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游戏玩不长

[意大利]卡尔维诺

乔瓦尼诺和赛来内拉在玩打仗的游戏。那里有一处干涸的溪流，岸边全是芦竹，河床上都是些灰黄的磐石。既没有敌人，也没有那种会开始然后又会结束的真正战斗。只需要踩着溪流冲到下面去，手里再握着杆芦竹，照着脑子里浮现出的战争场面做就行了。

芦竹是各种武器：可以是刺刀，乔瓦尼诺在一片流着沙的河滩上做出扑到前面去袭击敌军的动作，同时发出一种从喉部出来的声音；也可以是机关枪，他把它搁在两块礁石间的低坳处，然后把它从一头转到另一头，震得直响。

“红十字！”他叫道，“你是红十字的！快过来！没看见我受伤了吗？”

到那时为止一直扮演敌方机关枪的赛来内拉，跑向他去，在他的额头上碾压上一张薄荷的树叶，充作膏药。

乔瓦尼诺猛地蹦起来，横向拿着芦竹跳开了，胳膊伸得老开。“轰炸机！轰炸机对准目标了！喷……轰隆！”然后就把一手的白砾石撒到赛来内拉的身上来。

“你是正在行进中的敌军汽车纵队！我炸了你！”

他们从头到脚都湿了，在一段沙滩上滚了一会，乔瓦尼诺决定当坦克了，不行，她是坦克，他来当反坦克雷。他们又玩起了骑兵巡逻队的交锋，乔瓦尼诺撕开了他芦竹上的叶鞘，并把它吹得直颤，还发出刺耳的嘶嘶声。正是那嘶嘶声作响时，出现了三个真正的士兵。

溪流间有一片开阔处，山谷是一片倾斜成凹槽的草地，四下里散落着大丛的荆棘。两个士兵的头盔上扎着青绿的树枝，肚子抵在地上，钉着鞋钉的鞋底垂直地顶在地上，另一个战士戴着耳罩，正在鼓捣一台卡带式收音机，收音机上面还有一个环形大天线。

两个孩子，大气不敢出一声，拖着芦竹尖，靠到一名战士身边。他正躺在草地上，举着步枪，而头盔，肩包，干粮袋，行军水壶，手榴弹，防毒面具是一个压在另一个之上地堆在他身上，就像是一场由不同物件构成的雪崩，把他给埋没了，在所有这些东西上，是从一株含羞草上扯下并捆在一起的枝叶，树枝上的裂缝露出了木头的红心，还有一片片被剥掉的树皮。那个士兵，从地上把脸转向孩子，几乎都没挪动头盔，只把头在头盔里转着，一直转到把一面脸颊贴在地上。他的眼睛是灰色的，忧郁，唇间含着一片樱桃叶。

孩子们蹲伏在他身边；芦竹被他们戳在前面，和战士的步枪平行。乔瓦尼诺说：“你们在打仗吗？”

士兵在地上蹭了蹭下巴，张开嘴唇，吹走了那片樱桃叶，什么也没说。他捏住乔瓦尼诺的芦竹的顶端，一手拿过来，把它折弯，想弄断它，但这是一根新出的芦竹，它一层层嫩绿而柔韧的内里中裹的全是叶鞘，所以只是被折弯了，但并没有断裂开：这士兵不得不扭搅着它，并一条纤维一条纤维地把它撕断。乔瓦尼诺看到那把武器就这么被糟蹋了，很不愉快，他对它很有感情，但那个士兵做这些举动时花那么大的劲，搞得他也不敢说什么。

在一段斜坡上，一棵桑树投下荫翳，桑树底下，一把折叠椅上，坐着一位将军。那是个臃肿的男人，用望远镜看着什么，用手绢拭去汗水，再把也沾上汗水的眼镜用手绢擦干净，还在膝盖上一张摊开的地图上指指画画的，喘着粗气跟他的参谋长说着什么。

“啊呀……敌人的炮火，”将军说，“全部击中了我们的人……啊呀……”他长满了红毛的短小手指在地图上摩挲着，就像是肥大的毛虫。“失去一些弟兄是很痛心的，但是……啊呀……位置……”

参谋部的军官们，以那种不舒服的姿势坐在那里，把整个身子的重量撑在自己手上，有时也撑在前臂上，艰难地抵御着想躺在草地上、睡在太阳下的诱惑，同时还在将军周围表现出很活跃的模样：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东西，跟随着地图上的调遣，他们好像在思量着每一处的环境因素，思量着那些掩护得糟糕的队伍。

“自然，什么时候能看到葡萄园了，”将军说，“那就是我们的炮火把土地给烧焦了……就在那里，那个露天的地方……啊呀……你们看见敌军的侦察所没有？”

“这在地图上出来了，将军先生，”一位军官热情地说，“‘农居区’……”

但将军没有看地图，而是继续指着那个土丘，乔瓦尼诺和赛来内拉知道，那是老头保乌洛的家，那个养蚕人的房子。

孩子们看了一阵养蚕人的家，又看了一阵将军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叉的铅笔。又响起一声爆炸。乔瓦尼诺和赛来内拉惊跳起来，他们手中的芦竹也就跟着互撞了一下。

乔瓦尼诺和赛来内拉坐在地上，头垂着，缓缓地扯起一簇簇的草。先前玩打仗的游戏很有意思，但现在，他们的脑袋里总想起那个唇间含着叶子的士兵那忧伤的眼神，想起了将军抹掉了葡萄园与农舍的那毛茸茸的手指。乔瓦尼诺尽量去想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游戏，但在每一缕思绪之间，那些忧伤的眼睛和红色的手指总是不时地回到他面前。

他有了一个新主意。“一个新游戏！”他跳起来。那里有一堵被香忍冬爬得密不透风的墙。乔瓦尼诺拽着香忍冬的枝头，拉下来长长的一条，把它向后拖着，同时还要注意不弄断它，不把它从墙上拔掉。“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是什么？”

“这是一根导火索，和威力无穷的三硝基甲苯炸药相接，藏在军团参谋部地下。”

“那应该怎么做？”

“你捂住耳朵。我要给导火线点火了，几秒钟以后，军团就会爆炸了。”

赛来内拉立刻塞住了耳朵，乔瓦尼诺做出点上一根火柴的动作，并把火柴送到导火索旁，然后发出嘶嘶嘶……的声音，然后用那目光跟着那正在被火苗消耗掉的导火索走。“我们扑到地上去，快，赛来内拉！”他大嚷着，自己也用双手捂住了耳朵，两个人都俯下脸。

“你听见没有？这轰隆声真是可怕极了！军团没了。”

乔瓦尼诺又拉过那攀缘植物的一根枝藤。“你知道这根导火索又是去哪里的吗？是去参谋部底下的。”

参谋部也被炸掉了。

“现在你炸什么？”赛来内拉刚从地上爬起来就问。

乔瓦尼诺不知道师后面是什么了。

“我觉得不剩下什么了，”他说，“所有的都被炸掉了。”

于是他们下到海滩边，去做沙堡。

（有删改）

流光似水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圣诞节一到，孩子们又提出了买一条手划艇的要求。

“行，”爸爸说，“等咱们回到卡塔赫纳就买。”

但九岁的托托和七岁的乔尔比父母想象的执拗得多。

“不，”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现在就要，在这儿就要。”

“可是，”妈妈开口了，“要想在这儿航海，你们只能打开浴室喷头放水了。”

她和丈夫的话都没有错。他们在西印度卡塔赫纳的家有个带海湾船坞的院子，还有一个可容两艘大游艇的棚舍。而在马德里，他们全家挤在卡斯特拉纳街47号的五楼公寓里。可是他俩曾经答应孩子们，如果他们得了全班第一，就送他们一艘有六分仪和罗盘针的划艇，孩子们做到了。于是爸爸把这些都买来，那是一艘漂亮的铝艇，吃水线有一道金色条纹。

“小艇在车库里。”午饭时爸爸说，“问题是车库也没多大地方了，而且没法拿上来，走电梯或者楼梯都不行。”

可是第二个礼拜六下午，孩子们请同学帮忙把小艇搬上楼梯，好不容易才搬到女佣房。

爸爸说：“恭喜！现在呢？”

男孩子们说：“没怎么样啊，我们只是要把小艇放在房间里，现在已经放进来啦。”

又一个礼拜三。爸爸妈妈照例看电影去了。孩子们成了家里的大王兼主子，他们关上门窗，打破客厅里一个亮着的灯泡。一股清凉如水的金光流泻出来，他们任由它流到近三尺深；于是关掉电门，拿出划艇，就在屋内的小岛之间随意航行。

这次神奇的冒险是我参加一期家用品诗歌研讨会，说了几句玩笑话的结果。托托问我为什么一碰开关灯就会亮，我没有勇气多思考。“光就像水，你一扭开龙头，它就出来了。”我说。

于是他们每礼拜三晚上继续行船，学习使用六分仪和罗盘针，等他们的父母看完电影回家，总发现他们在干干的陆地睡得像天使。几个月后，他们渴望走更远，就要求全套的潜水装备，包括面具、鳍状肢、氧气筒和压缩空气枪。

父亲说：“你们把一艘不能用的划艇放在女佣房间已经够糟了。现在你们还要潜水装备，岂不更糟糕？”

“如果我们第一学期赢得金栀子花奖呢？”乔尔说。

母亲惶然说：“不，已经够了。”

父亲责备她太强硬。

她说：“这两个孩子该尽本分的时候，连根钉子都赢不到。可是为了得到他们要的东西，他们什么奖都拿得到，连老师的位子都能抢到手。”

最后父母既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可是到七月，托托和乔尔各获得一个“金栀子花奖”，且获得校长公开表扬。那天下午，他们没有再开口，就在卧室里发现两套未拆封的潜水用具。于是下一个礼拜三，他们的父母在电影院观赏《巴黎最后探戈》的时候，他们把公寓注满了深达两寻(约5.33米)的金光，像温驯的鲨鱼在床铺等家具底下潜游，从光流底部打捞出不少几年来迷失在黑暗里的东西。

在年终颁奖大会上，两兄弟被赞誉为全校典范，获颁杰出奖状。这次他们用不着开口，父母主动问他们要什么。他们非常讲理，只要求在家开个宴会招待同班同学。

下一个礼拜三，他们的父母正在观赏《阿尔及尔战役》时，卡斯特拉纳街的行人都看见一道光瀑从一幢树影掩映的旧楼流泻下来，溢出阳台，一股一股沿着房屋正面倾泻而下，呈金色洪流急奔下大道，一路照亮了整个城市，直亮到瓜达拉巴。

救火队为应付这个紧急状况，撞开五楼的门，发现公寓满是金光，一直淹到天花板。豹皮沙发和安乐椅在吧台流出的酒瓶和大钢琴间高高低低漂浮着，钢琴上的马尼拉罩巾载浮载沉，像一条金黄色的软骨鱼不停地扇动。家用品诗意盎然，自己长了翅膀在厨房的天空飞翔。孩子们跳舞用的军乐队乐器，在母亲水族箱里游出来的彩色鱼儿间漂来漂去，那些鱼是浩瀚的金光沼泽里唯一活生生而且快快乐乐的动物。

大厅那一头，托托戴着潜水面具和仅够抵达港口的氧气，坐在船尾，随浪潮摆动，手握紧双桨，正在找灯塔；乔尔浮在船头，还在用六分仪寻找北极星；满屋子漂浮的是他们的三十七个同学，有的正在窥视天竺葵盆栽，有的正在唱改了歌词来嘲弄校长的校歌，有的正从爸爸的酒瓶偷喝一杯白兰地酒，就这样化为永恒。他们同时扭开太多灯，公寓泛滥成灾，医院传教士圣茱丽安纪念小学的整整两个班学生遂淹死在卡斯特拉街47号五楼——在西班牙的马德里，一个夏天像火烧、冬风冷如冰、没有海洋也没有河流、内陆根性的居民永远学不会光海航行术的遥远城市。

俄罗斯性格

（苏联）阿·托尔斯泰

当德国鬼子已经被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的时候，我的朋友叶戈尔·德略莫夫的坦克在小山冈上的一片麦地里中了弹，机组有两名战士当场牺牲。中了第二弹后，坦克着起火来。驾驶员丘维略夫拖着他爬过一个又一个弹坑到救护站去。

叶戈尔·德略莫夫活了下来。他在医院里躺了八个月，做了一次又一次整形手术，医生给他重新做了鼻子、嘴唇、眼睑和耳朵。八个月之后拆掉绷带的时候，他看见了自己的面孔。那个把一面小镜子递给他的护士，把身子转了过去，抽泣起来。他立即把镜子还给了她。

他说：“这还不算是最糟糕的事。就这副嘴脸也一样能活下去，一样能回到战场。”

他被批准休假二十天，为了彻底养好身体，他动身回家探望父母去了。

他下了车后步行了十八俄里。四面是厚厚的积雪，空气潮湿，周围阒无人迹。冰冷的风不停地吹开他军大衣的下摆，在他耳边孤独凄凉地呼啸。等他进得村来，已经是傍晚时分了。他忽然停下脚步，把手插在大衣兜里，摇了摇头，转过身斜插着走到父母住的房子侧面，站在齐膝深的雪里弯下身子往窗里探望。叶戈尔·德略莫夫隔着窗子看着母亲，心里明白：绝不能让母亲受惊，不能叫她苍老的面孔由于绝望而抽搐。

他打开篱笆门进了院子，走上台阶敲起门来。母亲在门里应声问道：“是谁呀？”他回答说：“是苏联英雄格罗莫夫中尉。”

他的心剧烈地跳出来，使他不由得一肩头靠到了门框上。是呀，母亲并没有听出他的声音来，就连他自己也好像是头一回听到自己的声音。动了多次手术之后，他的嗓音变了，变得嘶哑不清了。

“玛利娅·波莉卡尔波芙娜的儿子德略莫夫上尉托我给他母亲捎口信问好来了。”

母亲立即打开门，扑到他跟前，握着他的双手问道：“我的叶戈尔活着吗？他身体好吗？您这位大哥请进屋去吧！”

叶戈尔·德略莫夫在桌子旁边的长凳上坐了下来，他开始对母亲讲她儿子的情况，也就是讲自己的情况，讲得很详细：讲他吃得怎样，喝得如何，什么也不缺，身体一直很好，总是快快活活；同时也讲了他和他那辆坦克参加过的战斗，但是讲得很简单。

“请您告诉我，打仗是不是挺可怕的？”母亲打断他的话这样问道，一面用那双黑黝黝的、此刻对他视而不见的眼睛直盯着他的脸。

“是的，老妈妈，当然是挺可怕的。不过我们已经习惯了。”

他的父亲叶戈尔·叶戈罗维奇回来了。他对客人瞧了几眼，在门槛上跺了跺已经穿破了的毡靴，不慌不忙地解下围巾，脱掉短皮大衣，然后走到桌子跟前和客人握手问好。啊，这是他多么熟悉的手啊，这就是他小时候每当犯了错误父亲用来惩罚他的那只又宽又大的手啊！父亲什么也没有问便坐了下来，半闭着眼睛，也开始听着他讲的那些事。

德略莫夫上尉坐的时间越长，把自己的事当成别人的事讲得越多，就越是没有办法把真相和盘托出，坐在父母的桌子面前，他既觉得幸福温暖，又感到委屈心酸。他们就像当年那样坐下来吃晚饭，在吃饭的时候，德略莫夫上尉才发觉母亲特别留神地盯着他握勺的那只手。他苦笑一下，这时母亲抬起头来，脸上的肌肉痛苦地抽动着。

父母在火炕上腾了一个地方给他睡。在隔扇的那一边，父亲不时轻轻地打着鼾；母亲翻来覆去，唉声叹气，睡不着觉。上尉用双手捂着脸趴在那里，心里想道：“妈妈呀，我的妈妈呀！难道到这会儿你还认不出我来！难道你就认不出这是我？……”

就在这一瞬间他下定决心要走，而且明天就走。

他回到了原来所在的团队。战友们怀着由衷喜悦的心情迎接他归队，这就使他卸下了那个把他折磨得吃不下、睡不着、喘不过气来的精神包袱。

大概过了两个星期，母亲来了一封信：

“你好，我最最亲爱的儿子。我真怕给你写这封信，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想才是。有一个人从你那儿到咱家来过，这个人好极了。他本来打算要住几天的，可不知为什么收拾起东西说走就走了。打那以后，我就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总觉得那是你回来过。你爹为了这个尽骂我，他说：‘你这个老婆子发疯了吧，要是这个人是咱们的孩子，难道他不会明说吗？……他干嘛要瞒着呢？如果他的脸变得和来过咱家的这个人那样，咱们该感到自豪才对。’你爹老是想要把我说服，可是我这颗做娘的心呀，却还是一个劲地认准了，小叶戈尔呀，你给我写封信来，告诉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莫非我真是疯了不成？……”

叶戈尔·德略莫夫把这封信给我看了。我对他说：“傻瓜呀，你这个傻瓜！快给你母亲写封信请罪吧！别把她折腾疯了……她就那么稀罕你的脸蛋子了？！因为你的脸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她还会更疼你哩！”

他当天就写了这样一封信：“亲爱的双亲：请原谅我糊涂不懂事，回过咱家的那个人确实是我——你们的儿子……”

过了几天，我和德略莫夫正站在靶场里，一个士兵跑来对他说：“大尉同志，有人找您。”这个士兵虽然站得规规矩矩，可是脸上那副表情好像打算去喝二两庆祝什么喜事似的。我们动身回镇上去，当走近我和他合住的房子时，我看见他六神无主，无缘无故地一个劲儿地清嗓子……我想：“坦克手呀，你这个坦克手，怎么还会这样紧张！”我们走进屋去，他走在我的前面。我听见他说了一声：“妈妈，你好哇！这是我呀！……”于是我看到一个瘦小的老太太扑上去紧贴在他的胸前。

是啊，这就是俄罗斯性格！看来，一个人是平凡的，但是，当严峻的灾难降临的时候，他的心中会产生一种伟大的力量……

（有删改）

在异乡^①

（美）海明威

秋天，战争不断进行着，但我们再也不去打仗了。米兰^②的深秋冷飕飕的，天黑得很早。转眼间华灯初上，这时沿街看看橱窗很惬意。商店门外挂着许多野味：雪花洒在狐狸的卷毛上，寒风吹起它们蓬松的尾巴；掏空内脏的僵硬的鹿沉甸甸地吊着；一串串小鸟在风中飘摇，羽毛翻飞着。这是一个很冷的秋天，风从山冈上吹来。

每天下午，我们都上医院去。葬礼的仪式时常在院子里举行。我的膝关节有病，从膝盖到踝节之间的小腿僵直，没有腿肚子似的。医生说：“一切都会顺利的。小伙子，你是个幸运儿。你会重新踢足球的，像个锦标赛选手。”

旁边的手术椅中坐着一位少校。他的一只手小得像个娃娃的手。上下翻动的牵引带夹着那只小手，拍打着僵硬的手指。轮到他检查时，少校对我眨眨眼，一面问医生：“我也能重新踢足球吗，主任大夫？”他的剑术非常高超，战前是意大利最优秀的剑术家。

每天，还有三个同我年龄相仿的小伙子到医院来。我们都佩着同样的勋章，除了脸上包着黑丝绢的小伙子——他在前线待的时间不长，所以没有得到勋章。

起初，因为我佩着勋章，那些伙伴对我颇有礼貌，问我是怎样获得勋章的。我便拿出奖状给他们看，上面尽是些冠冕堂皇的词语，诸如“RATELLANZA”“ABNEGAZIONE”^③，等等。但是，透过这些辞令，可以看出真正的含义：我受奖仅仅由于我是个美国人。打那以后，伙伴们对我的态度有点变了。

至于那位少校，杰出的剑术家，他可不相信人是勇敢的。每当我们坐在手术椅中，他总要不厌其烦地纠正我的意大利语法。不过，他却夸奖我口语流畅。我们轻松自如地用意大利语闲聊。有一天，我对他说，“意大利语一学就通，说起来挺容易，我不太有兴趣了”。“嗯，不错，”少校说，“那你为什么不研究一下语法呢？”于是他就教我语法。不久，我感到意大利语完全变了样，以致当我脑子里语法概念模糊时，都不敢同他交谈了。

我可以肯定，少校不相信机械治疗，可他总是按时上医院，从不错过一天。当我学不好意大利语法时，他骂我是个丢人的大笨蛋，并且说，他自己也是个傻瓜，煞费心思来教我。少校长得矮小，却笔挺地坐在手术椅中，将右手伸入机器，让牵引带夹着手指翻动，眼睛直盯着墙壁。

“要是战争结束了，要是真有那么一天的话，你打算干些什么？”少校问我，“注意，语法要正确！”

“回美国。”

“结婚了吗？”

“没有，但很想。”

“你太蠢了，”他看上去很恼火，“一个男人决不能结婚。”

“为什么，少校先生？”

“别叫我少校先生。”

“为什么男人不应该结婚？”

“不该，就是不该，”他怒气冲冲地说，“即便一个人注定要失去一切，至少不该使自己落到要失掉那一切的地步。他不该使自己陷入那种境地。他应当去找不会丧失的东西。”

他说着，眼睛直瞪着前面，显得非常恼怒、痛苦。

“可为什么一定会失掉呢？”

“肯定会失掉，”他望着墙壁说，然后，低下头看着整形器，吱吱咯咯地把小手从牵引带里抽出来，在大腿上狠狠拍几下。“肯定会失掉，”他几乎大吼了，“别跟我争辩！”接着他对看管机器的护理员叫道：“来，把这该死的东西关掉！”

他回到另一间诊室去接受光疗和按摩了。一会儿，我听见他向医生请求借用电话，后来，门关上了。他重新回到这间房间时，我正坐在另一把手术椅中。他披着斗篷，戴着帽子，径直朝我坐的地方走来，把一条胳膊搁在我的肩上。

“真对不起，”他说，一面用那只好手拍拍我的肩膀，“刚才我太失礼了。我妻子刚去世，请原谅。”

“噢……”我惋惜地说，“非常遗憾。”

他站在那儿，咬着下嘴唇。“忘掉痛苦，”他说，“难哪！”

他的目光越过我，望着窗外。接着他哭了。“我简直忘不掉悲痛。”他边说边哽咽着。然后他失声痛哭，又抬起头，茫然呆视着，咬紧嘴唇，泪流满面，接着，挺起腰，带着军人的姿态，迈过一排排手术椅，昂然而去。

医生告诉我，少校的妻子很年轻，死于肺炎；少校直到残废不能再打仗后，才同她结婚。她只病了几天。谁也没料到她会死。在少校坐的手术椅的对面墙上，挂着三张照片，都是类似他的病例，但已整形，完全是正常的手了。我不知道医生打哪儿弄来这些照片的。我一向以为，我们这些人是第一批来试验医疗器的。不过，少校对那些照片却很淡漠，他只是向着窗外，凝望着。

（选自《海明威短篇小说选》，有删改）

桥边的老人^①

海明威

一个戴钢丝边眼镜的老人坐在路旁，衣服上尽是尘土。河上搭着一座浮桥，大车、卡车、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涌过桥去。骡车从桥边蹒跚地爬上陡坡，一些士兵扳着轮辐在帮着推车。卡车嘎嘎地驶上斜坡就开远了，把一切抛在后面，而农夫们还在齐到脚踝的尘土中踯躅着。但那个老人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太累，走不动了。

我的任务是过桥去侦察对岸的桥头堡，查明敌人究竟推进到了什么地点。完成任务后，我又从桥上回到原处。这时车辆已经不多了，行人也稀稀落落，可是那个老人还在原处。

“你从哪儿来？”我问他。

“从圣卡洛斯来，”他说着，露出笑容。那是他的故乡，提到它，老人便高兴起来，微笑了。

“那时我在看管动物，”他对我解释。

“噢，”我说，并没有完全听懂。

“唔，”他又说，“你知道，我待在那儿照料动物。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圣卡洛斯的。”他看上去既不象牧羊的，也不象管牛的。我瞧着他满是灰尘的黑衣服、尽是尘土的灰色面孔，以及那副钢丝边眼镜，问道，“什么动物？”

“各种各样”他摇着头说，“唉，只得把它们抛下了。”

我凝视着浮桥，眺望充满非洲色彩的埃布罗河三角洲地区，寻思究竟要过多久才能看到敌人，同时一直倾听着，期待第一阵响声，它将是一个信号，表示那神秘莫测的遭遇战即将爆发，而老人始终坐在那里。

“什么动物？”我又问道。

“一共三种，”他说，“两只山羊，一只猫，还有四对鸽子。”

“你只得抛下它们了？”我问。

“是啊。怕那些大炮呀。那个上尉叫我走，他说炮火不饶人哪。”

“你没家？”我问，边注视着浮桥的另一头，那儿最后几辆大车正匆忙地驶下河边的斜坡。

“没家，”老人说，“只有刚才讲过的那些动物。猫，当然不要紧。猫会照顾自己的，可是，另外几只东西怎么办呢？我简直不敢想。”

“你的政治态度怎样？”我问。

“政治跟我不相干，”他说，“我七十六岁了。我已经走了十二公里，我想我现在再也走不动了。”

“这儿可不是久留之地，”我说，“如果你勉强还走得动，那边通向托尔托萨的岔路上有卡车。”

“我要待一会，然后再走，”他说，“卡车往哪儿开？”

“巴塞罗那，”我告诉他。

“那边我没有熟人，”他说，“不过我还是非常感谢你。”

他疲惫不堪地茫然瞅着我，过了一会又开口，为了要别人分担他的忧虑，“猫是不要紧的我拿得稳。不用为它担心。可是，另外几只呢，你说它们会怎么样？”

“噢，它们大概挨得过的。”

“你这样想吗？”

“当然，”我边说边注视着远处的河岸，那里已经看不见大车了。

“可是在炮火下它们怎么办呢？人家叫我走，就是因为要开炮了。”

“鸽笼没锁上吧？”我问。

“没有。”

“那它们会飞出去的。”

“嗯，当然会飞。可是山羊呢？唉，不想也罢。”他说。

“要是你歇够了，我得走了，”我催他。“站起来，走走看。”

“谢谢你，”他说着撑起来，摇晃了几步，向后一仰，终于又在路旁的尘土中坐了下去。

“那时我在照看动物。”他木然地说，可不再是对着我讲了。

“我只是在照看动物。”

对他毫无办法。那天是复活节的礼拜天，法西斯正在向埃布罗挺进。可是天色阴沉，乌云密布，法西斯飞机没能起飞。这一点，再加上猫会照顾自己，或许就是这位老人仅有的幸运吧。

灰色的月亮^①

【日本】志贺直哉

①立在东京车站的失掉了屋顶的走廊里，虽然没有风，却感到一阵阵的寒气，幸而出来的时候穿了一件夹大衣。同来的两个人，搭上先到来的绕道上野的车子走了，我一个人留在后面，等候绕道品川的车子。

②天空阴暗，灰色的月亮朦胧地照着日本桥旁烧焦的废墟。大概是阴历初十左右，月亮很低，不知什么缘故，看来好像很近。时间是八点半的样子，人很少，宽大的走廊显得更加宽大了。

③远远望见电车的头灯，不一会就突然近来了。车内乘客不多，我在对面的车门边，找到了空位子坐下。右首是一个穿束脚裤子的五十岁光景的妇人，左首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大概是少年工人，背对着我，因为座位上没有靠手板，他就横坐着，面对着车门。我刚上车的时候偶然瞅见这孩子的脸，他闭着眼睛，茫然地张着大嘴，上半截身子前仰后合地摇晃着。不是他故意在摇晃，是身体往前面倒下去，再直起来，又倒下去，这样不断地反复着。如果是打瞌睡，这样打个没完，叫人瞅着不好受，我出于本能地跟着少年工人保持了一段距离。

④车子到有乐町、新桥，上来了许多乘客，有几个像是买了东西回家的。一个二十五六岁红圆脸的青年，把扛在肩上的一只挺大的帆布包，放在少年工人身边，劈开双腿在旁边站下来。在他后面，又被人挤上来一个也扛着帆布包的四十来岁的汉子。汉子上车后，望了望前面的青年。

⑤“搁上去行吗”也不等人回答，就把肩上的包往下卸。

⑥“慢着，压上去不行。”青年护住自己的布包，回头望着那个汉子。

⑦“啊，对不起。”他抬头望一望行李架，行李架上搁不下那个包，他只好在狭窄的地方局促地侧着身子，仍旧把包扛在肩上。

⑧青年觉得对不起他，说他那个包，可以把一半搁在我和少年工人座位的中间。

⑨“不用了，并不沉，只是嫌累赘才想搁一搁，不用了。”那汉子这么说着，轻轻地点了点头。我在旁边看着觉得很惬意，这时节，看来人的脾气都变好了。

⑩车子过滨松町，接着到了品川，有人下去，可是上来的人更多。这其间，那少年工人仍旧前仰后合地摇晃着他的身子。

⑪“啊，看他这张脸。”有人这么说了。说话的是四五个像公司职员中的一个，他的同伴都笑起来了。我这边望不见少年工人的脸。可是那公司职员说得可笑，大概那一张脸一定是可笑的。车子里顿时充满了快活的气氛。

⑫那时候，圆脸的青年回头望一望身后的汉子，用手指头点点自己的胃部，小声地说。

⑬“看样子差不多啦。”

⑭那汉子好似吃了一惊，默默地望了一望少年工人说：“是么？”

⑮刚才那些发笑的人，好像也觉得有点奇怪：

⑯“是有病么？”

⑰“恐怕是喝醉了吧。”

⑱他们这样猜测着，其中一个人说：“看样子也不像。”这样，大家好像都明白是怎么回事，立刻不作声了。

⑲少年工人的粗布工作服肩头是破的，从里边钉上了块手巾布，倒戴着一顶军帽，帽檐下露出肮脏的脖子，瘦得可怜。他现在不摇晃身子了，脸不住地挨擦着车窗与车门之间的那块夹板。这样子完全是一个孩子，在他迷迷糊糊的头脑里，大概把这夹板当作了谁，正在和他亲热吧。

⑳“喂！”站在前面的那个大汉，用手拍一拍他的肩头，问了：“你上哪儿去？”少年工人没有答话，那汉子又问了一声。

㉑“到上野去。”他很忧郁地回答了。

㉒“不对啊，你坐倒了，这是到涩谷的车啊。”

㉓少年工人站起来想往窗外看，身体失去了重心，突然向我这边倒过来。当少年工人向我倒过来的时候，我几乎像条件反射一样用肩头把他顶回去了。完全是出于不意地，但我后来想想真觉得奇怪。这动作跟我当时的心情是完全相反的，使我自己也觉得惊奇。当我把他顶回去的时候，他的身体很少有什么抵抗力，这使我心里更觉得不好受。我的体重现在已减到九十多斤，可是少年工人的身体却比我轻得多。

㉔“在东京站已经在车上了，坐过了站了——你是在哪儿上车的？”我从他身后问了。

㉕少年工人没回过头来说：“在涩谷上车的。”

㉖“从涩谷上车，绕了一个大圈子。”有人这样说。

㉗少年工人脑门贴在窗玻璃上，想往窗外望，一会儿又不望了，用仅能听见的低低的声音说：“到哪，都没有关系。”

㉘少年工人这句自言自语的话，后来一直留在我心里。

㉙身边的搭客们，以后再没谈那少年工人，大家觉得反正没有办法了。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觉得反正没有法子了。假使我带着吃食，我会送给他安一安自己的心；给他钱，即使白天，或许也买不到吃的，何况现在是晚上九点钟了。我带着黯淡的心情，在涩谷站下了电车。

㉚这是1945年10月16日的事情。

梅梅

【哥伦比亚】马尔克斯

梅梅端来一盘甜点心和两个小咸面包，这还是她从我妈妈那里学来的。时钟敲过九点。在店铺后面，梅梅坐在我对面，味同嚼蜡地吃着。缅怀过去，梅梅流露出无限的眷恋和惆怅之情。在柜台上那盏昏暗的油灯下，她显得憔悴多了，苍老多了。很明显，那天晚上梅梅特别怀念当年的生活，似乎这些年来她的年龄一直静止不动，时间也根本没有流逝，直到那天晚上回首往事，时间才又流动起来，她也才开始经历姗姗来迟的衰老。

梅梅直着腰坐在那里，神色凄然。她谈起上世纪末大战以前我们家绚丽多彩的田园生活。她回忆起我妈妈。“她跟你长得一模一样。”梅梅说。而我真的相信她。我坐在梅梅对面，听她说话的口气，有时挺有把握，有时又含含糊糊，似乎在她的回忆中有许多是不可信的传闻。她说，战争期间我父母背井离乡，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在马孔多落下脚来。为逃避兵祸，他们到处寻找一个又兴旺又静谧的安身之处，听人家说这一带有钱可赚，就找到这里。那时候，这儿还是个正在形成的村落，只有几户逃难的人家。他们竭力保留传统的生活方式，恪守宗教习俗，努力饲养牲口。对我父母来说，马孔多是应许之地，是和平之乡，是金羊毛^【注】。他们找到了合适的地方，就动手重建家园。没过几年，就盖起一所乡村宅院，有三个马厩和两间客房。梅梅不厌其详地追忆这些细节，谈到各种荒诞不经的事情，恨不得让它们都重演一遍，这当然是办不到的，为此她很伤心。她说：“一路上，倒也没遭什么罪，从没缺吃少喝。”就连那几头牲口也在蚊帐里睡觉。这倒不是因为爸爸是个疯子，或是有钱没处花，而是因为妈妈是个大慈大悲的人，特别讲究人道。她认为，在上帝看来，保护人不受蚊虫袭击和保护牲口不受蚊虫袭击，同样都是天大的好事。不管走到哪儿，我父母总是带着一大堆稀奇古怪、碍手碍脚的东西。箱子里装着祖辈的衣服，这些老人早在我父母出生以前就去世了，他们的尸骨即使掘地几十来也未见得能找到。盒子里的炊具早就没人用了，是我父母的远房亲戚传下来的。甚至还有一个装满圣像的箱子。每到一处，他们就用这些圣像搭起一座家用的神坛。

梅梅回忆往事，不胜凄怆。看起来，她似乎把时光的流逝看成是个人的损失。她那被回忆揉碎的心灵在想：倘若时光静止不动，她岂不是还在路上游逛吗？长途跋涉对我父母来说固然是一次惩罚，但对孩子们来说，却像过节一样。

她说，打那以后，事事就都不遂心了。上世纪末，疲惫不堪的一家来到刚刚出现的荒村——马孔多，对刚刚遭到战争破坏的往昔美好生活还恋恋不舍。梅梅想起了刚到这儿时我妈妈的情况。她偏着身子骑在一头骡子上，挺着个大肚子，面色焦黄，两只脚肿得沾不了地。我爸爸心里恐怕也不太满意，可他还是不顾风险浪恶，预备要在这儿扎下根来，等着妈妈临盆。在跋涉途中，孩子在妈妈腹内逐渐长大。然而越是临近分娩，死神离妈妈也越近。

灯光照出梅梅的侧影。她那印第安人特有的粗犷神情，像马鬃或马尾一样波密平直的头发，让她看上去就像一尊正襟危坐的神像。坐在店铺后面这间热气腾腾的小屋子里，她的面色发青，好似幽灵，说起话来，恰如神在讲述自己如何饱经人间沧桑。我过去从没有和她接近过。可是这天晚上，她突然如此诚挚地向我表露出亲切的感情，我感到一种比血缘关系更牢固的东西把我们连在一起了。

梅梅暂时不说话了，一片愁云悄悄地遮住了她脸上的光彩。我明白了，为什么梅梅想起我们家先前的生活，显得那么留恋。如今，生活起了变化，日子好过多了，马孔多变成了喧闹的集镇。钱多得花不了，每逢周六晚上，人们都可以在镇上大肆挥霍一气。然而，梅梅对美好的昔日还是感到恋恋不舍。外面在大肆挥霍金钱，而在店铺后面，梅梅依然过着枯燥乏味、不为人知的生活、白天守着柜台。

“小买卖做得怎么样？”我问。

梅梅笑了笑。这是凄凉的惨笑，看起来倒不是因为现在情绪不佳，而像是她把这种惨笑收藏在抽屉里，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就拿出来。她笑得很笨，似乎平时难得一笑，连怎么正常笑也忘得一干二净了。“就那样。”说着，她莫名其妙地摇了摇头，随即又沉默了，真叫人捉摸不透。我想我该走了，把盘子递给梅梅。只见她站起身来，把盘子撂在柜台上。从柜台那儿她瞧了我一眼，又重复了一句：“你和她长得一模一样。”刚才我坐在背灯影的地方，灯光从背后照过来，脸模糊不清。梅梅在谈话的时候，准是没看清楚。她走过来，又坐下了。

她又追忆起妈妈刚到马孔多的那几天。妈妈一下骡子，就坐到一把摇椅上，一连三个月没动窝儿，饭也懒得吃。她感到死亡正从脚底板朝上蔓延。分娩的那天到了，临产的阵痛使她陡然振作起来。她自己站起身，然后由别人挽着她走完从走廊到卧室这二十步路。从摇椅到床边的这段路途，她经受了几个月长途跋涉中没有过的痛苦、折磨和刑罚。但是，在了却一生中最后一个心愿前，她终于去到了应该去的地方。

梅梅说，妈妈一死，爸爸完全绝望了。他记得一本书上讲到过，亲人去世了，应该种一株茉莉，这样就能夜夜想起她。于是他在庭院靠墙根的地方种了一株茉莉。

有几次，我觉得梅梅说着就要掉眼泪，可最后，她还是忍住了。她又笑了笑，在椅子上伸了个懒腰，脸上露出温柔的表情。她身子朝前一倾，似乎已经在心中理清了这笔痛苦的孽债，并且发现在美好的回忆中，总还是得大于失吧。她又笑了，脸上又现出原来那种宽厚、调皮的亲切劲儿。

（节选自《枯枝败叶》，有删改）