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唐代漕运改革首推刘晏。“安史之乱”使中国北部的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藩镇趁乱拒向朝廷缴纳贡赋；而朝廷长期仰赖的东南之地，虽未经战火摧残，却因运河年久失修、战争破坏而难以通运。刘晏受命于唐王朝严重危机之时，组织兵丁，发动民工，疏浚淤塞河道，改善运输工具；实行雇佣法，“以盐利雇佣，分吏督之”，用官府在江淮专卖食盐所获利润雇佣民工运输。并在唐玄宗年间裴耀卿转搬法的基础上，由直达改为分段联运；实行“教漕卒”，训练能适应各种水势和驾驶各种船只的船工水手；创立漕运奖励制度，“十运无失，授优劳，官其人”。

——摘编自吴琦《中国历代漕运改革述论》

材料   南宋政府成立之初，官方医药机构只有太医署和尚药局。1142年，南宋政府在这两个机构之外又在临安建立了“太平惠民局”。四川、淮东、淮西、襄阳等地也相继建立惠民药局。惠民局内人员都是按照严格规定招募而来，所售药物价格仅为时价的三分之二。另外，如发生自然灾害和疾疫流行，惠民药局会依照官府的指示免费为百姓和军队提供药品。惠民局“制药有官，监造有官，监门又有官，药成……出售则又各有监官”。此外，朝廷经常派官员去地方惠民局监察药局生产、经营和管理情况。

如所收买的药材质量伪劣且有受贿行为，并依律治罪。药局还专门派遣公吏轮留宿值，若因失职“不即出卖”而影响了百姓购药，“从杖一百科罪”。此后，元、明两代均沿袭采用，称惠民药局。

——摘编自张宇《中国医政史研究》

材料   485年北魏颁布均田令。其原则乃所有的田土为皇帝所有，各人只因钦许而有使用权∶每一男丁十五岁以上受田四十亩，妇人减半，奴婢及丁牛又有附加，以上系供耕种米麦之用，老免及身没归还政府。其他种植桑麻蔬果之田土另一畴，可以继承且在限制之内得以买卖。如果地域内的土地不敷分配时，其亩数可能减缩，受田者也可请求离"狭乡"到"宽乡"。所以耕地国有不过具备法律上的基础，授权与官僚组织，作为他们强迫实施政令的凭借，至于详细的情形，则无法作全国一致的论断。土地之为国家所有，并不是立案的原始目的。大地主仍然存在，不过那是例外，而不是一般的情形。

——摘编自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材料一   戊戌变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系统方案。……倡导博爱、平等、自由、人权。这些思想观念并没有因戊戌变法的失败而消失其影响，相反，更加深入人心。……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逻辑起点。

——摘编自颜炳罡《戊戌变法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材料二   “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了，但它毕竟触动了传统的中国政治体制，为现代国家的建立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以后发生的历次革命运动，从现代化的进程看，都与戊戌变法有着历史的连续性。也正因为如此，史学界才会把戊戌变法视作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起点。

——摘编自《回顾戊戌重温历史》

5 . 材料   针对传统官学有名无实的现状和科举取士仅凭试卷定弃取的弊端，熙宁四年，王安石在太学推行“三舍法”，大力发展学校教育，建立长期的、系统的考察制度来培养选拔人才。1072年，王安石主编的《三经新义》颁于学校，作为教科书。1079年正式形成学令公布。“三舍法”规定：太学生员分为外舍生、内舍生和上舍生三个等级。外舍生每月进行一次“私试”，每年进行一次“公试”，第一、二等者升入内舍生；内舍生二年进行一次“舍试”，得优、二等的升上舍生，升舍时还要参考每月所记学生的品行和成绩，决定是否升舍；上舍生根据累积的考试成绩和平时学业品行分为三等，上等直接任命为官，中等可直接参加殿试，下等可直接参加省试。元明清的学校基本沿用“三舍法”升补学生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6 . 材料 嘉庆、道光时期，清廷固守“入童为出”的原则。咸丰、同治时期，随着太平天国起义的发生，清朝的财政支出急剧增加，而常例收入的数量却非常有限，导致“量入为出”在实际操作层面已无可能，只能开始向“量出为入”转变。此间，清廷除加征田赋、盐课等旧赋，还开征厘金、洋税等新税种，推行捐输。厘金和洋关税在事实上超越田赋，成为这一时期清廷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清廷的财政收入规模，由咸丰初年4000万两增加到同治末年的7000余万两。清末，近代企业税也成为一个新型税种，主要指铁路、轮船、邮政、电报等企业创造的收入。晚清时期，为最大限度地获取和扩大税源，各种苛捐杂税名目迅逮增加。光绪前期的年财政收入为80000余万两，宣统三年的收入为2.97亿两，上升趋势明显。当然，清末的财政支出也加逮膨胀，“量入为出”难以为继，清廷只得放弃旧有的财政高度集中管理体制，将部分筹饷权下放各省督抚，地方财政体系得到发展。

——摘编自倪玉平《从“圣入为出”到“量出为入”：清代财政思想的转变》

材料   范仲淹素有“慨然有益天下之心”。年轻时，他上书仁宗，提出“讲求武备、整顿吏治”等改革主张。庆历新政的方案是对范仲淹以前主张的完善，共十个方面，其中作为重点并首先实施的有三项。改变升官晋级凭资历的陋习，突出能力政绩；针对中高级官僚利用滥进子弟造成“冗官”的弊端，严格限制恩荫规模。强化对地方官员的监督、考核。在当时党争的大背景下，范仲淹仍行朋党之为，造成改革阵营封闭。面对官僚集团的抵制和可能的“朋党”隐患，次年，宋仁宗罢贬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改革终止。王安石在改革中崭露头角。朱熹也认为改革体现的务实作风和理想信念是理学的重要源头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8 . 材料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经济基础方面的变革，并没有完全模仿西方工业文明的做法。

1869年实行奉还版籍的改革，实际上是废除了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将地方“治权”奉还中央政府。1871—1873年施行的地税改革也并未完全根除日本土地制度中的封建性质。地税改革有几条重要的规定，比如承认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所有权，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自由种植、农民自由择业、自由迁徙；地税一律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税额为地价的3%（后改为2.5%）；一律缴纳货币等。明治政府让一切地租制度仍旧按幕府时期办理，征收最高额地租税，一般占农民收获的60%—70%。这些规定实际上大大增加了只收佃粗不事经营的寄生地主的剥削收入，地主阵营不断扩大，对军国主义的一切举措坚决拥护。自耕农、佃农、雇农在内的上千万农民的生活仍然十分贫困，这便直接造成日本国内市场的极端狭小和资金匮乏，强烈地刺激着统治阶级疯狂地从事对外扩张。

——摘编自克连《世界文明史》第20章第4节

9 . 材料 新文化运动时期，部分学者将中国国力的衰败归罪于普遍较低的识字率及结构复杂的汉字，汉字简化运动开始兴起。新中国成立后，为加快经济建设，文化普及成为当务之急。1952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1964年颁布《简化字总表》对将近2000个常用汉字进行简化，平均笔划从11.2笔下降为9.4笔。根据中央“尽量用一个宇替代多个字”的指示，简化方案大量合并汉字：“发”同时作为“發（发fa射）”“发（头发fa）”的简体字。随着单字表意准确度的下降，只能搭配进词组中使用，形成“字简词繁”的负面效果。而且民间自主简化、类推简化的风潮四起，大量混乱的字形带来了沟通的不便。随着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70年代之后继续颁布的简化方案逐渐被废止。1985年后汉字简化的热潮时告一段落。

——摘编自陈炽洪《试论汉字简化的失误》

材料   明治维新深刻地改变了日本传统的封建国家形态，是国家治理机制现代化的起点。它是国内不同集团权力与利益重组和博弈的必然产物，外部渗透和干预进一步弱化了幕府统治的基础。明治维新从国家治理主体与中央政府财政体系构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构建、国家治理的权力工具选择等多个方面推进了日本国家治理机制的现代化，也给东亚各国带来了战争和灾难。这种国家治理机制为其扩展区域霸权创造了制度与国家竞争力的条件，使日本成为近现代东亚地区乃至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的关键性力量。在产生值得其他国家借鉴的有益经验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消极影响，至今仍然阻碍着日本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治理机制正常化国家。

——摘编自保建云《论明治维新对日本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影响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