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董仲舒倡导的儒学不是先秦儒学简单地翻版或复兴，而是新的重建。从本质上说，董仲舒所提倡的儒学已基本背离了先秦儒学的人文方向而倒向神学。他企图通过对天有意、志、理、数的十大要素的规定，通过天人比附，抬高并神化世间君主（天子）的地位，以神权来加强王权；通过对天志、天道的揭示，以天志之崇阳而贱阴论证了人世的三纲秩序，并为儒家德治主张提供了顺天依据；以天道之五行为儒家的伦常和设官施政提供了行为定式和模型。
材料二 儒学经汉儒的重建而走向神学。汉以后，儒学式微而被玄学、佛学取代。至隋唐，随着佛学被中华文化所消化，儒学开始复兴。唐韩愈提出“道统”说，认为儒学是中华自古以来治世的唯一正道。宋代儒者，以重建道统为己任，重新确立孔子在中华文化中的正统地位，并以民间讲学的方式，传播和弘扬儒学，从而开辟了儒学的一个光辉时代，历史上一般称宋明儒学为新儒学。宋明儒学的重大贡献是复活并弘扬了先秦儒学的内圣成德之教，把孔孟的仁学或心性之学用发得博大精深，并以此形成了体系完备、内容充盈的理学和心学。晚明三大儒对儒家的事功之学有补益，并在政治理念方向有较大的突破。
——材料一、二均摘自陈红太《儒学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董仲舒重建儒学的表现。(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理学兴起的原因，概括晚明三大儒对儒家“补益”和“突破”的具体主张。
材料一 中国重商主义萌生于洋务运动时期，倡导者以早期改良派为主，也包括洋务派的开明官僚。他们积极探求抵制列强商品输出的有效途径，在反思传统“重农抑商”经济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士商平等”“商战固本”和“以商立国”为中心的一系列反抗传统和外来侵略性质的重商主义思想，但实际成效不大。直到甲午战后，清廷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把发展商业作为立国的出路，企图依靠资产阶级来解脱当前的厄境。于是1903年清政府设立了专门保护和奖励工商业的国家机构——商部，之后又颁布公司法和破产法，各大城市相继成立商会，而且清政府还调节官商关系，制定商律，抑制官吏勒索商人的陋习。清廷还颁布《奖励华商公司章程》《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对投资者给奖做了更加详细的规定。清廷对商业的提倡和扶持，促进了20世纪初工商业的发展。
——摘编自张步先《晚清重商主义探析》
材料二 王韬分析了通商的好处，大胆得出“恃商为国本”的结论，彻底抛弃了“商为末业”的传统观念。薛福成认为当今之世已发生剧变，要富强则必须以“工商为先”。清朝统治者在此问题上的思想也逐渐开化，在上谕中认可“工商之业，为富国之本”。重商思想所包含的近代思想观念，改变了中国人在农业生产方式下的传统思维模式和习惯，形成了近代的竞争开放观念，刺激了价值观念的更新，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思想解放的作用。当重商思潮取代“抑商”思想，成为晚清经济思想的主流后，促进了工商业的大踏步的向前发展，并为工商业的发展注入了许多现代性的因素。同时，随着晚清重商思潮影响的扩大，最终向上延伸到政治制度层面，促成统治阶级对国家机构作出调整，在中央设立了一个负责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专门机构来实施对近代新型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行政管理。这表明传统的政府职能开始发生转变。
——摘编自赵筱侠《论晚清重商思想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概括近代中国重商主义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形成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中国重商思想兴起和发展的影响。
材料 中世纪中后期，英国比法国较早地建立起强大的王权，英国贵族的势力因受到强大王权的限制远不如法国的贵族，但是，深受日耳曼人传统自由观念熏陶的英国贵族们绝不会成为对王权俯首帖耳的羔羊，单个贵族虽不足以和国王抗衡，多数贵族联合起来却能迫使国王签署限制其权力的《自由大宪章》，贵族与王权的较量在近代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基本上呈均衡态势，由此产生了以兼容并包为基本特色的多元政治文化传统，既容忍对立方的存在，又兼容传统的思想与文化。
法国王权与贵族势力的较量却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在中世纪早期，法国境内许多贵族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实力远在法王之上，法王的实际统治仅局限在王室领地——巴黎地区之内。在中世纪后期，法王的实力急剧扩张，不要说单个贵族，即使全体贵族联合起来也不足以对法王的权力构成实质性的制约，法国出现了绝对的君主专制统治。
——摘编自雷恒军《制度变革的民情分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中世纪中后期英、法两国政治文化发展的差异。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近代英国贵族与王权较量的基本历程。
材料一 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加冕为德意志皇帝，德意志帝国宣告成立，包括4个王国、6个大公国、5个公爵领地、7个侯爵领地、3个自由市、1个直辖地。4月16日，新选出的国会通过帝国宪法，确定各邦可以保有一些自治权。帝国元首是“德意志皇帝”，由普鲁士国王担任，集中了国家的巨大权力。首相主持帝国政府，“由皇帝任命”而不是由议会选举。立法权属帝国国会和联邦议会，议会的实际权力很小。
——摘编自【德】史蒂文·奥茨门特《德国史》
材料二 法国虽采纳内阁制，但内阁力量脆弱，议会权力很大，议员行使职权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在形式上，法国内阁成员是总统的官员，实际上内阁组成后即向议会报告施政方针，以便取得众议院的“信任”。议会如果投不信任票，内阁即需提出辞职，并重新组阁。法国总统非经议会两院同意，不准宣布战争。总统由参、众两院联席会议选出后，不得提前罢免，除了叛国罪外，不对任何罪行负责。
——摘编自游盛华《从1875年宪法看第三共和国政治生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德意志帝国的政治特征。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德法两国形成不同政治体制的原因。
材料一 北朝时期，富有的宗族成员对于贫困族众的赈济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救恤族中孤弱和单寒亲友，包括资助贫困族人婚丧嫁娶以及维持日常生活，赡养族中孤老疾弱，抚育那些幼年失怙的子侄等。其二，战乱和凶荒之年存恤贫者，如房景远“重然诺，好施与，频岁凶俭，分赡宗亲”。由宗族发起的社会救济，看似一视同仁，实际上并非如此，救济的主体同客体之间有亲疏远近之别，由近亲及远亲，拥有血缘和亲缘关系的人排在前，如有余力，则依次惠及旁人。具体的实践中，由于救济者的经济实力，救济也不是无限度地进行，在限度与承受能力之外，赈济的力度与辐射范围逐级递减。
——摘编自邵正坤《北朝的宗族与社会救济》
材料二 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孙中山特别规定：对于“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工作，并为之整顿水利，移植垦荒，以均地力”，国家将“严定田赋税收之法定额，禁止一切额外征收”。对于广大工人，“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其余如养老育儿、普及教育、抚恤残疾等，“皆当努力以求其实现”。
——摘编自周兴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具体内涵》
材料三 中国在脱贫攻坚实践中，积极借鉴国际经验，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提出并实施精准扶贫方略。中共十八大以来，经过8年持续奋斗，到2020年底，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摘编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
(1)根据材料一，概括北朝宗族社会救济的主要特点。
(2)根据二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国民党一大减贫政策的背景并分析其主要目的。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时期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意义，并综合上述材料谈一谈你对社会救济的认识。
材料 洪承畴是清军入关之前归降的明朝高官，曾经以大明蓟辽总督的身份主持松锦战役，因为战败被俘而降清，后来在清军定鼎中原以及安抚各地人心方面出了很多力。清初，朝廷对像洪承畴这样的大批明朝投降者的加入是持欢迎态度的，很多投降者也深受礼遇，进而出将入相。公元1776年，乾隆皇帝下了一道诏令给国史馆，要求专门开立一个传记门类，名叫《贰臣传》。所谓“贰臣”，就是有过变节历史的人，为变节者立传，以往从来没有过，在史书编纂上属于创新之举。乾隆皇帝还直接点名道姓地列举了一些人，作为传记编纂者选人入传的标准。第一个被点名的就是洪承畴。《贰臣传》所收录的人物，不乏像洪承畴这样有大功于清朝的人。这些人原本颇受清廷优待，比如洪承畴入清后也是官居高位，没想到现在却被挑选出来，还被打上了“贰臣”的羞耻烙印。
——以上材料摘编自胡阿祥、刘志刚《开编<贰臣传>的创意之举》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请概括乾隆皇帝开编《贰臣传》的主要目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洪承畴等变节者在清朝待遇变化的原因。
材料 韩非的法家思想秉持一种更为阴暗的人性观，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趋利避害，而控制这种本性的唯一方法就是实行严刑酷法。他洞悉法令与权势、策略之间的密切联系，认为“法治”的实现必须依靠集中的政治权力和灵活的统治权术，并将此作为治国理政的关键举措与主要方法。他认为君主应该“独制”即大权独揽，不与“臣共”。治国理政则“以法”，主要对象是治吏，以制度选官管官；法在用于“治民”时则“君臣共操”，贯彻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为应对狡猾的官吏和刁蛮的民众，在法令的约束之下，还必须巧谋诈略，玩权弄术。三者之中法令宜优先，“以法为本”，否则，缺乏保障君权终身与世袭的制度，失去对臣民的规制、督察和赏罚，将会导致篡权和动乱。
——摘编自段秋关《再识先秦法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韩非法家思想的主要内涵。(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韩非思想在战国时期成为显学的主要原因。
材料 随着19世纪下半叶以来，现代大工业的扩张性和整体性，世界对建立公平、合理、开放、有序的国际经济、政治与安全秩序的客观要求与帝国主义的强取豪夺、殖民地瓜分以及国际无序状态之间的矛盾无法协调，并一直困扰着20世纪上半叶的国际社会。一战后列强之间围绕殖民体系的存废与调整问题、如何处理挑战现存秩序的战败国处置问题，以及全球性经济与安全机制构建问题展开了持续激烈的矛盾冲突与新旧理念、势力的多边博弈。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种种缺失与新旧理念、势力的多边博弈最终酿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最终从根本上突破了19世纪末以来世界历史进程的结构性矛盾，不仅从实力地位对比上完成了历史的新旧交替，而且从观念和制度层面完成了历史的跨越。
——摘编自徐友珍《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历史反思》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意义。
材料一 三国时期，私人手工业和商业遭到严重破坏，一个阶段几乎陷于停顿。货币骤减，基本上不通行，布帛成为主要的交换媒介。黄初二年(221年)，魏文帝在董卓罢五铢钱31年后，下诏恢复五铢钱，但只过半年就不得不宣布作废。太和元年(227年)，魏明帝因“人间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乃更立五铢钱。至西晋时，商品经济有所恢复，钱又成了富人追逐的目标。当时商业发达的地区局限在洛阳和长江流域，全国广大地区还是使用谷帛进行交易。南北分裂后，由于南北条件不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水平也有差别。
——摘编自晃福林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明万历时，“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愚懦之民为之；工之获利二而劳多，雕巧之民为之；商贾之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当时吴中“缙绅仕夫多以货殖为急”，“明(朝)洞庭山消夏湾蒋举人某，屡试春官不第，遂效垄断之术，居积取盈，算入骨髓……不数年称高赀矣”。华亭徐阶做宰相时，“家中多蓄积妇，岁计所织，与贾为市”。至于商贾本人通过“急公议叙”“捐纳”等方式取得官位的，在晚明历史上更是不胜枚举。
——摘编自吴仁安著《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晋时期商业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朝商业领域的新现象及其产生的影响。
材料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通过行政手段，打破原来大部分以血缘为纽带的互助关系，以村、乡行政区为单位，以地缘关系为基础，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社”“义务耕田队”“妇女生产组”“儿童杂务队”等劳动互助组织迅速成立起来。'督冀鲁豫边区在劳动竞赛中，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的差异，互助合作社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形成了以团体为基本单元的竞赛活动。1941年3月至1942年，在王震的率领下，三五九旅分四批进驻南泥湾，克服千难万险，开创了壮阔的“陕北好江南”，谱写了彪炳史册的佳话。劳动竞赛活动在各行各业普遍开展，陕甘宁边区的“赵占魁运动”、太行边区的“甄荣典运动”、晋绥边区的“张秋风运动”等，无不是南泥湾精神的生动体现。
——摘编自欧阳恩良、王建超《中国共产党领导劳动竞赛的历史考察》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抗日战争时期劳动竞赛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抗日战争时期劳动竞赛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