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多方面原因促使的。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建立，适应了国内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而成为英国发展资本主义和进行工业革命的根本保证。在英国工业革命前，英国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圈地运动在使农民成为流浪者的同时，也使他们成为出卖廉价劳动力雇佣劳动者，在一定程度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自由劳动力，使资本主义经济深入农村，对农业进行了资本主义改造。因而促成了农业和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加强了对殖民地的掠夺，从而扩大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英国手工工场训练了大批有技术、有经验的工人，他们积累的生产经验也直接推动了各种机器的发明。
——摘编自孙丽红《试论英国首先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
材料二 工业革命不但在交通运输方面，而且在通信联络方面引起了一场革命，以往，人们只有通过运货马车、驿使或船才能将音信送到遥远的地方。……但现在，人类穿着一步跨七里格的靴子跨越了地球。
——摘编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工业革命首先开始于英国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人类是如何实现“穿着一步跨七里格的靴子跨越了地球”的。
材料一 17世纪，英国出现了向现代政治体制转变的必要性。革命的原因是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专制制度出现时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因为它克服了封建分裂的状态，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但这种制度最不合理之处就在于它以民族的名义统一了国家，却把国家的权力放在国王一个人手里，因此它与民族的对立迟早是不可避免的。代表民众意愿的是议会，议会要求限制国王的权力，将王权置于议会的约束之下。18世纪，君主立宪制基本上建立起来了，作为一个崭新的政体，它适合于英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同时也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建立起现代类型的政治制度。
——摘编自钱乘旦《社会变革的和平方式：英国的范例》
材料二 蒸汽机不仅取代了水车和风车，也取代了马、牛，甚至人，承担了大量的牵引、挖掘、起重、运输、钻探、消防等任务。有了蒸汽机提供的无穷动力，奴隶劳动力就变得不经济了，用一位经济学家的说法，资本主义消灭了奴隶制。大片的荒野变成了“被开垦的土地”，“让布法罗草原化为美国的早餐”。收割机、脱粒机、轧花机纷纷来到田头地角。我们的注意力从黑人的体力前进到了地壳中的有机蕴藏，在那里，千万年的生命力以煤炭的形式储存着……随着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每个人的力量也成百倍增加。这是人类自从“发明”火以来最大的一次飞跃。数万年来，人类文明从未出现过如此剧烈的转折和提速。
——摘编自杜君立《现代的历程》
材料三 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指出，现代化的特征包括：对民众的唤醒和激发、对现在和未来比对过去的更大的兴趣，一种把人类事务看成是可以理解的而不是受超自然力量控制的趋势和直至近些年才建立起的对科学和技术的益处的信赖。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为挽救民族危亡，探索中国现代化之路，各种政治力量轮番尝试，但无论是洋务派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维新派的“变法图强”，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和“实业救国”，甚至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被称为近代中国谋求现代化第一份正式蓝图的《建国方略》，无不以失败告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不仅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增添了巨大动力，而且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引自丰子义《从世界现代化看中国式现代化》等
(1)根据材料一，指出“专制制度”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结合所学，列举18世纪英国建立“君主立宪制”的法律依据及政治原则。(2)根据材料二，概括蒸汽机促成“人类文明”飞跃的表现。结合所学，简述此次“剧烈的转折和提速”对城市发展的重要影响。
(3)综合材料一二三，结合所学，提炼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根据材料三，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合理性。
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远法三代，近采泰西，合科举于学校，自京师以讫州县，以次立大学、小学，聚天下之才，教而后用之，入大学者比举人，大学学成比进士，出洋学习比庶吉士，学成而归者，授职比编检。凡自明以来，取士之法，千年积弊，一旦廓清而辞辟之，则天下之士靡然向风，人才盈廷矣。
——引自梁启超《变法通议·论科举》（1896）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简要评价梁启超“变科举”之建议。材料一 宋之为治，一本于仁厚，凡振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诸州岁歉，必发常平、惠民诸仓粟，或平价以桨，或直以振给之……无可归者，或赋以闲田，或听隶军籍，或募少壮兴修工役。蝗为害，又募民扑捕，易以钱粟。诏州郡长吏优恤其民，间遣内侍存问。仲淹内刚外和，性至孝而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泛爱乐善……虽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为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邠、庆二州之民与属羌，皆画像立生祠事之。
——引自《宋史·食货志》、《宋史·范仲淹传》
材料二 盛泽始名“青草滩”，宋元以来，居民尚少。洪武时课民种桑，始有村落，居民止五六十家。嘉靖时居民百家，以绵绫为市。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土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康熙时商贾远近辐辏，居民万有余家，蕃阜气象，诸镇指为第一、乾隆时居民百倍于昔，绫舳之聚亦且十倍。乾隆五年移驻县丞，以资弹压，遂称巨镇。皖省徽州、宁国二郡之人，服贾于外者，所在多有，由盛泽镇尤汇集之处也。邑在明初风俗诚朴，衣服器皿不敢奢侈；至嘉靖中，庶人之妻多用命服，富民之室亦缀兽头。万历以后迄于天崇，民贫世富，其奢侈乃日甚一日焉。其俗尊商贾，贱文士，豪侈喜夸，争通货利，人情趋利如弩，摩肩侧颈奔走恐后。
——摘编自《吴江县志》、《盛湖志》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指出宋朝社会救济与优抚政策的特点。说明宋代“振贫恤患”“视前代尤为切至”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概括明清时期盛泽的变化。以盛泽“遂称巨镇”为代表，简析该变化在明清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
材料一 达·伽马、哥伦布和麦哲伦，他们只是卓越的水手，并不拥有巨额的资财，单凭其个人力量是无法承担航海开支和组建船队的。在他们的首次航行中，葡萄牙国王给达·伽马提供了四艘帆船，西班牙国王给哥伦布提供了三艘帆船，给麦哲伦提供了五艘帆船。西班牙国王答应哥伦布享有新大陆1/10的收入，允许麦哲伦船队拥有所发现的岛屿和大陆收入的1/20，后又增加至1/15。早在1419年，葡萄牙的亨利五世就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地理研究院，像迪亚士、麦哲伦、达·伽马、哥伦布等一批优秀的航海家都曾先后在这里学习过，亨利王子亲自开展了一次又一次的海外航行。
——摘编自张黎夫、张大春《对西、葡开辟新航路的再认识》
材料二 从马尼拉开往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除少数年份外，都可以称之为“丝船”，因为船中载运的货物中，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一直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每艘船仅丝织品至少有10万匹，多的可达40万匹。直至18世纪末，在墨西哥的进口总值中，中国丝绸等商品就占了63%。随着“大帆船贸易”航线的开辟，许多拉丁美洲的农作物品种，沿着这一条航线先传到菲律宾群岛，然后又由中国福建商人传入福建乃至全中国。据估计，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移居拉丁美洲的马尼拉华人有五六千人。据记载，早在16世纪，墨西哥城和阿卡普尔科就已出现了“唐人街”或“唐人城”。
——摘编自廖大珂《漳州月港与大帆船贸易》
(1)根据材料一、概括葡萄牙和西班牙国王支持新航路探索者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达·伽马、哥伦布在“新航路探索”中的主要贡献。(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大帆船贸易”对中国的影响。
材料一 20世纪初，中国留学生开始接触到西方新兴的城市规划思想，在国内他们积极宣传欧美的市政改革和城市规划的理论与经验，呼吁以“分散主义”为原则进行田园城市建设；模仿西方对城市进行功能分区，建立独立的住宅区；对城市私人房屋规划从位置、高度、材料等方面加以限制；关注城市的社会功能，主张发展公共娱乐功能空间；建立完备的城市规划法。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矛盾尖锐，政局动荡不安，统治者即便有心却也无力去实现这些乌托邦式的构想，城市底层人民的居住面貌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摘编自何刚《民国时期中国新型市政学者的城市规划思想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学习苏联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受工业化大生产与集体主义思潮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我国借鉴了以邻里单位理论，发展起“单位大院式”的住宅小区模式，住宅作为基本物资按计划分配，一般企事业单位、机关都有自己的居住区，居住区内配有浴室、食堂、小卖部等基础设施。这一时期住宅建筑层数低而密度高，同一居住区内建筑样式单一、按行或列排列。这样的居住空间模式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一个中间阶段，同时也与集体主义思潮下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
——摘编自吴冬蕾《略论中国近现代城市居住空间模式的变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民国时期新型城市规划思想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城市住宅的新变化，并简要评价这一新变化。
材料一 中国近代文化是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过程中形成的，其兴起与发展均是被动的。中国没有经历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运动，中国近代文化是在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面临外国的挑战下而被迫萌发出来的。在民族危机面前，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一系列探索救亡图存的改革，他们力图通过改革向西方学习，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19世纪后40年里，中国流行的思潮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西方的学习与模仿局限在器械、科技、教育等方面，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全盘西化”，则体现了对西方文化的模仿。
——摘编自梁海燕《浅议中国近代文化的特点》
材料二 随着市场化、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各国的交流互动由经济、科技领域转向了政治、文化领域。经济全球化浪潮来袭，文化方面出现了“文化全球化”的思潮，这种思潮忽视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地位，导致人们对自己国家文化认同的弱化，甚至引起民族文化的衰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坚定文化自信对建立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高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摘编自马睿《文化自信的内涵及其时代意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坚定文化自信的时代意义。
材料一：在1733—1817年恢复经济扩张的过程中，欧洲世界经济将巨大的新地带并入它所包含的有效带动分工中。它开始于合并从16世纪以来已是它的外部竞争场的地带——印度次大陆、奥斯曼（Ottoman）帝国、俄罗斯（Russian）帝国和西部非洲。这些合并发生在18世纪下半期和19世纪上半期。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最终包括全球，甚至那些从来连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外部竞争场都不是的地区也被拉了进来。
——摘编自[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
材料二：19世纪30年代以来，欧洲“贵族地主利益集团”的政治权力不断被削弱。迫于社会变革，贵族不得不投身议会政治。在19世纪的进程中，国家废止贵族在封建领地的自治权，用人身自由、继承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取代了限制农奴人身自由的封建纽带。中央政府机构加税及增加其他负担进一步冲击了贵族庄园主，专业化的地方政府取代了采邑管家和法庭，贵族集团被选举产生的议会取代。很多国家扩大了选民范围，加强了议会的合法性。经过数十年的演变，国家接管了领主的主要职能。从法律意义上讲，贵族与庶民已没有多少区别。
——摘编自[英]西蒙·普莱斯等《企鹅欧洲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733—1817年欧洲经济扩张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世纪30年代以来欧洲的变化。
材料一 清末到民国的调解主要有民间调解和官方调解两种。民间调解包括宗族调解、中人调解等。作为传统熟人社会的乡村“固守厌讼与调解等传统解纷方式”，对官方主导的调解较为排斥。在纠纷调解时“一般无需法律，或只需要很少的法律”。国民政府曾训令各地普遍建立政府主导的调解委员会，还在1931年颁布《民事调解法》，规定民事纠纷“非经民事调解除调解不成立后，不得起诉”。由于实行效果不理想，1935年，《民事调解法》被废除。
——据谢健《民国时期的基层司法建设与社会治理研究》等
材料二 1978年以后，我国颁布一系列法律、法规文件，重建了人民调解制度。相关法律规定：在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下设人民调解委员会，由基层群众选举产生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人民调解员往往由政治机关工作人员和基层法律专业人员组成；调解双方自愿遵守调解协议，如有反悔可向法院起诉。到21世纪初，各行各业专业的人民调解组织在各地纷纷设立，商会、行业协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为社会提供调解服务的现象大量出现。到2012年，我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健全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人民法院一审民事案件调解结案比例达到42%，反观判决结案比例下降到27%。
——据刘青《我国人民调解制度变迁研究（1978～2015）》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调解制度发展困难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调解制度与新中国人民调解制度的不同点。
(3)根据材料一、二、说明新中国发展人民调解制度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意义。
材料一 唐宋时期庙会的类型可分为定期庙会和临时庙会，城市庙会和乡村庙会，进香庙会和迎神庙会。此时庙会活动包括宗教祭祀活动、文化娱乐活动和商业贸易活动这三大类。庙会宗教祭祀活动可分为佛教庙会祭祀活动、道教庙会祭祀活动和民间俗神庙会祭祀活动；庙会文化娱乐活动主要包含戏剧和其他民间文艺活动；庙会商业贸易活动的交易内容包括饮食、日用百货和其他服务型商品。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官方对庙会宗教、娱乐和商业活动的管理，还是民间庙会行动的组织者、组织机构和管理费用，都对庙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编自牛晓丹《唐宋时期庙会研究》
材料二 明代，庙会与政治连接更为紧密。朱元璋大力提倡官修城隍，鼓励举国皆祀。他为了利用庙会束缚人民，还敕封前代一些有名的忠臣并为其建立庙宇，如关羽庙、岳飞庙等。到了清代，庙会规模扩大，庙宇数量增多。据有关学者统计，北京地区的庙会，各种庙宇共计1300多所，如黄帝庙、观音庙、土地庙、火神庙、龙王庙等。庙会在宗教、娱神的同时还有娱乐等活动。《妙峰山进香图》就描绘了人们赶庙的情景：进香者攀援山道沿途祭祀，山涧中有茶棚、戏班、杂耍、撑杆等，山脚下村庄有各种民间艺术、商品贸易之类的活动。
——摘编自王江华、姬文慧《浅谈庙会文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宋时期庙会的特点，并简析这一时期庙会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宋至明清时期庙会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