对赵宋王朝构成潜在威胁。

——《浅析宋代文官制度的得失》

材料二   20世纪前期，政府逐步接纳妇女进入文官行列。但在很长时期内，广大妇女不能进入重要岗位，只能担任抄写、打字和收发之类的工作，多数是临时雇员，而且受到年龄和婚姻限制，同工不得同酬。面对种种不合理现象，英国文官界妇女在社会进步势力的声援下，长期坚持斗争。1919年，议会通过法案规定：任何人不应因性别或已婚而被剥夺担任文官的资格。两年后财政部又首先制定接纳妇女担任文官的实施细则，允准妇女参加文官考试，平等竞争各类文官职位，但同时又规定女文官候选人必须是单身女子，一旦结婚必须辞职。正因为如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仍然只有少数妇女能获此幸。部分妇女进入高级文官阶层，则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

——摘编自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一：范晔《后汉书》中记载：“西部都尉广汉郑纯为政清絮，化行夷貂（少数民族），君长感慕，皆献土珍、颂德美。”，任延在东汉初年担任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朵交阻每致困乏。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产子者，始知种姓。成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为‘任’。于是做外蛮夷夜郎等幕义保塞。”

——摘编自许殿才《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在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材料二：1927年以后，国民政府基本上摒弃了封建王朝“内华夏、外夷狄”的陈腐观念，传统“尊夏贱夷”，“首崇满洲”的意识也有所改变。国民政府曾提出改正少数民族称谓，颁布《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禁止再用歧视和侮辱性的字样。由于边疆危机严重，一些有识之士还得出如下认识：“从前我国民漠视边疆，以为建设中国，应先内地而后边疆。经过（九一八事变）之惨痛教训，当知建设边疆较之内地更为重要。”一些人深切感受到唯有国家和边疆富强，边疆各民族提高教育文化水平，摆脱旧观念、旧意识的束缚，边疆危机方能消除，中国才能自立自强。同时，尊崇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在当时的中国也极为流行。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政府以西方传来的人类学，社会学方法为指南，从上至下组织了大规模的边疆民族状况调查，以重新认识边疆民族的社会状况和发展需求。此外，国民政府还在西南各省先后设置一些边政管理机构，制定和推行了一些旨在增强边疆民族自治能力、发展边疆经济文化事业的政策。

——摘自马玉华《论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及边疆民族的治理》

材料三

材料一   中国古代，在自然经济之上，形成了家国合一的宗法伦理。中国法紧随宗族制成为道德执行工具，维护宗法等级是中华法系特质。春秋战国，礼崩乐坏，法家产生，其典型观点“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中国古代权力观念发达，所谓法，一是刑法，二是官僚机构组织法，形成了异常发达的以公法为主的法律体系。法治作为德治补充，为人治服务。

——摘编自《中国古代的“依法治国”》

材料二   随着日耳曼人建立的西哥特王国经济社会生活的进步，各族人之间逐渐寻求一些共识性法律原则和精神，这些共识日久天长后便又成了约定俗成的习惯法。自7世纪以来，西哥特王国历朝都力求制定一种既适用西哥特人又适用罗马人的普通法，因此，不断编撰法典。这些法典移植了《民法大全》中的具体法律条款。这种普通法体系表明：一方面是封建王国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对罗马人的让步；另一方面是随着哥特人受先进地区罗马文化熏陶的加深。公元895年特里布宗教大会又允许在婚姻等方面共同采用教会法规定的原则。公元932年版本的《西哥特法典》成为推行普通法体系的大成。

——摘编自张学仁《浅谈罗马法与日耳曼法的融合》

材料三   《法国民法典》（1804摘编）

第8条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

第537条除法律规定的限制外，私人得自由处分属于其所有的财产。

第1134条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

前项契约，仅得依当事人相互的同意或法律规定的原因取消之。

材料一   四川历史上人口大迁移（部分）

——摘编自《中国历史九次大移民影响深远》

材料二   美国独立后，先后颁布了《西北土地法令》《宅地法》《印第安人迁移法案》等法律，鼓励向西部移民。1825年伊利运河竣工，从马里兰州西部到伊利诺斯州的全长952公里的国家级公路建成。……这些北美的清教徒们，带着“天定命运”（即在没有清楚界定的地盘上扩展的使命感）来到太平洋岸边。自然环境的美丽、和谐、富饶，吸引着土地投机商、农民、东部小农场主和大量欧洲移民。大片荒地被开垦出来，一大批农场、种植园在西部得以建立，农业快速发展，粮食、原料产量激增，成为东部工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在西进运动中，种族灭绝政策导致大批印第安人丧失家园，处于萌芽状态的美洲文明被消灭。

——摘编自《论美国西进运动的原动力》等

材料一     19世纪40年代英国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从资产阶级哲学家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出发，要求国家政府管理工作像工业生产一样，尽可能的提高效率削减不必要的行政开支，以便把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生产领线发展经济。1837年，马考莱提出进入东印度公司的人员一律要通过考核的议案；1853年底，查理•屈维廉主导（马考莱的妹夫）发表“关于建立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要求确立公开竞争考试制度，择优录用文官。克里米亚战争初期失败后，民间压力团体“行政改革协会”组织群众集会要求建立廉洁高效的文官体制。1855年5月27日帕麦斯内阁未经议会的同意直接以枢密院的名义领发了文官改革的正式法令。

——摘编自肖俊《渐进的制度文明：英国文官制度的历史与贡献》

材料二     朝为总统，夕可解职，朝为军长，夕可归田。专制之时，官吏为君主之鹰犬，高居民上，可任意为恶，民无可如何也。将来中华民国宪法，必需设独立机关，专掌考试权，大小官吏必须考试，定了他的资格，无论那官吏是由选举的抑或是委任的，必须合格之人方得有效。这法可以除却盲目滥举及任用私人的流弊。就是在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之外，另加监察权和考试权，形成“五权分立”。

一一摘编自《孙中山全集》

材料三   在1979年颁布的《关于实行干部考核制度的意见》中，把考核的对象划分为技术类和党政类，考核时各有侧重，体现了分类管理的思想。技术类干部侧重能，如专业技能、业务熟练程度、科研成果等。党政干部侧重德，考核的内容大多都是关于政治思想方面。考核干部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把平时考察和定期考核结合起来：同时，把考核结果同干部的奖惩和晋升结合起来。“对于未能达到考核标准的干部，要在实践中加强锻炼，限期达到考核标准。经过两次考核达不到标准的，要调离现职，分配其他工作，有的要降职使用。”

——摘编自张东川《我国公务员考核制度研究》

材料一 先秦儒学是在特定的时代气候之下，植根于前代文化的丰厚土壤而成长起来的。它既承担着前代文化传统传承接续的历史使命，也必须回答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春秋时代剧烈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文化等方面都向当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组织日趋复杂化而引发出来的，而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问题。这也是先秦儒学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徐克谦《先秦儒学及其现代阐释》

材料二 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然而，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很。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孟子时代，则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虽然，汉初儒学偶有机会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强势逼退，至汉武帝时，这一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并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