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史官建置甚早，据《周礼八礼记》等书所记，三代所置火官名称甚多，史官职责亦各有异。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均有自己的史官撰写各国国史。“君举必书”的优良传统在春秋时期逐渐形成。汉代除太史令外，还置女史记录皇帝起居。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史学呈现多途发展的趋势，而皇朝正史撰述最为兴盛。唐代正式设立史馆，史官制度趋于完备。史馆以宰相为监修，修换本朝史和前朝史。设史馆官修前朝史书的制度从唐代一直延续至济。五代至济、史官、史馆制度多因唐制而有损益，并名称虽然因代而异，但职掌略同。
——摘纳自瞿林东《中国史学之连续性发展的特点及并深远的历史意义》
材料二 中国传统史学在近代以来日益陷入困顿。梁启超把对旧史学的批判矛头直指帝王集权及其专制思想。他在《斯史学》中狂烈批判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逆不可救”。总体而言，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转型初期，传统史学理念不是遭到否定便是放淡忘。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学术中国化”的讨论中，传统史学与近代史学的关系渐受关注。有学者认为传统史学的某些原则仍具有相当的生命力。翦伯赞提出应“把被否定的诸要素中的积极的东西保存者并发展它，当作断的东西之发展的契机”。
——摘编自胡逢祥《中国史学传统及其近代转型之路》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背景和影响。
材料一 百年来中国的政治变化主要有三段：第一段是从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第二段是从甲午后维新变法运动到辛亥革命；第三段是从民国成立到国民党由广东出师北伐。第一段为外力侵入、新思想酝酿的时代；第二段为革命势力进展、清朝皇位颠覆时代；第三段为革命势力与满清残余的军阀势力斗争时代。
——摘编自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材料二 问：“假如战争拖得很长，日本没有完全战败，共产党能否同意讲和，并承认日本统治东北？”答：“不能。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
——摘自《毛泽东选集第8卷——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
材料三 对于是否彻底摧毁国民党当局，日本华北方面军认为：“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
1942年5月，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分析战争走势：“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
——摘编自刘长明程恩富《谁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鸦片战争至国民革命时期救亡图存进程的主要特点。(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抗战主战场的原因和影响。
材料一
| 时代 | 劳动教育思想 |
| 春秋 | 管仲：劳教定而国富 |
| 敬姜：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渎则忘善，忘善则愚心生 | |
| 战国 | 吴虑：教人耕者，其功多 |
| 魏晋 | 陶渊明：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宴安自逸，岁暮矣冀！儋石不健，饥寒交至 |
| 明代 | 吕坤：一年不务农桑，一年忍饥受冻 |
| 朱伯庐：黎明即起，洒扫反除，要内外整洁……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 |
| 明末清初 | 张晨祥：治生以稼穑为先，舍稼穑无可为治生者 |
| 清代 | 汪辉祖：欲望子弟大成，当先令其习劳 |
——摘编自王秀杰等《劳动教育思想的历史嬗变与价值创生进路》
材料二 一战期间，14万中国劳工“以工代兵”奔赴欧战。《达东评论》的一篇文章称赞说：“毫无疑问，华工赴欧援战将对世界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也许将成为这次欧洲大战史上最重要的一方面。”1917~1918年间，《华工杂志》等报刊大量报道了德奥罢工风潮、法国铁路和纺织工人罢工运动、日本罢工风潮、俄国工人罢工运动以及伦敦纺织工人罢工运动等。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产业工人有200多万。1914~1919年，工人举行的全国性罢工有108次。陶希圣在谈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一些运动的影响时说：“各种社会思想和政治学说在学生大众中如风起云涌，并行不悖……社会问题的主流的劳工问题亦渐从知识分子的空想转入社会的实际生活……他们与劳工为伍”。正是通过这一代人，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了中国社会思想。此后，“劳工神圣”逐渐取代“德先生”与“赛先生”，成为最响亮的口号，这让人似乎感觉在“吾人最后之觉悟”意犹未尽时，突然被另一个新号角打断，然而审慎地考察就会发现，历史的潜流已在悄然涌动，只是在等待时机而已。
——摘编自熊秋良《五四知识分子对“劳工神圣”的认知与实践》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劳动教育思想的特点及其成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早期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关注劳工问题的背景，并简析其意义。
材料一 龙图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它经过了以下演进历程（如下表）
| 时期 | 特征 | 代表图像 |
先秦 | 春秋战国时期的龙继承了前代龙所具备的沟通天地、影响云雨河泽的身份,形成了自由、生动的艺术风格。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龙图像含义多以阴阳交合为主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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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汉 | 秦汉时代是龙图像盛行、普及的时代。这一时期,龙图像有着气吞山河的大度。龙或作为沟通天、人、地三界的媒介,或作为神仙及墓主灵魂的坐骑,出现在各种艺术作品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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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 ——— 隋唐 | 隋唐时期龙图像具有丰满富丽、强劲健壮的特点,形成了中国传统龙图像的完美形象。同时,也开始出现了限制使用龙图像的趋势,以维护帝王对龙的独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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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 | 宋元时期龙与帝王渐渐合为一体,大量供皇室、贵胄们使用的器物上都装饰有严峻威猛的龙形;元代艺术家对龙图像的改进与设计,迎合了当时社会上淡化龙的宗教含义、强烈追求其审美情趣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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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 | 明清两代是龙图像发展的成熟期,龙成为最高统治威仪的象征,代表着权力与地位,对龙的使用限制更加严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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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自汪田明《中国龙的图像研究》等
材料二 清末龙图像平民化越来越明显，龙的贵贱等级意义渐失，越来越浓厚的吉祥意蕴长存，更多地体现出生活化的气息，表达一种美好的愿望，有“龙凤呈祥”“趋吉避凶”“飞黄腾达”之意。1866年清政府首次派出以斌椿为首的考察团游历欧洲，考察团的小轮上悬挂有黄龙旗，并将其作为清国的标识。1888年9月30日，清政府编写《北洋海军章程》，首次在清国正式文件中将黄龙旗称作“国旗”。此后，长方形的黄龙旗代替以前的三角龙旗，在全国、各驻外使馆和华侨中作为清朝“国旗”悬挂。这一时期，黄龙旗在民间使用范围的不断扩展，民间悬挂“国旗”的意义逐渐突破以往彰显皇家权威的政治性节日的范围。
——摘编自周游《黄龙旗与现代国家想象：晚清的“国旗”、象征与民族主义》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从先秦至宋元时期影响龙图像演进的共同因素。(2)根据材料指出龙图像在清代的变化，并结合所学加以简要评价。
材料一 宋朝初期，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太学的发展相对缓慢。到神宗之时，由于王安石的推动，太学取得较大发展。据记载，北宋太学初置时，大约百余人；神宗时增至2400余人；徽宗崇宁时达到高峰，人数一度达到3800余人。宋以前的太学，生员主要是各级官员的子弟，宋代的太学，基本凭考试升进，生员的来源范围扩大明显。太学在当时具有独特的地位，它对地方官学，乃至民办学校起到了导向作用。北宋不少太学生不畏强权，敢于上书直言，论列时政，如钦宗上台不久，太学生陈东就上书请求惩办蔡京、童贯等人，后来梁师成等获罪，与陈东上书有着密切的关系。总之，北宋太学在中国教育史上划上了浓重的一笔。
——摘编自闰孟祥、贾明杰《宋代太学教育》
材料二 12世纪，欧洲开始出现大学。据统计，13世纪欧洲约有大学22所，16世纪已有80多所。当时，大学成为僧侣政治和行政权力、教权和主权并列的第三种力量，但它并不能完全摆脱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的束缚。大学团体的正式成员都有表决权，参与决策校内事务，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均有资格被选为校长。13世纪，教皇教令和大学法规已对课程内容有明确规定，如文学课程主要开设文法、修辞等“七艺”，天文学几乎限于历法和复活节日期的推算，神学课程为《意见集》和《圣经》等。中世纪大学吸收来自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成员，组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他们之间通用拉丁语进行对话，不断地交流学识、探索科学。当时，教皇也准许某些名牌大学的教师在许多大学同时任教，学生有迁移权。
——摘编自张晓丹《试论中世纪欧洲大学的兴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北宋太学教育发展的原因及影响。(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世纪欧洲大学的特点并评价中世纪欧洲大学。
材料 古希腊人以希腊神话中的马神为原型。塑造了生有双翼的飞马形象。古希腊陶器上的飞马一路东行，飞过波斯，跃离粟特，走进中国，与从东向西传播的丝绸相遇。翼马纹逐渐成为两汉至隋唐时期丝绸之路沿途使用最为广泛的织锦纹样之一。从地中海沿岸到中国新疆、青海、甘肃等地，考古学家挖掘出许多织有翼马纹样的纹理细腻、图样精美的织锦实物，如图1的甘肃省博物馆馆藏唐代蓝地翼马纹织锦残片。在中国丝绸博物馆、法国里昂纺织博物馆和日本奈良法隆寺也有翼马纹织锦藏品。这一神兽形象出现在不同时空，寄寓着人们朴素天真的想象以及对自由、速度和力量的渴望。2020年，中国丝绸博物馆发起国际人文交流活动——“丝绸之路周”,借助了翼马纹设计了“丝绸之路周”的徽标，如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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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编自李启正《丝绸文化承载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翼马纹织锦的特点并简析其流行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对“丝绸之路周”徽标的认识。
材料一 元廷对帝师赐有庄园土地，使其成为吐蕃地方的封建主。据《汉藏史集》载，在河州的热布卡地方，有属于袁索管辖的庄园，在城墙根有叫做拉哇城的庄园，再往下有叫典康溪的庄园，这些是按照圣旨赏赐给上师八思巴的份地，不负担府库及驿站等汉地、吐蕃的任何税赋差役，不在编籍之内。在帝师之下，乌思藏宣慰使司及下辖的诸万户、千户，吐蕃等处、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及安抚司、招讨司、元帅府等长、使，也因拥有一定数量的庄园而成为大小不等的农奴主。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 中世纪欧洲的封建社会表现为封建领主经济制度上的各自独立的庄园经济。各庄园之间彼此隔离，没有联系的纽带。西欧封建主之间普遍结成封君封臣关系，为缔结这种关系有了较以前更为确定和规范的仪式，即行臣服礼和宣誓效忠。封君封臣制度，在领主之间建立起独特的内在联系。当封土赐予封臣，封臣就享有土地上的用益权，收益归封臣。封君对封臣也有义务，主要是“保护”和“维持”封臣，不得伤害后者的荣誉、财产和生命。封臣若受到他人攻打，封君有义务不惜以武力保护。封君封臣关系也是世袭的。
——摘编自吴于廑《世界古代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元朝在西藏设立庄园的历史作用。(2)根据材料二，概括中世纪西欧社会的特点，并简要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由于实验方法和实验程序越来越复杂，科学活动愈加需要正规训练，因而到19世纪末时，科学家成为全职的专业人员。进入20世纪后，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机构被合并到大学系统，他们在大学、科学和军界建立了密切的联盟；民间和（企业）法人的研究与发展，结合成为有同样观念的知识生产机构集群，在一定程度上分享曾经在大学内部盛行的规范和价值。到19世纪下半期，交通的便利增进了个人间的接触，科学期刊与学会会议使一切研究者随时都可以得知新的成果。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上半期，欧洲各国学术活动各自为政的现象已不复存在，科学再度国际化。
——摘编自韩彩英《论19世纪西方现代科学文化及科技文明的形成》
材料二 二战结束后，美国逐渐形成以国家目标和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为导向的“大科学”与以自由探索为导向的“小科学”协调发展的国家科研体系。英、法、德等科技强国充分发挥科学传统浓厚和基础研究扎实健全的优势，不断调整、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同时，这些科技强国积极推动科学和技术深度交叉融合，强化竞争优势。如美国圣地亚哥、波士顿以及旧金山湾区是生物技术产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德国斯图加特汽车产业集群聚集了奔驰、保时捷等著名汽车制造商以及世界第一大汽车技术供应商——博世集团。
——摘编自白春礼《科技强国建设之路：中国与世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科学研究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二战结束后西方科学研究出现的新趋势，并简析其影响。
材料一 中国古代王朝的存在与繁荣或者建立在农业稳定发展的基础上，或者能够从外部获得稳定可靠的粮食供应，否则便会危机四伏。因此历代帝王都把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粮食供给作为立国之本，从政策和法令上予以保证，制定基本的土地政策和赋税政策。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遇到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力就会受到极大破坏，因此，历代王朝都建立基本的社会救助和保障措施，使广大农民得到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接济，度过危机，重新投入到农业生产中，这就是义仓和常平仓的设置。
——摘编自杨海民《中国古代粮食生产管理研究》
材料二 隋代的粮食仓储有了很大发展，据《隋书·食货志》记述：“开皇三年，朝廷以京师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于是诏于蒲、陕、虢、熊、伊、洛、郑、怀、邰、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运米丁。又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炀帝时又在河南巩县东南原上置洛口仓，在洛阳北置加洛仓，这两个仓城共可储谷2600万石，足见隋代储积粮谷之多。从仓储形式上看，义仓的普遍兴建成为隋代仓储的一大特点。义仓的设置，对百姓确有好处，特别是设在乡间的义仓，不受州官控制，有灾时开仓较为方便，避免了官府赈给不及时的弊病。
——摘编自吴宾《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政府保障农业生产的措施。(2)根据材料二、分析隋朝粮食仓储的特点。
材料一 早在先秦时，人们就已将“诚”和“信”联在一起教化人，严律于己了。中国古代的各种契约关系，正是建立在这种道德规范和思想基础之上、靠诚信来维系的各种人际之间约定的关系。由秦汉到魏晋，租佃券约只写明租佃双方姓名、年月、亩数，租额、租期：魏晋已后，至唐五代，券契文字愈益丰富，从固定租额的明确，交租时间和质量的保证，双方权利和义务的责任，违约受罚的规定，保人对契约内容的担保等，都具体写进了契文，使得租佃契约完善化。宋元以至明清，租佃契又逐渐趋于简约化，没有了交租质量的保证，也省去了违约受罚的各种规定，许多保证人的签押被一名“保人”或“中见人”所代替，或者干脆省去，使得租佃契约走向一种新的简约化模式。
——摘编自也小红《中国古代契约发展简史》
材料二 中国很早以来就有重视契约的传统。《周礼》云：“凡以财狱讼者，正之以傅别、约剂。”到了秦汉时代，土地交易日趋频繁，土地买卖契约包括标的、价格、证人等内容。当时的契约具有诉讼书证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张开始成为契约的主要载体。北魏以来，在广大的中原地区，土地买卖开始受到限制。唐代的法律对土地买卖设定了很多前提条件，口分田等在原则上禁止买卖，现存的唐代中前期的敦煌文书中很少见到土地买卖文书。到了唐代中后期，特别是吐蕃占领与归义军时期的敦煌文书中又开始出现了土地买卖契约。宋太祖开宝二年（969），“始收民印契钱，令民典实田宅输钱印契，税契限两月”，改变了以往田宅交易买卖双方都要纳税的规定，正式确立卖主立契、买主税契的土地买卖制度。此后，土地买卖空前活跃。成书于南宋的《名公书判清明集》有云：“交易有争，官司定夺，止凭契约”。
——摘编自阿风《中国历史上的“契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契约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契约的发展历程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