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经世致用思想 | B．君主批判思想 | C．自由平等思想 | D．重农抑商思想 |
| A．“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强调人欲的合理性 |
| B．批判君主专制 |
| C．主张“经世致用” |
| D．提出“工商皆本” |
| A．与儒家传统义利观念有明显区别 | B．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反映 |
| C．与明清浙东学派的主张有共同点 | D．其义利观与西方智者学派相一致 |
有学者认为，从19世纪中期起，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治思想观念的变化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
一、1840〜1895年，中国原有的政治思想观念对西方现代观念选择性吸收，从儒学经世致用为主导应付重重危机，从而产生“中国近代观念”。
二、1895〜1915年，中国人以最开放的心态学习并接受西方现代观念，形成“中国现代观念”。
三、1915年以后，特别是1919年以后，中国人对所有外来观念进行消化、整合和重构，将它们定型为“中国当代观念”。
（1）明末清初经世致用思想盛极一时，分析这一思想形成的社会原因。
（2）试列举第一阶段中国人“选择性吸收”西方现代观念而产生的近代思想观念。
（3）社会主流思想观念主导社会行动。你认为第二阶段形成的“中国现代观念”是如何影响中国的社会行动的？
（4）在第三阶段，“革命”成为“中国当代观念”的核心。分析1919年后“革命”观念流行的主要原因。
| A．没有突破先秦儒家思想的范畴 |
| B．体现了新兴市民阶层的诉求 |
| C．是封建社会晚期“西学东渐”的产物 |
| D．对当时中国的社会转型影响巨大 |
材料一 16～17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西方的七百年文化启蒙运动是在一个逐渐形成、形成后又不断更新最终得到强化的文化大环境中展开的……到17、18世纪，文化大环境又进行了一次更新。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启蒙运动率先为构筑一个新的理性主义文化大环境开辟了道路。到18世纪则出现了西方“三大革命合力并举”的形势，这一切终于催化着酝酿已久的理性主义文化大环境蒸蒸而生。
——王贤仙《近代中西文化启蒙之浅析》
材料三 17～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为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提供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
(1)请列出中国明清时期“早期启蒙思想家们”的代表人物。他们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2) 材料二中“文化大环境又进行了一次更新”指什么事件？概述其兴起的背景。
(3)启蒙运动的思想武器是什么？请列举三位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并概括其主要学说。
材料一 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西周的制度发展程度过低，无法更多的满足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需求，他们力求改变现状，试图获得更多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呼唤建立新的社会，从而推动了百家争鸣的产生和发展。
——李静、萧红恩《百家争鸣与文艺复兴的历史比较》
（1）据材料一，概括百家争鸣产生的历史背景。根据材料指出古代中国的百家争鸣承担的历史使命。
材料二 汉武帝几乎和秦始皇一样信奉法家思想，不过据说在其统治时期他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其实儒家思想取得胜利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与其说儒家思想征服了汉代学者，不如讲是汉代学者改造了儒家思想。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汉代学者改造了儒家思想”的具体表现？“改造”对儒学发展产生了什么重大影响？
材料三 北宋时期，新儒学思潮的振兴，促使“治学”与“从政”的沟通蔚为风气。以“天下”为胸怀的士大夫们，以“天道”“公议”为旗帜，参与治理国家政事。他们将个人修养与天下国家之兴亡联系起来，将自我道德名节的完善视为最终目标。
——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三卷）
（3）材料三中“新儒学”是指哪一思想体系？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这一思想体系具有哪些积极影响？
材料四 黄宗羲在全面批判君主专制种种弊端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社会改革理想，表现了思想创新的理论勇气。特别是他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重要政治命题，这一命题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天下”是人民共有的，而非君王一家一姓所私有；二是天下大事应由人民当家作主，而不应由君王一人垄断；三是君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君由民推选出来为天下兴利除害，因而必须尽心尽力为民服务。
——吴光《黄宗羲的社会批判精神》
（4）据材料四，指出黄宗羲“社会批判精神”的主要内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产生的社会根源。
材料一 凡天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材料二 社会公约可以简化为如下的词句：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而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于是，这一结合行为立刻就产生了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以代替每个订约者的个人。
——卢梭
材料三 在伏尔泰的心目中，“奉行儒学的中国是开明专制君主制的典范，那里有真正的信仰自由，政府……从不规定国民的宗教信仰”。“中国的政治体制又是和儒家道德原则结为一体的。这种政治与道德的统一，也为对现实不满的法国人提供了一种榜样。”
——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请回答：
(1)分别概括材料一和材料二的主要观点，并指出两者的相同之处。这两者在政治、经济方面有何相似的时代背景？
(2)据材料三并结合伏尔泰所处的社会环境，分析伏尔泰高度赞赏中国儒学的原因。结合材料一指出伏尔泰的认识有何局限。
(3)18世纪法国的进步思想推动了法国大革命的迅速爆发，而17世纪中国的进步思想却很快沉寂下去。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造成这两种不同状况的根本原因。
材料一 在“百家争鸣”的景观中，“儒法之争”引人注目。事实上，“儒法之争”不仅存在于春秋战国时代，也不止于秦汉帝国创立过程之中，其根本原因在于儒法之争的实质关涉到“如何立国”和“如何治国”两个重大政治问题……不过，汉武帝时期儒家在立国问题上政治意识已趋于成熟，儒法之争因此而走向消歇……儒法合流最终成就了泱泱中华帝国文明。
——摘自赵明《儒法之争与帝国政治意识的诞生》
材料二 公元前195年，汉高祖经过鲁国，以太宰祭祀孔子。这是帝王祭孔的开始。
公元59年（汉明帝永平二年），于太学及郡县学祭祀周公、孔子。从此，中央政府所在地及各地方政府也都在学校中祭孔，祭孔成为全国性的重要活动。
——《祭孔的由来》
材料三 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雠，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使宰相不罢，自得以古圣哲王之行摩切（注：规劝）其主，其主亦有所畏而不敢不从也。
——摘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四 1912年3月，“丁祭”祀孔日子来临，浙江民政司请示是否照常祀孔，行何礼仪？内务部、教育部通电答复：在民国通礼未颁行之前，“文庙应暂时照旧致祭，惟除去跪拜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
——《中国民俗史·民国卷》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先秦儒法在“治国”问题上的具体分歧，分析从儒法之争到儒法合流背后的时代变化。
（2）材料二反映了什么现象？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原因。
（3）依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之际进步政治思想的特点。
（4）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材料四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
材料一 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后）表现出惊人的调适性……佛教的自我调适性从入华之初就已开始。两汉时期，中国盛行神仙方术，当时来华的译经家也便风云星宿、图谶运变，莫不钻习。魏晋时期，玄学兴起，佛教学者遂以佛理附会玄学。佛教在民间的传播，主要借助于宣唱形式。佛教在改造自己宗教哲学、传教方式上的同时，也在政治理论上竭力迎合儒家伦理道德观念。
——据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晋时期佛教传播呈现出调适性的原因及表现。
材料二 明代时期，中国对“东西方碰撞交融”的积极应对，并不限于基层商人的层面。在文化知识的层面，同样呈现出比较开放与包容的态势。一方面，随着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内的文化知识界出现了诸如泰州学派及李贽等进步的思想家，他们提倡人的个性，肯定人们的物质欲望，强调独立思考的精神。这些思想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激烈变动中的下层平民的要求，特别是反映了那些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城市市民的要求，在当时产生了积极地影响。
——陈支平《从世界发展史的视野重新认识明代历史》
（2）明朝中后期，西方思想及科技日渐向外传播，原因是什么？依据材料，面对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国有哪些积极应对？
材料三 新文化运动期间，李大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猛烈地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君学”，但他和很多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都没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李大钊主张“打倒孔家店”，但他并不是全盘否定孔子，他反对的是被历代封建帝王塑造成“专制政治之灵魂”。李大钊认为东方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这是东西方文明的“根本不同之点”。在他看来，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能够融会注重物质的西方文明，“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对中华文化发展前途表现出极大的自信。
——摘自《李大钊全集》第1，2卷
（3）依据材料，分析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对东西方文化的态度。
（4）综上，分析中华文化发展历程所呈现出的突出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