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张居正实施“一条鞭法”，无疑让更多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等于给方兴未艾的国内工商业打了一剂强心针，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傅衣凌就充满激情地讴歌：“万历时代是自由奔放的，有较多的新气息。”

——摘编自邵达《华夏史录》（下）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争取更多的国家和人民认识并了解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对外工作，尤其是具有特殊作用的对外文化交流。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对象首先是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邻近的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即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文化交流随之有了相应的发展。1949年10月，以著名作家法捷耶夫为团长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来华访问。此后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文化代表团和艺术代表团纷纷来中国访问。同时，中国文化艺术团体也走出国门进行访问演出。1958年，中国成立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直属于国务院，形成了对文化集中管理体制。至1958年年底，中国有59个艺术表演团体到49个国家访问演出，中国的京剧、歌舞、杂技艺术、木偶、皮影和民间音乐在国外受到广泛欢迎，中国的许多地方戏剧和少数民族的歌舞，同样在国外获得极高的赏识与评价。

——摘编自张登德《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特点》

材料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伟大决策。20 世纪90年代初，江泽民提出“求同求和”与“全面参与”的外交思想。北京申奥和上海申博的成功是中国全面参与国际事务，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的重大成果。截至20世纪末，中国已与123个国家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签订文化交流执行计划430个，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不同形式的文化往来，与数千个外国和国际文化组织保持着各种形式的联系。文化外交不仅依靠官方渠道。各部门、各地方也参与进来。文化部（今文旅部）与经贸和旅游等部门合作，共同推进文化外交发展。交流的品类日益增多，艺术展览更加注重作品的民族性和艺术水平。1978 年8月，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与邓小平会面。1979年2月，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正式成立。双方在翻译、出版和版权方面的合作也始于该时期。从1978年下半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双方每年合作项目都超过300个。

——摘编自杨悦《新中国文化外交70年的传承与创新》

材料一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农业长期徘徊不前。农业的长期落后不仅阻碍了苏联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影响了工农联盟的巩圆和政局的稳定，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后，大规模建立国营农场，扩大农业经营规模，以保证国家和居民对农产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赫鲁晓夫在缩小农业部的职能范围，将组织生产活动的管理权下放给各加盟共和国和地方的同时，还改革农产品采购制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放宽对个人副业的限制，加强对集体农庄和庄员以及职工的经济刺激和物质鼓励。赫鲁晓夫的不少改革措施，推动了苏联农业的发展，并在以后的经济改革中一直被其后继者保留和沿用。

——摘编自金泉源《赫鲁晓夫的农业体制改革》

材料二20世纪40年代末，南斯拉夫政府多采取行政命令管理农民，但这些命令大多超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致使农业合作化运动未能取得预期效果。1953年，南共中央颁布决议，规定农民“可以完全自愿地加入和退出合作社”，“在合作社形式上予以更多的灵活性和更多的自由”，允许土地的自由买卖。农村中的合作内容非常丰富，主要是在社会所有制经济组织与

个体农民之间进行的。既有社会所有制经济组织与个体农民之间的低水平合作，如经济组织向农民提供良种、化肥、农药、技术指导等，而农民按合同向经济组织出售农畜产品；也有高水平的合作，表现为社会所有制经济组织与个体农民进行的某种产品的生产或某项经济活动方面的合作。这种具有自己特色的体制，尽管对某些消极因素未能及时纠正，但确实推动了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

——摘编自李仁峰《南斯拉夫农业的发展和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