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和第三次会议都曾对1978年宪法进行过局部修改，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设置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并于1982年12月4日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 年宪法有多个条款涉及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精神文明建设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早就引起了法学界的关注，譬如，刘海年指出：“精神文明建设是依法治国的基础，依法治国又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保障。它们总的目标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摘编自周刚志《中国文化法治七十年回眸》
材料二 1982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的会议上，邓小平明确提出：“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随后，党的十二大报告正式提出“两手抓”的方针，报告指出：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时期，从思想上到行动上一定要坚持两手，一手是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另一手是坚决打击经济领域和政治文化领域中危害社会的严重犯罪活动。邓小平在1985年10月和1986年3月会见外宾接见外国记者采访时指出，精神文明建设一靠教育二靠法律。教育引导，法律保障；教育是事前预防，法律是事后补救；加强教育以提高素质，运用法律以增强意识。
——摘编自付翠英《论邓小平法治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的思想》
(1)根据材料一，指出1982年宪法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启发意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82年宪法制定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践行1982年宪法过程中邓小平的理论贡献。
材料一 1912年至1927年，出现了中国工业化的黄金时代。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设立推动经济发展的组织机构，对于私人要求兴办实业、创办垦殖事业、兴办交通、商业，积极支持，迅速批准。在工矿业方面，北京政府农商部颁发《公司保息条例》，规定由国家拨出专款，专备新开企业保息之用；在商业方面，进行商业立法，以法律形式整顿商业，鼓励其发展。农商部在北京举办大规模的国货展览会，参展国货产品约10万件，全国18个省都有产品参加。
材料二 1912年至1927年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简表
| 年份 | 新设企业 | 创办资本 | 年均 | 年均创办资本 |
| 1912—1913年 | 16.4家 | 2 396.9万元 | 82家 | 1 198.5万元 |
| 1914—1918年 | 539家 | 11 934万元 | 107.8家 | 2 386.8万元 |
| 1919—1922年 | 673家 | 21 235.3万元 | 168.25家 | 5 308.8万元 |
| 1923—1927年 | 608家 | 10 322.7万元 | 121.6家 | 2 064.5万元 |
| 1913年以前 | 工厂698家 | 资本33 082.4万元 | 工人27万余人 | |
| 至1910年增加到 | 工厂1 759家 | 资本50 062万元 | 工人55万人 |
材料三 1927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达到了民国时期的高峰。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成立了国营基本工厂设计委员会，对建立国营工业进一步进行规划，制订了一系列奖励民营工业发展的政策，把提倡国货作为保护国内实业的重要方针之一。全国基本统一后，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开始进行改订新约运动，与12国签订关税条约或通商条约，各国都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民国二十四年，国民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实施法币政策。
——以上均摘编自史仲文《中国全史·第092卷（民国经济史）》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特征及其企业家代表人物，并分析其发展的深远影响。
(3)据材料三，概括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工业较快发展的原因，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补充说明。
材料一 九一八事变的炮声，震颤着中国大地，震颤着中国人民的心。中国的领土主权遭到了自近代尤其是民国以来最严重的破坏，中华民族的生存面临着自近代尤其是民国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在这个危机面前，中华民族忧患百年、沉淀百年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以无法压抑的力量骤然迸发，形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在这个高潮中，有学生、工人和各界团体的投身，有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左派及海外侨胞的参与。
——摘编自黄华文《七七事变前后抗日救亡运动特点之比较》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依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调整其策略，由“抗日反蒋”改变为“逼蒋抗日”以至“联蒋抗日”。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全力进行调停促成和平解决。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在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与各党各军各派的逼迫下其方针、政策也几经变化。国共第二次合作终于在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威逼南京之际，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实际建立。
——程中原《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材料三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切之例证。宣言中所举诸项……均与本党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相合。……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中国民族既已一致觉醒，绝对团结，自必坚守不偏不倚之国策，集中整个民族之力量，自卫自助，以抗暴敌，挽救危亡。
——摘自《蒋委员长为中共共赴国难宣言发表谈话》（1937年9月23日）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救亡运动的主要特点和深刻意义。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共产党对内策略的调整过程，并分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对扭转中国抗战时局的影响。
(3)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该宣言发表的意义。
(4)综合上述材料，概括推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随着日耳曼人建立的西哥特王国经济社会生活的进步，各族人之间逐渐寻求一些共识性法律原则和精神，这些共识日久天长后便又成了约定俗成的习惯法。自7世纪以来，西哥特王国历朝都力求制定一种既适用西哥特人又适用罗马人的普通法，因此，不断编撰法典。这些法典移植了《民法大全》中的具体法律条款。这种普通法体系表明：一方面是封建王国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对罗马人的让步；另一方面是随着哥特人受先进地区罗马文化熏陶的加深。公元895年特里布宗教大会又允许在婚姻等方面共同采用教会法规定的原则。公元932年版本的《西哥特法典》成为推行普通法体系的大成。
——摘编自张学仁《浅谈罗马法与日耳曼法的融合》
材料二 拿破仑法典以立法技巧新颖，编排合理，逻辑严谨，概念清晰，语言简明而著称。法典颁布后，不仅适用于法国本土，而且在被征服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意大利、比利时和卢森堡等国家大力推行，并对世界许多国家的民事立法产生了巨大影响。如荷兰、丹麦和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以及东欧、亚洲的日本等国的立法，都曾以这个法典为范本。恩格斯曾经指出：“拿破仑法典成为世界各地编撰新法典时当做基础来使用的法典”。
——肖仪《〈拿破仑法典〉的阶级实质》
材料三 西方法律认为公正的司法程序要求在整体上，裁决活动不能偏向诉讼任何一方，裁决活动不应压抑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活动。纠纷各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完全平等，彼此都拥有相等或对应的诉讼权利义务。诉讼各方当事人在裁判者前面应有充分的机会、充足的手段陈述自己有关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主张，以维护其权益。
——摘编自左卫民《公正程序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述西哥特王国建设“普通法体系”的历史背景。指出日耳曼法的发展在法律方面的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分析拿破仑法典成为“基础法典”的原因，指出拿破仑法典对近代资产阶级法律体系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指出“公正的司法程序”应坚持的原则，结合所学指出西方法律体系中维护司法程序公正的制度。
材料一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几千年来，中华各民族日益密切的交往、团聚和统一的过程，也是民族大融合的过程。民族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进步的现象。恩格斯说：“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中国历史上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都是这样的结局。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二 北方从分裂走向统一，是北方各族人民共同斗争和民族融合的结果。从十六国割据开始，移居内地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各族和汉族人民，在反剥削压迫的共同斗争中，逐渐形成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大融合。北魏进入中原，带来一批新部落，开始了新的民族融合，孝文帝改革，促进了民族融合的发展。到北周统一北方，久居内地的少数民族，在经济生活和风俗习惯上和汉人已无多大差别，而周边上未融的民族，与汉族的差异也在缩小，加强了互相之间联系和了解。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摘编自吕克勤、徐耀耀等主编《中国古代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请用北魏孝文帝时期的史实，说明材料一中恩格斯言论的正确性。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的意义。
材料保守派早在1781年《邦联条例》生效之前，就起来反对它。他们认为在《邦联条例》下，各州各自为政，各州都有关税壁垒，币制不统一，市场也不统一，国内贸易将会受到阻碍。软弱的邦联政府也无力在国外保护美国商人的利益。保守派认为州宪法的民主成分太多，这会使得各州的民主力量得势。美国为了削弱各州的民主力量，必须强化中央权力。当时美国是一个新生国家，欧洲大国对其虎视眈眈。英国承认美国独立是被迫的，故总想伺机寻衅。驻在美国西北边境内的英军，在战后仍不肯撤走，并且勾结印第安人不断地骚扰美国居民。美国南部以及西部与西班牙属地毗邻，西班牙也敌视美国，时常怂恿印第安人侵袭美国居民区。这些情况都使美国有识之士忧虑。如此一来，强化中央权力便成为保守派及爱国人士的一致要求，而且这个要求到18世纪80年代上半期已成当务之急。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史（上卷）》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美国建国之初邦联体制的特点，并指出由此带来的弊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补充一条美国政客们为解决上述弊端所采取的措施，并说明理由。
材料一 正如大一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一样，中央集权也是大一统历史潮流的必然要求。如果说，只有集中力量才能统一全国，那么也只有高度统一之后，才能集中力量。因此，首先要统一内部，就要依靠体制改革。这一变革过程就是君主集权，中央集权的过程，也是大一统的实现过程。
——摘编自蕭平汉《战国变法运动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
材料二 必须强调的是，制令出诏既分为两道程序。两省之间的权力平衡与制约关系相当明显，两省与尚书省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权力制衡关系。使三省互相牵制，以免出现宰相专权，是三省体制的重要内涵。但是。不能因为三省之间互相牵制就认定有所谓“三省并重”。两省“对居近密”，职事性质一致。庶几平等，但与尚书省的权力关系却不能这样看，居于内廷的两省为辅助决策机构，内重外轻之势非常明显，这种形势自汉武帝重用“中朝官”以来就已定型。
——摘编自袁刚《隋唐三省体制析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秦朝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唐朝三省之间的运行关系。
材料一 19世纪70年代，日本社会发生了“自由民权运动”，旨在追求民主自由，实行君主立宪，因此，明治政府决定采取措施来加强近代政权的建设。由于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制度在法制方面的进步和先进，日本也迫切要求建立资产阶级性质的法制制度。为此，大久保利通等人提出“按照我国天皇统系的典例和人民的开化程度，斟酌其得失利弊，制定法宪典章”。1885年12月22日，伊藤博文出任日本首任内阁总理大臣，成立文部并积极推进文官制度的建立。
——摘编自姚春海《日本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及其启示》
材料二 1887年7月，明治政府参照欧美国家主要是德国的官吏录用制度，颁布了《文官考试试补及见习规则》，初步建立了日本的官吏考试任用制度。为防止政党滥用私人，保证常职文官的稳定，明治政府修订了文官制度。1893年10月，明治政府颁布了《文官任用令》和《文官考试规则》。这两个法令的制定，表明以考试任用高等文官的原则已经基本确立。为进一步防止党人猎官现象的发生，明治政府于1899年3月再次修改《文官任用令》，同时颁布《文官分限令》和《文官惩戒令》。前者是对在职文官的资格和地位给予法律上的保障，后者规定了对文官的惩处条件和惩处形式。这三个法令即是后来著名的“文官三令”。至此，日本的近代文官制度乃全面确立。
——摘编自姚春海《浅论日本近代文官制度建立的政治条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近代日本文官制度建立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近代日本文官制度建立的经验。
材料《明史》于顺治二年开始纂修，朝廷组建修撰人员，由满汉人员共同参与，康熙四年，徐元文为监修，推荐晚明遗老万斯同入史局，才真正开始编撰。直到乾隆四年（1739年）全部刊刻完成，历时九十余年。万斯同，浙江鄞人，师从大学者黄宗羲。康熙十七年招请黄宗羲修史，黄宗羲拒绝，但建议学生万斯同入史局，以“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奸贤托布衣”劝勉。万斯同遂以布衣参编《明史》19年，不受官俸。其间，受到官方《明史》总裁官张玉书等人的延请，修撰不缀。由于当时去前朝未远，加上官修这一方便条件，《明史》能在十分丰富的史料基础上纂修成书。《明史》在选择材料时，凡史实靠不住的，一般弃而不取；有些材料本身没有事实根据，但流传较广的，则姑著其说，而指出其不可信。《明史》多载史料原文，特别是明代奏疏，凡切于当时利弊的，多经采录。《明史》中仪象、推步等都附图说明，可谓实行了郑樵提倡的“左图右书，不可偏废”的主张。
——摘编自南史明《明史评介》
(1)根据材料概括《明史》纂修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明史》纂修的影响。
材料一 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上接夏商周特别是西周时的礼乐文化，形成了“和而不同”的诸子百家之学，产生了不同的学派。后来的中华文化都可以从诸子百家之学中找到原初的基本论点，即文化基因。
——《选择性必修三教师教学用书》p20
材料二 明清之际是中国历史上剧烈震荡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革。在这种情况下，黄宗羲等思想家便超越了仅仅对于一姓王朝兴亡的悲叹，而将问题上升到亡国与亡天下之辨的层面，对君主专制展开审视。
——摘编自吴保传《论黄宗羲与明清学术思想史的转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儒墨法道四个学派的核心思想内容，并说明百家争鸣对后世中华文化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之际的思想家们是如何“对君主专制展开审视”的？并列举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近代思想家们从“审视”发展为行动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