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争取更多的国家和人民认识并了解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对外工作，尤其是具有特殊作用的对外文化交流。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对象首先是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邻近的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即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文化交流随之有了相应的发展。1949年10月，以著名作家法捷耶夫为团长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来华访问。此后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文化代表团和艺术代表团纷纷来中国访问。同时，中国文化艺术团体也走出国门进行访问演出。1958年，中国成立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直属于国务院，形成了对文化集中管理体制。至1958年年底，中国有59个艺术表演团体到49个国家访问演出，中国的京剧、歌舞、杂技艺术、木偶、皮影和民间音乐在国外受到广泛欢迎，中国的许多地方戏剧和少数民族的歌舞，同样在国外获得极高的赏识与评价。

——摘编自张登德《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特点》

材料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伟大决策。20 世纪90年代初，江泽民提出“求同求和”与“全面参与”的外交思想。北京申奥和上海申博的成功是中国全面参与国际事务，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的重大成果。截至20世纪末，中国已与123个国家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签订文化交流执行计划430个，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不同形式的文化往来，与数千个外国和国际文化组织保持着各种形式的联系。文化外交不仅依靠官方渠道。各部门、各地方也参与进来。文化部（今文旅部）与经贸和旅游等部门合作，共同推进文化外交发展。交流的品类日益增多，艺术展览更加注重作品的民族性和艺术水平。1978 年8月，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与邓小平会面。1979年2月，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正式成立。双方在翻译、出版和版权方面的合作也始于该时期。从1978年下半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双方每年合作项目都超过300个。

——摘编自杨悦《新中国文化外交70年的传承与创新》

材料   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是作为一个政治集团、政治派别或者“朋党”而出现在历史舞台之上的。这个集团并不像反对派污蔑的那样，为少数几个人的私利而结合起来的，即所谓的“结党营私”，而是站在地主阶级广泛利益的立场上，从官僚制度改革入手，强化国家机器，加强专制统治，以维护地主阶级的长治久安，改革压缩了大官僚贵势阶层的政治特权，开阔了以中下地主阶级为主，包括部分上层农民在内的中间阶层的政治道路，因而对这部分人最有利。改革以强化国家机器为目标，但这个强化包含了加强对辽夏的防御能力，在这一点上是符合广大人民的要求和愿望的；改革在发挥对内镇压作用的同时，也要发挥抚绥德职能，以缓和社会矛盾，减轻赋税负担，从而有利于社会生产。因而庆历新政也就具有积极的进步历史意义，值得肯定。

——漆侠：《范仲淹集团与庆历新政——读欧阳修＜朋党论＞书后》

9 . 材料   自安史之乱以后，李唐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一落千丈，而广大的中原地区亦陷入了深重的灾难，兵燹、天灾使得富庶的中原满目疮痍。这样的局面，激发了中唐士人改革积弊的雄心，从而产生了以维护国家民族统一、变革图强为中心的时代思潮，而多猜忌的德宗去世，比较关心民瘼的顺宗即位，就成为改革的一个契机，而永贞革新最终失败，主要乃在于二王刘柳辈之“躁进”，锐意革新，独得“大名”，打破了当时仕宦“循资渐进”之习俗，“超取显美”，因而官僚阶层采取了“不合作”态度。“会励精图治之顺宗病入膏肓，至易代之际，官僚大多明哲保身，首鼠两端，观望而已。及其败也，则力诋之，以示忠心、明哲于宪宗”，而宪宗为其地位之稳固，亦偏听偏信，甚至明知二王刘柳之冤而大加挞伐，以取得与整个官僚阶层的协调、统一。

——雷恩海《嗟尔既往宜为惩——从永贞革新看中国官僚政体的弊端》

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国家政策，以不同方式，先后接管中华邮政和外国企业在中国的邮电设施。各地政府对中华邮政的原有职工实行“原职、原薪、原组织”的原则，进行接管，同时收回英国在西藏地区所设邮局。1950年3月，经政务院批准，把报纸的发行，包括订销、分发、运输、投送交由邮局。1950年7月，政务院决定对邮政和电信企业实行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至1952年12月，各级邮政所把邮政和电信机构合并，实现了“邮电合一”。1953年10月，邮政部决定对那些由私人承办的邮政代办机构实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整顿，以依靠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的力量作为过渡时期农村代办所的方向，城市中的代办所，在一定时期内尽量收回自办。

——摘编自叶美兰《中国邮政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