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华夏服饰传承发展了数千年，形成了多样的服饰风格和丰富的服饰文化。春秋时期的深衣、汉代的曲裾和直裾、唐代的襦裙、宋代的圆领袍衫、明代的比甲等，展现了华夏服饰的美观大方与纷繁多彩。将华美的形式与威严的礼仪融为一体，是华夏服饰的一大特色。古代统治者将服饰视为一种礼仪、礼制，通过服饰的不同来区分尊卑，划分等级。长期以来，华夏服饰被人们视为道德的重要载体，表达着人的情感，传达着道德的规范和内涵。通过服饰与天地相和合，从而带来福瑞和平安，是古人美好的愿望，也是古人的一种习俗、文化和信仰。

——摘编自《中国衣经》《服章之美与礼仪之大——华夏服饰中的儒家文化内涵》

材料二   “服妖”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对封建礼制中“服制”象征体系的背叛和挑战；其二，“服妖”为一种“妖风”“妖象”，可能对封建政治统治造成威胁。魏晋南北朝时期“服妖”现象多发，如最高统治阶层“好胡”之风，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社会习俗、服饰习惯等方面的“胡化”。唐代时出现“时世妆”一词，到明清两代“时尚”“时髦”一类名词的出现，不仅仅是服饰冲破礼教拘束的例证，更是从深层次反映了人们在服饰生活上对时尚的憧憬和追求。明末，“服妖”现象发展到极致，出现僭礼的现象。

——摘编自周韦《从“服制”与“服妖”论中国古代服饰的社会功能》

材料一   为了适应在华贸易发展的需要，1864年，英商投资创立汇丰银行。1868年，该行已被公认为“在中国最为重要的公司”。19世纪七八年代以后，汇丰银行一家买卖的外汇数额，经常占上海外汇市场成交总额的60%-70%，其外汇买卖牌价成为中国外汇市场行情的准绳。从1874年到1890年，清政府共借外债26笔，汇丰银行一家贷了17笔，占70.04%，成为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急先锋。1894年后，汇丰银行在承贷的外国银行中独占鳌头，并在每一笔对华贷款中，附加苛刻的条件，借此控制中国的税收存管等命脉。此外，汇丰银行营业即对外发行小额钞票，到1890年末，已达618万元，“与营业于东方各国之银行相比，则汇丰银行之兑换券流通数为最多”。

——摘编自姜建清、蒋立场《中国近代银行史》

材料二   1912年经孙中山先生批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成立伊始，即大力支持南京临时政府，经募公债、代收税款、稳定货币发行。1915年中国银行试办外汇业务，后又增加外币贷款、经理政府外债等业务，与外国银行相抗衡。1928年后，中国银行通过贷款支持，帮助经营困难的张裕酿酒公司、无锡荣氏申新纱厂渡过难关。20世纪30年代，中国银行斥巨资扶助铁道、公路、煤矿和水利建设，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支持内地经济振兴，率先发展农业贷款。抗战爆发后，恐慌蔓延，引发提存和抢购外汇风潮，中国银行为平衡汇市共投入英镑797万磅、美元1442万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银行积极为国纾难，每年经收侨汇占全国侨汇总数的50%以上，有力支援了前线。

——摘编自宗良、孙雨心《百年中行金融报国的历程与启示》

材料一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金本位制的国家，于1816年通过一部专门的《金本位制度法案》，这一制度的最大好处就是汇率稳定，有利于国际贸易。当时的英国已是世界工厂，需要向全世界输出工业制成品，汇率越稳定越有利于出口。与此同时，英国要向全世界采购原料，含金量颇高的英镑有利于降低其进口成本。此时的英镑即是黄金的化身。

——摘编自徐康宁《国家竞争的“锚定之役”》

材料二   二战期间，英国和美国提出战后世界金融体系构建的两个计划。

——根据赵柯《试论大国经济外交的战略目标——美国经济外交与大英帝国的崩溃》绘制

材料一   中国是世界农业的发祥地之一。中国人从野生植物中驯化培育了大量的栽培植物，并进一步把它们传播到世界各地，如原产于中国的大豆，至今已遍及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也受到世界农业的恩惠，如原产于西亚的小麦，至今在中国已是仅次于水稻的第二大粮食作物。明清时期，中国的农业继续发展，成为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1741年至1840年，中国人口从1.4亿增至4.1亿，而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因此而急剧下降。这种现象被经济史学家称为“中国奇迹”。

——摘编自王渝生《中国农业与世界的对话》

材料二   2023年5月，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信息称，目前，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更加有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累计建成10亿亩高标准农田，粮食生产实现“十九连丰”，总产量连续8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口粮自给率在100%以上，谷物自给率在95%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大概480公斤，高于国际公认的400公斤粮食安全线。新加坡的《海峡时报》称，中国电商解决了农民农产品滞销、农产品价格过低等问题，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英国路透社报道，中国政府发布《粮食节约行动方案》，在全国范围加大力度降低收获等环节的粮食损失，同时提倡减少厨房、餐厅等的食品浪费。积极稳妥利用国际农产品市场和国外农业资源。

——摘编自贾平凡《中国是全球粮食安全的关键稳定器》

材料一   从历史的角度看，竞考制在法国犹如从天而降，几乎无人阐述其来源。其实，稍加追究，便可以搜寻到法国竞考来源的蛛丝马迹。利玛窦等是最早直接接触中国的西方人。明朝万历年间，利玛窦在澳门发现，这个古老而遥远的东方之国原来就是柏拉图式的“理想国”。“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也就是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他还煞有介事地告诉欧洲老乡，“在中国最终实现这一原则的制度，叫做科举制”。他对中国文化十分痴迷与崇拜，引发了西方的“中国热”。

——摘编自《利玛窦中国札记》

材料二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说过，在中国只有经过严格考试的人才能够任职政府官员。这是中国长期保持“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的原因。伏尔泰在评价中国科举制度时说，“关于人的思想，不能想象有比中国更好的统治手段，在那里，一切权力掌握在由极其严格考试录取的成员所构成的官僚体系手中”，“中国是一个奖励德行和鼓励才能的国家，诚实与贫穷的农民可以成为官员”。从一些文件和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科举制度是法国竞考制度诞生的直接来源。竞考制诞生并且普及后，法国大学招生“不分门第，不问资产，不计较学历资格，知识水平是入学的唯一条件，而考试是衡量知识的唯一尺度”。

——摘编自郭华榕《法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一   唐朝的法律原则及内容，连并司法制度等，都是承继自《开皇律》。唐朝的法律形式包括：律、令、格、式、典。“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朝以礼立法，相对于秦商鞅严苛立法，唐朝立法侧重于教化民众，立法相对宽松。同时礼教的精神也处处体现在唐律中，比如：在诉讼中明确禁止以下诉上，审判中减免拷讯等手段。

——摘编自郑显文《唐代司法自由裁量权的法律规制及其实践价值》

材料二   明太祖提出了“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乱世需用重典”的思想，并沿用了唐宋时期的律令模式，制定了以《唐律》为蓝本的明初律法。《大明令》和《大明律》，分别从国家政令和刑罚律典两个方面对当时的社会关系进行了约束和规范；其中作为国家“政典”的《大明令》更是以立法形式明确规定了国家的各项基本制度，并成为明代数百年治国的基本章程。

——摘编自《<大明令>与明代的律令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