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太祖初一海内，仍元制，设中书省，综理机务。行之一纪，革中书省，归其政于六部，遂设四辅官。又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而其官不备，其人亦无所表见。燮理无闻，何关政本，视前代宰执，迥乎异矣。成祖简翰林官直文渊阁，参预机务，有历升至大学士者。其时章疏直达御前，多出宸断。儒臣入直，备顾问而已。
——摘编自张廷玉《明史》卷一〇九
材料二 阁臣至仁宣，以部院职、兼公狐衔地位骤显。也以票拟之预政形式，在明最高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之裁决权、执行权间构成一个中介程序。仁宣以来，阁臣多进士资格，翰林起身，识达大体，谙熟政令。且综理庶务，少搀杂各部门本位之偏狭，平章政事，更能拿出较为公允贴切之意见，其缓冲君主个人意志与国家机构职能之对立，调整国家机器合理运行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摘编自姜德成《明代内阁制浅议》
(1)据材料一，指出明朝前期对传统中央官制创新的主要史实。与材料一相比，材料二中阁臣权力有何变化？
(2)据材料二，指出明中期阁臣对政治建设的积极作用；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七七以后，日寇进一步进行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蹂躏我国土，屠杀我同胞，兽蹄所至，庐舍为墟。日本帝国主义给予我中华民族的损失和耻辱，实在是数不胜数。半个世纪以来，我中华民族所受的奇耻大辱，血海深仇，现在报仇雪耻了。
——1945年9月5日《解放日报》社论：《庆祝抗战最后胜利》
材料二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
——胡锦涛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材料三 民族危亡激发了人民群众对于民族国家的强烈认同，并且奋力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同时，中国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国际舞台上，通过全国人民在抗击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提升了中华民族的地位，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援助。
——摘编自宋黎明《中华民族认同与全民抗战》
(1)材料中的“七七”事变发生于哪一年？它标志着中国的抗战进入怎样的阶段？
(2)根据材料二，归纳中国抗战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指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国际意义。
材料一 北魏建国伊始，统治者对其他各族人民实行了残酷的高压政策。作为汉族人的冯太后，孝文帝在她的教育下也深受汉文化的熏陶。《魏书·咸阳王禧传》曾记载孝文帝言：“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孝文帝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开创了民族交融的历史新高潮。
——摘编自左颖《北魏孝文帝民族政策研究》
材料二 唐太宗对少数民族的基本态度是“降则抚之，叛则讨之”，也就是各少数民族只要不公开与唐对抗，就对其实行羁縻政策。反之，侵扰内地或对唐有严重威胁者，就用武力解决。唐太宗还举汉武帝的例子说：“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疲敞中国，所获无几；岂如今日绥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乎!”尽管这是唐太宗的自我欣赏，但它所反映的事实大体不错。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孝文帝民族政策的目的以及为此采取的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以具体史实说明唐太宗民族政策中“抚之”“讨之”的表现。
材料一 汉武帝即位十余年间庞大的军政费用把西汉前期积累的巨额财富消耗殆尽，地方豪强和富商大贾的势力迅速发展，富商大贾“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史势，以利相倾”。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农民破产流亡，“背本趋末者甚众”。为此，汉武帝调整了经济政策，包括统一货币、盐铁官营、均输（国家统一征收、转销、调运货物）平准（国家平抑物价）算缗（对商人、工商业兼营者和高利贷者加征财产税）告缗（对匿财不报或报而不实者，没收全部财产）等。
——摘编自冷鹏飞《中国秦汉经济史》
材料二 宋代政府把商业看成是国家财政的巨大宝库。对于国家而言，一味地压制商业，只注重农业的发展同允许商业有一定发展，给商人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以获得高额商业利润相比，后者更能适应处于转型时期的宋代社会的发展。民间商人阶层已崛起成为整个宋代社会中一支重要而又最具活力的社会力量。大大便利了商品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从而活跃了市场，吸引了大量的商业资本，也由此而直接导致了国家商税的不断增加。
——摘编自冯葚等《宋代商税制度的确立与国家商业政策的调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武帝经济政策调整的特点和影响。
(2)根据材料二概括指出宋代经济政策发生变化的原因及其意义。
材料一 北魏孝文帝改革，总结和肯定了以前民族交融的成果，又促进了这一交融进程的迅速发展。这一时期的民族交融，从方式上看，既有各族人民在友好交往中的相互影响，又有统治者的主动政策，还有在血与火的民族斗争中的附带交融。在内容上，汉族影响少数民族是主流，但少数民族在与汉族交融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优秀思想文化，如胡乐、胡舞、胡饼、尊重妇女的意识、胡汉之别观念的淡化等，给汉族文化输入了新鲜血液。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 时间 | 突厥首领与唐政府的关系 |
| 武德初年 | 处罗可汗进扰太原三天，“城中美妇人多为所掠”。 |
| 622年、623年 | 颉利可汗率十五万大军自雁门攻并州，扰汾、潞诸州，“虏去男女五千口”。 |
| 624年 （武德七年） | 颉利可汗、突利可汗进攻原州（甘肃固原），进扰朔州（山西朔县）忻州（山西忻县），进逼幽州，李世民率兵御之，离间法解除威胁。 |
| 625年 | 颉利可汗率骑兵十万掠朔州，进攻太原，唐将张瑾全军覆没。 |
| 626年 | 颉利可汗率兵十万进扰武功（陕西武功县），长安戒严。 |
| 629年 （贞观三年） | 唐太宗加强府兵训练，大举反击突厥。突厥内部分裂，内外多叛之。 |
| 630年 | 李靖率军大破突厥，突利可汗来降、颉利可汗被俘，东突厥灭亡。 |
| 657年 （显庆二年） | 击败西突厥于伊犁河、碎叶河。设置安西都护府管辖西突厥地区。 |
——摘编自韩国磐著《隋唐五代史》修订本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北魏孝文帝改革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简要叙述唐朝与突厥关系的变化。
材料一 万历九年,张居正任内阁首辅后颁布“一条鞭法”。具体政策是把原来按照户、丁派役的办法改为按照丁粮派役,然后把夏秋两税和杂税也合编为一条,无论粮税、差役一律改为征银,差役由官府雇人充当,从此劳役从赋税领域消失。取消里甲征收的环节,统一由官府收解,因此叫“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简化了赋役的名目和征收手续,同时又扩大了赋税负担面……从此,历代平行征收的赋役,趋于合一。……“一条鞭法”上承“两税法”,下启清代“地丁合一”制,开启了租税制和货币征收制的赋税时代。
——摘编自蔡昌《元明清时期赋税》
材料二 咸丰以前,清政府税收来源主要是田赋、盐课、关税三项。其中来自农业的田赋收入所占比重为70%~80%,而来自工商的盐、关两税仅占20%~30%。咸丰以后,特别到了光绪年间,田赋收入比重大为下降,由1849年的77%逐渐下降到1911年的27%,而其他三项收入,即盐课、关税、厘金,因都来源于工商领域可合并计算,由1849年的23%逐渐上升到1911年的73%。
——摘编自邓绍辉《晚清赋税结构的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并分析其在赋税制度演变中的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晚清赋税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中国历代王朝都重视对黄河的治理，每个时期都设有各级水官，地方官员也皆领河事。外宋代治河机构扩大，在黄河下游形成了专职河官与地方河官相结合的河防体系，同时形成了固定的治河专业技术队伍。明代，朝廷设立治理黄河的常设机构，并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管理系统。清代河道总督本隶属工部，但可直接受命于朝廷；另外朝廷还增募河兵，常年驻守在险工段负责修防。清末，由于财政困难等原因，河道总督被裁撤，由各省巡抚兼理河务，仅下游冀、鲁、豫三省设河防局。直到1933年，国民政府才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统筹黄河治理工作。因种种原因，民国时期治理黄河的工作没有什么大的进展。
——摘编自陈维达《黄河一过去、现在和未来》
材料二 1946年，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人民治理黄河。1951年新中国黄河水利委员会正式成立。
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新中国对黄河的治理，从干流到支流，直到流域内的广大地区，进行了统筹规划、全面治理、综合开发利用。建立了“上拦下排，两岸分滞”的防洪工程体系；加强了防汛队伍组织、水文情报预报、防汛通信保障等非工程措施。依靠沿河党政军民。黄河职工的共同努力，战胜了黄河发生的历次洪水。从2002年起，黄河水利委员会探索建立了原型黄河、数字黄河、模型黄河“三条黄河”体系，逐渐形成“维护黄河健康生命，促进流域人水和谐”的理念，大力推进治黄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新中国七十年来黄河治理取得巨大成就。
——摘编自王渭泾《历览长河一黄河治理及其方略演变》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前黄河治理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治理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黄河治理的现实意义。
材料一 通过把部分国有土地、户绝田、罪没田、无主荒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农民，适当限制土地的占有、买卖与继承，从而有效调控了全境的土地占有关系，解决了因田业无主或产权纠纷而产生的大量农田抛荒问题，遏制了土地兼并与土地集中势头，扶植了人数众多的自耕农（包括汉族和内迁各族农户），同时又有力地加强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使国家掌握了大量的劳动人口和赋役负担者，增加了财政收入。到孝明帝正光年间（520—524年），北魏全境国家所控制的户口数量已超过西晋武帝太康元年全国户口的一倍，史载“于时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于廊者，不可较数”。
——摘编自《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孝文帝改革的措施，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二日本在近代遭遇了巨大的生存危机，出人意料的是，它将此作为自己弃旧图新、迎头赶上的历史机遇，并最终使自己成为东方世界第一个摆脱西方大国的欺凌、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
（2）阅读材料，结合近代日本的史实说明以上观点。
材料一 孔子极力倡导仁人君子之道。从理想人格的意义讲，孔子所谓的仁人君子不仅应关切个人自我道德品格修养，具备忠信、孝悌、克己、礼让、好学、知勇、仁恕等诸美德，而且更应怀抱经世济民的情怀，“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林存光《孔子新论》
材料二 汉武帝时期，儒学确立了独尊地位，呈现繁盛之势。魏晋南北朝时，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在民间广为传播，外来宗教佛教在中国盛行，儒学自身也开始吸收佛教和道教的精神，有了新的发展。隋唐时期，儒学家提出儒、佛、道“三教合归儒”，主张以儒学为主，调和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唐朝统治者整体而言，奉行三教并行政策，奉老子为祖先，道教最受尊崇。面对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儒学的正统地位也受到挑战，唐中期的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用儒学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教的观点，巩固儒学主流思想的统治地位。
材料三 唐代实行三教并行政策。统治者从政治需要出发，利用儒家君臣父子之义来巩固统治，也用佛道来安定社会，缓和矛盾……到了宋代，理学兴起，儒家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佛道的影响也随之减弱。理学家提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理学以儒家的礼法、伦理思想为核心，吸收佛道思想中的精粹，形成了析理精微、论证明确的哲学体系。理学家以儒家“圣人”为最高境界，充分肯定人的现实生活、道德精神的意义；他们摒弃佛道所宣扬的彼岸世界，不相信灵魂不灭、轮回转世之说，而力求在现实世界中实现崇高的理想。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四 理学之曰：“《论语》，圣人之语录也。”舍圣人之语录，而从事于后儒，此之谓不知本矣。
——顾炎武《亭林文集·与施愚山书》
(1)材料一中，孔子心目中的“仁人君子”应具备怎样的品德？并结合所学指出孔子提出这一主张的实质。
(2)据材料二简要概括从汉至唐推动儒学地位变化的原因。
(3)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到了宋代，理学兴起，儒家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4)依据材料四，指出顾炎武对儒学进行了怎样的取舍？并说明其理由。在中国思想史上，顾炎武以怎样的学风和时代责任感影响着时人及后世？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后，日本政府以片面的《美日安保条约》和《日台条约》为基础，对新中国奉行孤立不承认、“两个中国”和“政经分离”政策，导致从1949年至1972年23年间，两国政府间并无正式外交关系。尽管如此，两国在民间交往、经贸合作和文化往来等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62年11月9日，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签订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当年中日贸易颜就达到1.37亿美元。70年代初，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及尼克松访华，为中日关系的改善创造了契机。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双方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关系正常化。1978年8月，中日两国又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法律上结束了两国间的战争状态。
——摘编自林代昭《中日关系史》等
材料二 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国际格局的变化和日本政局的不稳，中日关系逐渐出现重新调整的波动式局面。1995—1996年，中日关系甚至陷入最低谷，出现了“政冷经热”局面。虽然1997年出现了短暂的回暖，但2001年以后，小泉纯一郎首相在五年间六次参拜请国神社，并提出所谓的“文化特殊论”导致中日关系陷入比20世纪90年代中期更冷、更长的第二次“政冷”低谷。此后，安倍、福田先后出任日本首相，中日关系逐渐“回暖”，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对日本进行了被称为“暖春之旅”的正式访问，与福田首相一道，为站在新历史起点的中日关系做了重新的定位和定向。
——摘编自冀伯详《论战后中日关系》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日关系的变化及其成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20世纪90年代后中日关系处于波动局面的国际因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中日关系演变的历史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