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材料二鲜卑族进入中原以前，其社会形态一直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可以说是“魏初风俗至陋”。进入中原以后，由于鲜卑贵族内部奴隶主保守势力的存在，这种封建化转化是十分缓慢的。原先迁徙式的游牧经济进入中原后逐渐弱化，封建农业的比重越来越大，但是他不可能同落后的经济制度平等相处，这两种经济所代表的阶级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北魏政权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以占少数的鲜卑族人来统治占大多数的汉人和其他民族人，尤其是以一个落后的民族来统治比他先进的民族，其间反差，势必导致民族间的隔阂。因而完成鲜卑族的封建化与处理鲜卑族和汉族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当务之急。孝文帝时期的改革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

——摘编自龚荫《试论北魏封建化进程》

材料一《礼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商王是最高的统治者，商王之下设有尹及各类事务官，有着为数众多的“臣”或“臣正”，见于卜辞和铜器铭文的官名也很多。《尚书。酒诰》曰：“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在商的四周，分布着许多的小国，有的则穿插于商国境之内，不过多数的方国比较弱小，它们臣服于商，但各诸侯国、方国的管理，不是由商王任免的，有些方国后来也渐渐为商所吞灭。

——摘编自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上、下册）》

材料二《左传》昭公七年曰：“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昭公二十八年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周人这种新创的统治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周代王权的地位，此时的周王“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俨然是天下之共主了。

——摘编自王家范《大学中国史》

材料庆历新政时期，范仲淹将“名教”纳入封建伦理道德的基本规范，他指出“我先王以名为教,使天下自劝”，认为儒家教人重名，旨在鼓励世人为国为民;并认为“国家之患，莫大于乏人”，人才缺乏的主因是“教有所未格,器有所未就”，并强调“教不本于学校……则不能覆名实”。他倡言在科举内容上要求进士先策论而后诗赋，并强调“考校进士，以策论高，词赋次者为优等，策论平，词赋优者为次等，诸科经旨通者为优等,墨义通者为次等。”在选官上他认为，官吏职位高低必须与能力大小与相一致，并指出“若力小任重，则挠权乱法，增朝廷之过”，相反则会压制人才,挫伤积极性，如他见胡瑗“志行坟典，力行礼义”，故奏荐其为学官。此外,他还认为官吏的监督和考核是官员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强调监察官不仅要有丰富的学识、敏锐的洞察力,还要有不畏强权、关键时刻能把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

——摘编自夏其干《范仲淹吏治思想初探》

材料一   古代中国人一直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国置于个人和天下间的位置，在国之上还有天下。传统的中国是一个王朝接连一个王朝的延续，虽然随着一个王朝的毁灭，另一个新王朝开始建立，但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并没有覆灭，而是一直传承下来，以致于后来的我们一直喜欢向别的国家展现我们悠久的历史，喜欢以“天朝大国”的形象自居。传统中国没有用法律来规定自己的领土范围，更多的是一种模糊的界定，与臣服于自己的周边国家的关系更像是一种伦理似的关系。

——摘编自田庆建《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变化研究》

材料二   1840年后，林则徐等把视野从“皇朝”拓展至“海国”，通过编纂书籍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状况，客观上表达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念。19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民权平等思想的传入，无形中构成对传统观念的挑战，尤其是国际公法的输入，不仅帮助国人认清列国并立的国际态势，也使废除领事裁判权、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呼声此起彼伏。戊戌变法时期，维新志士在谋求国家变制的过程中不仅提出“国地”“国权”“国民”的理念，还发出“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的呐喊。20世纪初，孙中山则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完整地提出建设民族国家、国民国家和社会国家的构想，代表了当时先进中国人国家观念的最高水平。

——摘编自李华兴 张元隆《中国近代国家观念转型的思考》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在较短的时间里，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里程碑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由于时代条件的局限和实践经验的不足，加之毛泽东的理论探索是在"左"倾思想盛行的大环境下进行的，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之中也经历了一些曲折。但毋庸置疑的是，毛泽东在这一历史时期探索的成果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视域下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首先从农村开始，一方面是因为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农村居民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牺牲者”，很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更高的积极性。其次，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农村与城市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农村与城市的经济往来较少，且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农村占很大比重，使得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可以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内进行，可能遇到的阻力也比较小。该制度变迁源于农民自发的行动，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

——摘编自许经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回顾与思考》

材料一   先秦儒家始终以积极心态和入世情怀对待社会、对待生活。树立高尚的道德信仰，强调个体修养、社会教化、国家治理方面的重要价值。儒家爱国主义认为个人从来就是与一定的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就没有个人的私人利益。儒家的仁学爱国思想强调“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以血亲之爱为基础发展起对国家民族的爱，使血亲的骨肉之爱与对国家民族的爱合为一体。在忠与孝之间，主张牺牲对父母的孝而对国家尽忠，甚至主张大义灭亲。这种价值导向深入中华民族的内在心灵培育出一种国而忘家、精忠报国、以身殉国的浩然正气。

——摘编自史康健《略论儒家仁学的爱国主义精神》

材料二   梁启超在《爱国论》中写道：“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在避难日本期间，梁启超走向了以思想影响社会，构造国民思想，以服务于社会变革的文化改造活动。梁启超希望国家的建立，要既实行宪政，又能保持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孕育民族文化内涵的现代国家。这样的国家的国民必须是“新民”--时时为国家与民族一体化而存在的“国民”“公民”，是以一种整体性而存在的国民。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中，梁启超的思想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摘编自商植桐郭瑞军《论梁启超的个人自治思想与共和爱国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的当代价值》

材料一   北宋境内三分之二的耕地都在南方。南方水稻亩产大多高于北方麦豆一倍以上，加之南方普遍实行的是一年两熟的耕作制度，因而单位面积产量高于北方。就手工业生产而言，由于南方许多地区都种植茶树、桑麻、棉花、甘蔗等经济作物，以此为原料的制茶、纺织、榨糖等行业在南方地区自然更加发达。由于海外贸易的拉动作用，东南地区的制瓷、日用器皿制造业等因拥有广阔的海外市场而更加具有活力。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东南财赋构成了宋朝财政收入的基础。

——摘编自游彪著《宋史：文治昌盛   武功弱势》

材料二   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大大提高，导致稻米播种面积减少，粮食不敷需要。号称“鱼米之乡”的江浙地区，因桑、棉的种植致使粮食紧缺，需要从湖广、江西等地运入，于是出现一些粮食业市镇。商人由湖广、江西运入大米，再由米行转卖到邻近各城镇。江浙地区是棉纺织业的中心，棉花种植很多，但仍供不应求。北方的河南、山东是新发展起来的植棉区，产量亦很可观，但棉纺业并不发达。当时南北方出现棉花和布匹的对流。

——摘编自王天有等《明史：多重性格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