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太祖初壹海内，仍元制，设中书省，综理机务。……行之一纪，革中书省，归其政于六部，遂设四辅官。又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而其官不备，其人亦无所表见。燮理无闻，何关政本，视前代宰执，迥乎异矣。成祖简翰林官直文渊阁，参预机务，有历升至大学士者。其时章疏直达御前，多出宸断。儒臣入直，备顾问而已。

——摘编自[清]张廷玉《明史》卷一○九《宰辅年表一》

材料二   阁臣至仁宣，以部院职、兼公孤衔地位骤显。也以票拟之预政形式，在明最高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之裁决权、执行权间构成一个中介程序。仁宣以来，阁臣多进士资格，翰林起身，识达大体，谙熟政令。且综理庶务，少搀杂各部门本位之偏狭，平章政事，更能拿出较为公允贴切之意见，其缓冲君主个人意志与国家机构职能之对立，调整国家机器合理运行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摘编自姜德成《明代内阁制浅议》

材料一       汉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城，选建在宽阔的关中平原上，一共有12座城门，一门三道，中间的门道专供天子使用，行人左出右入，城内的道路规整，布局与形制按照《周礼·考工记》进行设计营造。汉长安城的礼制建筑位于南郊，有宗庙、辟雍和社稷遗址等。统治中心位于中、南部，市场、民间手工作坊和闾里集中在城北。东市、西市具有重要的商业功能，由于城门管理严格，主要服务于达官贵族。汉长安城布局上所表现出的崇方思想、择中观念、规整的城门配置制度、棋盘式道路网，以及“前朝后市”和“左祖右社”的布局等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过程中有着典型意义，对后代都城的营建影响深远。

——摘编自徐卫民《汉长安与古罗马城政治功能比较研究》

材料二       自晚唐以来，江南经济区日渐崛起，至宋代，“国家根本，仰给东南”。太湖流域“上田一亩，收五六石”“虽其田之膏腴，亦由人力之尽也”“民计每岁种食之外，余米尽以贸易”。宋太祖即位之初便拟定“薄税敛”以奖掖商人，仁宗年间订立放松政府专卖品管制的“海行条法”，后南宋朝廷又重申此令。政府制定的各色税目，致使穷乡僻壤的农民也不得不入市。仕宦之人则“纡朱怀金，专为商旅之业有之……日取富足”。江南市镇不断兴起，“市井繁阜，商贾辐辏”。

——摘编自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

材料三       中国城市由“传统城市”的形态走向近代是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的，一批有别于传统封建市镇的近代城市首先在通商口岸崛起。通商贸易成为开埠城市的经济主体，城市商业得到发展，洋行大量出现。兴办近代工业使中国城市化发展加快。这些城市通过强行建立租界等手段，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新的技术、城市建设与管理、文化样式及价值观移植嫁接到传统城市之中，从而使这些城市走出乡村社会及文化的包围而开始了艰难的近代化之旅。

——摘编自侯蕊玲《论中国近代城市产生发展中的几个特点》

材料   乡诉讼是明代审判制度的一大特色。洪武三十年（一三九七年）四月，明太祖颁布钦定之《教民榜文》，榜文共四十一条，对于乡诉讼有详尽的规定。关于乡诉讼的具体内容大致如下：乡诉讼的法官是本管里甲（指里长及甲首）及老人，他们是兼任法官，乡诉讼管辖的案件是一乡之民事及轻微刑事案件。乡诉讼采合议制，必要时得刑讯当事人。乡诉讼的法官均系里甲或老人，其所谓判决系合议制之决定，或有书面，或无书面，并不一定。其判决之依据为国法、人情与风俗习惯等规范。明代乡诉讼之判决有类于现今之乡镇调解委员之调解；乡诉讼的目的在于减少民事案件及轻微刑事案件的数量。但因里甲及老人的素质良莠不一，判决未必公正。判决之后，双方当事人如果不服，得于乡诉讼判决后上诉州县衙门。明代乡诉讼之施行，曾经发生几次变化。总的来说，成化之前，尚能依敕令施行。弘治以后，渐难施行，上述民事及轻微刑事案件多径向州县衙门呈控。

——据《中国审判制度史》

材料一   尽管宪政产生的历史条件、生长的社会环境有很大不同，宪政的具体模式和实现机制可以千差万别，但宪政的核心理念与价值却是一以贯之的。鸦片战争的狂风骤雨深深动摇了古老帝国的根基，也唤醒了天朝上国的迷梦。随着满清王朝政治危机的逐渐加深、军事外交的接连失败，以及传统文化的日渐式微与解体，救亡图存、富国强兵成为当时中华民族的当务之急。宪政，这一西方的近代文明之物，被视为一剂救世良方开始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也由此拉开了宪政中国化的序幕虽然宪政运动在近代中国潮声涛起、风起云满，但却始终如雨打浮萍，命运多舛，终究未能在这块异地他乡安身立命，“宪政”也由此成为中国社会一个未竞的话题。

——摘编自苗连营《世界宪政文明体系里的“中国色彩”》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时起，就非常关注、重视宪法制定和立宪实践。土地革命期间，在苏联宪法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制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此后由于“左”的错误思想的盛行，民主集中的决策机制被专断的领导意志所取代，出现了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肆意侵犯人权的现象在吸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1982年宪法首次以根本法的形式将“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规定为“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1993年通过的修正案将这一表述修改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将近代以来的制宪者所追求的富强梦想与实现民主、文明的现代需要结合起来，既表达了实现中华民族富强和独立的历史使命，又突出了推进民主和文明建设的时代特征。

——摘编自何勤华《论中国共产党人的宪法观念与实践历程》等

材料一 后人在讲到明末清初改朝换代的这段历史时，往往都注重讲政治大势，军事攻防，历史学家们很少有人关注到这场发生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北京城的惨烈大疫。明末大鼠疫开始于崇祯六年(1633年)，地点是山西。崇祯十四年(1641年)，鼠疫传到北京，造成北京人口的大批死亡。有一个统计数字，这场大疫夺走20万北京人的性命，而北京城当时的人口，估计在80万到100万，也就是说，每四到五个北京人中，就死掉一人。明末大鼠疫流行与当时气候异常、灾害频发紧密相连。明朝末期是气象学上所谓的“小冰河时期”，这一时期中国遭到了持续干旱和低温的侵袭。史载，万历十年、十五年、四十五年，都曾发生瘟疫，也都是大旱之年。崇祯十四年之后，是连续四年的大旱，瘟疫也一直延续到明朝的灭亡之后。旱灾发生后，灾民们会四散逃荒，使得瘟疫也随之四处扩散，而像北京这样的都城，一旦感染瘟疫，又会随着它向外辐射的条条官道，把病菌传到帝国的四面八方。这还是在不打仗的情况下。一旦旱灾、瘟疫和战争同时出现的时候——这正是明朝末年的情形——这个社会就开始崩溃了。

——摘编自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

材料二 印第安人原来的人数在2000万左右。就整个新大陆来说，据估计在哥伦布来到后一两个世纪中，印第安人口减少了95%。主要的杀手是旧大陆来的病菌。印第安人以前没有接触这些病菌。因此对它们既没有免疫能力，也没有遗传抵抗能力。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和斑疹伤寒争先恐后地要做杀手的头把交椅。

——贾雷德·戴蒙德(美)《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的命运》

材料三 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北方哈尔滨建立起庞大的细菌武器研制基地，由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在平房“死亡工厂”使用大量中国人、苏联人、蒙古人、朝鲜人等做极期残酷的人体试验，研制出鼠疫、霍乱、伤寒、炭疽、赤痢等多种细菌武器……据统计，中国南方浙江、江西、湖南、云南、广东、广西等省区因日军细菌战攻击而死亡的人口约30万。若这“30万人”的死亡数字获国内外学界公认，那便又是一个“南京大屠杀”。

——陈致远《侵华日军在中同南方实施的细菌战》

材料一   唐朝前期，陆、海两途的对外交流均极畅通。诸条道路中，最繁忙重要者为西北方向的陆上丝路，中亚、西亚、南亚的商旅、使团多取此路线。多载运利润高而负重轻的丝帛及小手工艺品，如回鹘人运抵中国内地的物品就是绿珊瑚、翡翠、象牙等质轻价高的品种。安史之乱后，西北丝路被吐蕃切断，转而以海路交通为主。海运手段下，涉及唐境内的各种农牧手工业品，从广州运出的品种包括丝绸、陶瓷、铜、铁、漆器等。唐后期发展起来后的江淮八道经济强大，江淮地区几乎是有能力独力担当国家财赋重担。南方长江流域有“天下大计，仰于东南”之说。

——摘编自周尚兵《唐代对外开放格局的变化及其影响》

材料二   1790年美国政府成立了专利局，奖励技术引进和创造发明。19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英国等国家逐步解除技术封锁，美国得以大量引进各种先进技术和设备。南北战争以后，美国先后从欧洲引进了汽油机、硬质合金等先进技术。为了解决资金的匮乏，美国各级政府努力维持国际财政信誉，建立健全的金融组织机构和信息中心。1908年美国吸收的外资达到64亿美元，除了用于铁路系统外，还进入了银行、工厂和采矿等部门。19世纪60年代，联邦政府还颁布了《宅地法》和《鼓励移民法》，为外来移民提供保障。1860—1900年，进入美国的国外移民总数达1400余万，为美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大量劳动力。

——摘编自廖君湘《对外开放与十九世纪晚期美国的经济起飞》

材料一   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雠，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使宰相不罢，自得以古圣哲王之行摩切（注：规劝）其主，其主亦有所畏而不敢不从也

——摘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二   中国近代，可以说经历了三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对“华夷之辨"观念的突破，第二次是对“道”“器”观念的突破，第三次则是对传统文化束缚的突破……由于第一次思想解放到第二次思想解放花了34年的时间，第二次思想解放到第三次思想解放又花了20年的时间，使得中国人民无力确立自己的独立道路，中华民族第一次腾飞的机会彻底丧失了。

——摘编自张玉福《中国近代思想解放的进程及启示》

材料三   30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大的思想交锋。第一次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另一次是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

——摘自沈宝祥《新时期解放思想的历程》

社会转型必然促使思想文化变迁，反过来具有前瞻性的社会思潮与文化革新，又往往是社会转型的先导和催化剂。

——摘自楠升《多维视野中的社会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